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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全書連載07:第一章悠悠歲月第二節父母的路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一個早晨,響了一夜槍聲的城市終於安靜下來。上海的市民們小心冀冀地推開房門,卻發現昨夜進城的解放軍齊齊整整地睡在水泥的街上。
    市民們的心都被感動了,大家都發出驚嘆聲。的確,這樣秋毫不犯的軍隊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共產黨的士兵用他們睡覺的姿勢說明了他們為什麼能打敗國民黨。父親也覺得解放軍和以前北洋軍閥的兵,國民黨的兵都不一樣,但今後究竟如何,生性謹慎的父親走一步看一步。
   但是雖然父母謹慎小心,還是掉進共產黨的陷阱。父親看走眼是因為「共同綱領」。
    「共同綱領」是一九四九年九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由共產黨提出并由其他與會人士一起討論後确定的,其歷史地位相當於中國的臨時憲法。「共同綱領」表面上看起來不錯。它明文确定要「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以及「保護報道真實新聞的自由」。它說,新中國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是新民主主義的特質」,是「要發展資本主義」。這些內容基本上是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以來中共各種官冕堂皇的重大承諾的總匯。
    參加會議的不僅有共產黨,還有中國其他黨派和社會賢達知名人士,上海代表中也有父親知道的一些人。如上海的名律師史良先生,就參與了「共同綱領」的起草和制定工作,父母曾為她代打文件許多年,算是熟人。三十年代史良幾度仗義執言,呼籲司法公正,上海人有口皆碑。又如胡愈之,他是上海工商界的代表人物,為了抗戰胡曾不遺餘力,為中國軍隊生產大量武器。母親尤其對胡厥文的印象很好,那時母親加入了工商業者的政治組織—民主建國會,擔任南市區的工作,胡是民建的創建者之一,與母親曾有多次接觸。

    在上海人的心目中,這些社會賢達一貫反對國民黨的專制和腐敗,都是正直的人,甚至可以說是社會正義的代表。雖然父親對政客和黨人是警愓的,甚至抱有惡感,但他轉念一想:「我沒有理由去相信共產黨,但我也沒有理由不相信那些上海灘的名人,他們總是好人吧,他們的眼光應該不會錯吧。」
   
    在國民黨撤離大陸的時候,曾有國民黨的人來動員父親把廠搬到臺灣去,被父親拒絕。父親不是看好和相信共產黨,他有他的計劃,他想抽出一部分資金去香港。
    一九五一年,他周遊全國,去了重慶、武漢等地。在那裡,父親都不用自我介紹,同行們一聽說是范氏鋼字和扇牌蠟紙的創造人,都紛紛要求合作。父親一呼百應,信心大增。第二年,他又去了香港,他相信他如果選擇在香港發展的話,錢也是穩賺的。當時去香港已有限制,但真決心去香港的人,還可以去得成。在父親逗留香港,實地考察的時候,他在街上遇到了香港小流氓,被掠去了一些錢。其實香港最大的優勢正是法制和治安,但這件偶然的事件卻使父親產生了一個錯誤印象,以為當時的香港和以前的上海差不多,治安都不好,而作為企業家,父親對社會環境和治安情況十分看重。
    父親大為沮喪,他把剩下的錢買了一些機器設備,從水路運回上海,從此打消了在香港建廠的念頭,只希望在「共同綱領」的保護下過太平日子。
   五二年的上海,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已經把社會上的黑社會勢力,包括妓女、鴉片和賭博,統統強行掃蕩完畢。對此父親是贊許和支持的,中國的企業家們渴求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雖然有一些人在中共的政治清況運動中,受到不公正的和過於嚴厲的對待,甚至被過於隨便地槍斃了,使父親覺得美中不足。
    很快厄運就輪到了工商業主的頭上。五三年,中共開始了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為主的「三反運動」,接著又在工商界展開了反五毒,即行賄、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偷稅漏稅、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
    工廠的工人們在政府的挑唆下,開始不聽母親的話。和過去完全不一樣,現在為了讓他們好好幹活,母親得說許多好話。他們惡聲惡氣地責問父母有沒有偷稅漏稅,口口聲聲說他們工人受了業主的剝削,還對廠裡的生產安排和工人待遇提出種種意見。他們不再尊重父母,把父母當作了剝削他們的吸血鬼,各種情況都使父母十分傷心。母親背地裡向我父親訴苦說,「這些小鬼真沒有良心,翻臉就不認人,不看看我們廠對他們有多好,其它廠哪有這樣。」我父親則通常保持沉默。他不喜歡埋怨別人,況且那些工人才是廿歲左右的青年人,不懂世道人情,容易受人欺騙。父親也不敢埋怨共產黨,只好怪自己,「怪只怪自己走錯了一步棋,沒去香港。」
   
