[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胡平作品选编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胡平作品选编]->[柏林墻与逃港潮]
胡平作品选编
·《劳动教养和留场就业》评介
·对犬儒主义的一点说明
·胡平透彻分析两岸关系──在哈佛燕京“中国论坛”上的演讲
·书评《记忆的伦理学》简介
·希望就是力量--纪念“六四”十六周年
·往事不堪回首
·纪念就是抗争-在纽约地区纪念“六四”十六周年集会上的讲话
·【专访】胡平谈新作《犬儒病》
·读《江泽民和他的十五年》有感
·法轮功是在搞政治吗?
·我们时代的见证文学——阅读廖亦武《证词》
·读《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感言
·学习《入狱须知》读欧阳懿的《狱后杂谈》
·马英九将胡锦涛一军
·朱成虎讲话意图何在?
·危乎哉!中国的民主橱窗-坚决支持太石村民维权抗争
·简评康晓光的儒教治国论
·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评李敖大陆行
·从超女现象看中国人是否政治冷感
·胡平在联大会议场外的讲演
·从李敖谈到自由主义
·胡平《论言论自由》电子文本
·也谈所谓“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
·是自由主义,还是机会主义?——评李敖大陆行
·太石村是当今中国的缩影
·余杰《为自由而战》序言
·巴金与说真话
·伟哉黄万里
·专访胡平:评布什亚洲行和布胡会谈
·必须制止中共政府黑社会化的危险趋势
·读吴思《潜规则》与《血酬定律》
·简评中共民主白皮书
·偉大的容忍——論胡耀邦精神
2006年
·刘宾雁支持法轮功抗暴维权
·人格的力量
·再不大声疾呼就来不及了——推荐《和解的智慧》
·胡平新书《法轮功现象》自序
·如何在2025年之前消灭世界上最后的独裁者
·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推荐刘晓波新著《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维权律师——我们时代的英雄
·评温铁军福建宁德讲话
·刘国凯《基层文革泥泞路》评介
·寻找隐藏的主语--从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谈起
·再谈中共的黑社会化
·台湾行及其他
·纪念四五运动三十周年
·推荐陈小雅《中国牛仔》
·警察与朋友——读廖亦武《证词》随感
·成王败寇与趋炎附势——从电视剧《施琅大将军》的争论谈起
·历史是宗教 写作是拯救——读鲁礼安《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籲天录》
·听马英九讲台独有感
·文革是三年还是十年?
·还会再来一次文革吗?
·毛泽东的幽灵与中共的命运
·反思文革认清极权专制的本质
·评毛泽东热——写在文革四十周年
·文革中有过言论自由吗?——文革“大民主”辨析
·一个不可忽视的信号
·从领导阶级到弱势群体——推荐于建嵘新着《中国工人阶级状况》
·一面之词
·软力量与专制主义
·陈尔晋和他的《特权论》
·80 年北京高校竞选活动简介
·通过抗争赢得言论自由——从《世纪中国网》被关闭谈起
·民主不能等待
·对刘宾雁作品、思想与角色的几点浅见
·毛泽东是暴君这一结论不可改变
·维持稳定的政治镇压导致经济社会问题
·对维权人士的又一轮打压
·希望有更多的《玫瑰坝》
·不容回避的经济清算问题
·红卫兵小报主编如是说
·为什么最坏者当政?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下)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上)
·祝贺余英时教授荣获克鲁格奖
·《数人头胜过砍人头》自序
·再谈经济清算问题
·《中国巴士底》序
·社会主义:从"从空想到科学",到"从科学到空想"——理查德.派普斯《共产主义实录》评介
·追思何家栋
·如何评价对《大国崛起》的各种评价
·长沙刁民陈洪的博客
·读刘晓波新着《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
·从认识媒体到认识中国——评何清涟新着《雾锁中国》
·陈彦 《中国之觉醒》
·从俞可平文章谈起
·序《卞仲耘之死》
·风云时代的风云人物
·赤裸裸的国家机会主义
·三十年后谈"四五"
·读胡发云小说《如焉》
·历史的误会——读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
·六四屠杀与中国奇迹
·他们知道他们干的是坏事
·赵紫阳的最后思考----推荐宗凤鸣先生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遍地枭雄》说明了什么?
·最珍贵的文字——推荐《中国狱中作家文选》
·原罪与清算——从郑现莉文章谈起
·《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评介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柏林墻与逃港潮

   来源:北京之春
    1989年11月9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柏林墻倒塌了。
   我们知道,东德共产党统治可以说是让难民潮冲开缺口的。东德和西德本来就是一个国家,两边的居民属于同一个民族,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文化和习俗。西德的面积是东德的两倍半,西德方面始终敞开胸怀接纳每一个来自东德的同胞。因此,从东德共产党建政第一天起,就有大量东德民众逃往西德。柏林墻建成后,仍然有很多东德民众冒着生命危险翻越柏林墻。到了1989年,东德政府不得不放松边境管制,于是,千千万万的民众越过边境投奔西德。至此,东德共产党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很快就垮台了。

深圳的逃港偷渡潮


   中国也有难民潮。因为在大陆旁边还有三个华人的社会——台湾、澳门和香港。台湾有海峡天堑相隔,常人只能望洋兴叹;于是,只有澳门和香港可逃,尤其是香港。中国的难民潮主要就是逃港潮,其前赴后继,英勇悲壮,并不亚于柏林墻。