    對中國私人工商業損害最大的是中共的政府指令性經濟體制。這套模仿蘇聯的經濟體制建立於五十年代的中期,從管理、財政、商業、物資流通和勞動工資各個方面嚴格控制住了全國的經濟,從此中國經濟的市場機制不復存在,私人企業的生命也枯竭了。政府規定工廠的產品要交給政府收購,工廠需要的原料也由國家統一供應,而價格完全由政府統一制定。所有的工廠主只能忍氣吞聲,因為買家只有政府一家,不想賣也不行;賣家也只有政府一家,不想買也不行。我父親的產品價格原來比別的廠高很多,因此都拉平了,父親少賺了許多錢。
    後來母親知道提出這些政策的人就是我母親曾為他放哨的陳雲,只能嘆息說:「他的手段比四八年打老虎的蔣經國辣手多了」。陳雲為了國家利益而故意損害工商業主的利益,其思路正和蔣經國相似。但結果也和蔣經國一樣,怨聲載道,遺害無窮。
    「五反運動」中父親的工廠被評為半違法半守法戶。父親的問題和其他人一樣,主要是漏稅。一個原因是中國的企業都不注重財務管理,沒有嚴格的財會制度,都想少交一點是一點;另一個原因是指令性經濟體制和政策把一些產品的價格壓低了,企業主想從稅額上撈回一點。上海工商界的頭面人物中只有榮毅仁等少數人被評為完全守法戶。榮家原來的問題也很多,據說是因為毛澤東的意思,要把榮毅仁樹為全國資產階級的樣板,所以當局就恩賜榮家為完全守法戶。為此榮家也付出了代價,榮毅仁向市政府提出申請,將他申新系統的榮氏企業首先實行「公私合營」。
    經過五反運動的衝擊,父親并不感到沮喪。雖然產品的價格給政府壓低了,但由於產量每年不斷的增長,這樣我父母賺的錢反而比以前更多。工人逐步參加生產管理,我母親也不再為生產的技術保密發愁,想保也保不住。
   
    一九五五年,中共又展開了「公私合營」運動。所謂「公私合營」,名義上是政府和私人企業主一起合管,其實就是中共政府收管私有企業。作為補償,政府承諾分若干年連本帶息償還企業的資產,這種固定償還的錢就叫「定息」。清理資產的標準由政府統一決定。至於中共為什麼要違反以前的承諾,貿然接管全國的企業?我父親認為不是因為別的原因,而是因為中共領導人受了蘇聯宣傳的騙。當時蘇聯實行國家管制經濟,表面上看起來發展很快,甚至比西方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更有效率和更符合人性。中共領導人本質上也是急性子的愛國者,希望中國的經濟能一日千里,所以就下決心學蘇聯的樣。但其實蘇聯經濟的高速發展是一種由於不同統計方法和不同經濟理論而造成的誤會。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 上海市工商聯在金碧輝煌的中蘇友好大廈召開「公私合營」大會,有四千人參加了這次會。我父親也參加了,一個人遠遠地坐在後排的角落裡。
    對於「公私合營」,父親的心裡十分不情願,他對自己的企業有深厚的感情。但是往遠處想,國家已經決定實行了指令性經濟政策,把原料和產品的價格都規定死了,工人們又聽共產黨的話,今後的生意根本也做不成;如果政府不給「定息」,像蘇聯一樣以社會主義的名義強行剝奪一切私有企業,中國的私人企業主也沒有辦法反抗。這以前的歷次政治運動已經讓我父親和其他人知道了中共的無頼和厲害。
    所有參加者都正經危坐,每個人嘴上都重複千篇一律的擁護「公私合營」和社會主義的好話,這些話都來自中共的報紙。誰偏離了這些官方規定的論調,誰就犯了政治錯誤,誰就有可能成為反革命分子或壞分子。當了反革命分子或壞分子,連參加「公私合營」的資格和機會都沒有,財產被政府用司法的名義剝奪。
    有一些企業主和父親一樣,參加會議的心情是沉重的,甚至是悲痛的,但並不是所有的企業主都不高興。也有一些經營不善,長年虧損的企業主發自內心地笑了,他們趁這個機會正好把爛攤子扔給政府,換得高額定息。許多企業主因為政府的粗暴干涉,已經逐步失去了自主經營的興趣,覺得購銷兩頭都給政府卡死了,還不如企業給政府拿去算了。
    父母的企業在「公私合營」中吃了大虧,可能是上海私人企業中吃虧最大的。因為當局規定的清產核資,僅計算了廠房、設備和資金等有形資產,而沒有計算企業的隱形資產、信譽、品牌和產品的技術含量。
   
    五六年底,全國範圍的「公私合營」基本完成。父母再沒有自己的工廠和商店了,實業救國的夢就此破滅。
    父親的廠和其他一些工廠合在一起,組成一個新廠,座落在上海外白渡橋旁邊的天潼路上,廠名是:上海計算機打字機廠。一些加入中共的工人和一些退伍軍人擔任了工廠領導,我父親被委任為有職無權的科長。
    父親雖然沒有了權,但技術和鑽研精神眾所周知。「公私合營」不久,國務院西藏辦事處的幹部來廠裡說,英國造的藏文打字機不肯買給中國,給當地政府造成很大麻煩,希望你們能自己造出藏文打字機。廠領導就來找父親,父親的愛國心自然是有的,就應承了這個任務。不到一年,父親就把藏文打字機搞出來了。
    後來,父親又向廠領導多次提出各種技術和生產上的改進意見,但他們卻表現冷淡。起先父親感到奇怪,按父親以往的經驗,競爭是經濟的動力,一個產品要不斷地改進,才能保持一流的質量,有了一流的質量,才能在市場上佔優勢。後來父親慢慢想通了。這些廠領導不關心技術的原因是因為生產的數量、規格和市場銷售都是由國家各級計劃委員會制定的,他們不需要改進產品的質量和生產技術。改進產品不但費時費力,還會影響生產計劃的完成,這樣上級反而不高興。所謂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其實是共產黨的官僚經濟。
   
    母親這時很活耀,擔任了南市區的人民代表,還兼工商聯的工作,天天開會。她早已看穿了共產黨官場的虛偽和腐敗,從來不在會上說真心話。她最得意的事是,當了兩屆人民代表,她僅僅提了一個提議,那個提議是增加上海市區的女廁所。她也從來不認真聽首長們的演講,因為那些話都是報上抄來的,像學舌的鸚鵡,沒有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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