   1997年,两个深圳人创作了一首歌《春天的故事》。歌中唱道:“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位老人是指邓小平。“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是指在广东深圳创办特区。
   如今,创办深圳特区一事被说成是邓小平的高瞻远瞩,神来之笔。其实,这件事在很大程度是被逃港偷渡潮逼出来的。
   官方也承认,自中共建政以来,深圳——仅仅是深圳——发生过4次大逃港事件。第一次1957年前后,反右运动后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初期,其中一次就外逃5000多人。第二次1961年大饥荒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第三次1972年,2万人。第四次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参与越境7万人,最后外逃3万人,而当时的宝安县全县的劳力才只有11万。
   从这4次大逃港事件发生的时间看,前3次都发生在政治压迫特别严厉、经济形势特别恶劣的时期。可见逃港者是为了躲避迫害,寻求自由,躲避贫困,寻求富裕。唯有第4次例外。按说,1979年的中国,政治上相对宽松、经济上开始活跃,各方面都在朝好处转变。为何偏偏在这时逃港者的数量激增?原因就在于,正因为当局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偷渡香港不再是可怕的政治罪名,所以敢于尝试的人就大幅增加。
   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79年5月6日,那一天,在广东深圳的边防前哨,突然聚集起近10万来自广东各地和宝安城乡的民众,形成数十条凶猛的洪流扑向边境线,边防军人束手无策,向天鸣枪示警也没有用,几个哨位一下子被争先恐后非法越境的人流吞噬了。原来在几天前广东各地城乡广泛流传一个谣言说: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3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边防将在当日“大放河口”,容许大家自由进入香港。“于是,成千上万群众几乎在同一时间涌向边境,在长达6公里的边防和海防线正面,实施了‘人海战术’式的中间突破,来势汹汹,实在骇人。仓皇中,离乡背井的人们满怀心事、一脸泪光,拖儿带女步履踉跄地越过边界,任凭前来阻挡的边防军人和干部们千呼万唤也不肯回头。翌日,1979年5月7日,长达20公里的海面上,漂浮起数百具尸体,喧闹的边境突然万籁俱寂”。
   有两个小例子很说明问题。深圳南端的沙头角镇有5000多人,30年间向香港流动累计1万人,等于是两个镇的人数。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两地人均收入相差100倍。新界本来没有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6、70年代,当地公安的主要任务就是监视三偷:偷听地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从中央到地方,严防死守,保持高压状态。但偷渡之风却愈演愈烈。30年间,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的逃港人数到底有多少?迄今没有准确数字,官方数据说参加外逃的将近12万人次,逃出的6万。一位名叫刘宝树的当地老人估计,外逃成功的有30万,参加外逃的不下于100万。
   就这样,一边是自由加资本主义,一边是专制加社会主义。两边的对比是如此触目惊心。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假如大陆不是太大太大,香港不是太小太小,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恐怕早在30年前甚至更早,就被难民潮冲垮了。
   在这种逼人的形势下,中共当局顾不上什么主义了。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就对宝安的官员讲过:“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管他什么主义。”于是当局决定在深圳开办特区。特区之特,说穿了,就是引进资本主义。这一点在中共高层中间是心照不宣的。我听说这样一个故事。1979年,袁庚奉命到广东深圳的蛇口,创办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人,30年前他曾以解放军炮兵团长的身分带兵“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儿子问父亲:30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后你又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变回私有制。你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呢?袁庚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
   1985年春天,我去广州开会。会议期间,在蛇口工业区工作的朋友邀请我去了趟蛇口。这位朋友开车带我来到海滩。他告诉我,就在前几年,还常常有偷渡者的尸体被冲到海滩上。后来我看到官方的一则报道提到,在80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这就是说,仅仅是这一次被发现的偷渡者死亡人数,就大大超过了东德28年间(1961-1989)因翻越柏林墻而死亡人数(239人)的总和。

“我是流氓我怕谁?”


   1979年邓小平访美,卡特总统对邓小平说,他很关心中国人移居国外的权利。因为根据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只有那些允许本国居民自由移居国外的国家才有资格得到最惠国待遇。邓小平当场就反问卡特:“好啊,总统先生,你想要多少中国人?一千万,两千万,三千万?”卡特想不到邓小平竟会如此回答,一时间无言以对。
   一般来说,自由离境权对一个恶劣的专制国家会构成严峻的挑战。只是在实际上,对于不同的国家,这种挑战的严峻程度大不相同。国家大,人口多,相对而言,它对于老百姓“用脚投票”的承受能力就要强一些。所谓“店大欺客”便是这个道理。另外,不同的民族,其适应外国生活的难易程度也很不一样。纵然在美国这样具有高度包容性的国家,华人也始终是较难融入的民族之一。种族、肤色、语言、文化等差别所带来的问题,非身临其境者往往容易低估。因此,中国人来到西方,常常会产生“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或“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之类的感觉。就算国门大开,一去不返者也不会太多。毕竟,台湾、澳门、香港都太小,就算它们对大陆移民来者不拒,也容纳不了多少。这就和东德的情况很不一样。东德只有1600万人口,若是走了十几万几十万有才能有干劲的人就形同一场大失血。再说一墻之隔的西德,既能够、也愿意接纳来自东德的难民同胞,东德人到西德也没什么适应上的困难。所以,1989年秋天东德发生的难民潮,引起朝野震动,最终竟成为东德民主化的导火线。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回答卡特问题时讲到的输出难民,以后竟成为中共应对外界批评的一种模式。例如在六四之后,中共领导人也是这样对西方国家首脑们说:中国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否则就会天下大乱(?)。到那时,会有几百万、几千万,乃至几亿人逃离中国,逃向全世界——“你们受得了吗?”且不说这种说法的谬误虚妄,单单是那种态度,不就是活脱脱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吗?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