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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全书连载05:第一章悠悠岁月第二节父母的路

第二節 父母的路
   
    老西門是我父母的創業之地,也是我們家的發祥之地。我父親在一九四一年買下了老西門地區文廟路上的一處房產,有七、八間房間。除了父母自己住之外,其餘就是工人的睡房和工場間。我家在那裡住了十二年。
    父母對那個地方有很深的感情。等到我去滬南服裝店上班以後,我母親就要我去那裡看看,「那是你出生的地方,門牌號可能已經換了,但房子應該還在。」
    幾經周折,總算找到了,有點像北京的大雜院,裡面是好些平房。大門已經陳舊,油漆斑駁,祼露的地方滿是孩子們的亂塗亂畫。我從門縫裡看去,大院裡晾滿了衣服,小孩在那裡玩。母親說,自從「公私合營」後,這裡就成了工廠職工住房,住了好幾家人。

    馬路斜對面不遠處是文廟,中國專門祭祀孔子的場所。中國的文化傳統和孔子有很大的關係,所以即使改朝換代,中國人都一直尊敬孔子,視之為中國的聖人。文廟裡的孔子塑像在文革時期被拆除燒毀,現在只留下了空蕩蕩的廟宇和沉甸甸的大紅廟門。四周望去,南市區的民房顯得矮小破舊,石庫門弄堂房子在這個地區不多,已經算是比較好的建築物。但是,在我的心裡,這些都給我溫馨的感覺和美麗的聯想。
   
    我的父親范繼齡生於一九一四年,祖籍江蘇吳縣。據父親說,歷史名篇〈岳陽樓記〉的作者,北宋一代名臣范仲淹是我們家的祖輩先人。但我們到底是范仲淹的第幾代子孫,已無從稽考。父親曾去蘇州老家找過家譜,最後還是找不到。
    我的祖父是個中醫師,專精外科,在他三十三歲因傷寒故世時,在上海灘已頗有名氣。當時中醫師的診所都設在自己的家裡,祖父的家在上海摩爾名路(現稱茂名北路)一條石庫門房子弄堂裡。每天祖父接待的病人數量有嚴格的限額,因此早上五點鐘就有慕名而來的病人在弄堂裡排隊。
    祖父故世時,父親才七歲,正在私塾裡讀書。往後家裡的日子就靠祖母典賣家當,今天一件古董,明天一件首飾,最後只剩下幾百本醫書。家道中落使他從童年時就感受到生活的艱難。父親十五歲時,祖母托人介紹去了上海紗布交易所做學徒,做了一年後看看沒有前途,又去立信會計學校讀書。畢業時,父親考了個全班第一名。然後立即報考中國銀行,考上後被分到福州分行,具體的工作是打字。我的祖母為此感到高興,父親終算有了一份在親友面前說得出口的工作。
    但是我父親在福州才幹了四年,就主動辭職回到上海。中國銀行是中國當時的國家銀行,但他覺得那裡充滿了官場的腐敗氣息,不僅不值得留戀,而且深惡痛絕。父親學的是中英會計師專業,但在中國銀行裡要做會計工作,必須要給上司送禮拍馬屁,還要熬許多年月,這些都讓父親大失所望,而父親原本的理想是三年做個襄理。
    父親的自作主張使所有的人都大為吃驚,尤其是祖母,她為父親回來後沒有工作,要依靠大伯深感不安。那時大伯已經繼承父業,開館行醫,隨著醫術的提高,名氣也越來越大。每天在飯桌上,念經吃斋的祖母都要勸說父親自力更生,說一番阿哥的飯好吃,阿嫂的飯難吃之類的話。
   大伯并不嫌棄父親,很樂意父親和他一起行醫。每天晚上他都給父親講解自己的經驗和中醫理論。當時西醫已經開始流行,大伯也是個開明的人,他高價請來了同濟大學醫學院的教授,在家裡給他和父親講授西方的解剖學和西醫理論。但這一切並不能讓父親感到滿足,他的耳朵裡一直有祖母「自力更生」的叮嚀聲,他不想讓大家以為他沾了大伯的光,他決心要走自己的路。
    但是要走自己的路又談何容易,當時父親除了自己哥哥的幫助外,幾乎一無所有。父親唯一的資歷是在福州的中國銀行打了四年字,算是學了一門手藝。他雖有很多野心勃勃的計劃和設想,卻給其他人的印象是好高騖遠,異想天開,甚至沒有人願意耐心聽他談論。親戚長輩也都認為他是個不安份、不知足的人,不願意再過問他的事。
   
    一九三八年是父親命運轉變的關鍵一年,那一年,我父親認識了我母親。不久,兩人一拍即成,湊了一千元錢,買了一臺日本產的最新式的萬能打字機,在浦東同鄉會五樓一個十平方米的房間裡,掛起了代打文件的牌子,開始了他們共同的人生拼博。
    我母親蔣擷芝是個非凡的女性。她比我父親小四歲,祖籍浙江定海人。在她童年的時代,一般的中國平民家庭,不願意出錢供女兒讀書,因為女兒早晚要結婚,結了婚就是男家的人。我母親的命運也是如此,得不到受教育的機會。等到十二歲時,我母親決心打破這個鎖鏈。她自己找到一所虹口區的平民學校,在她的一再請求下,學校答應不收她的錢。我母親欣喜若狂,外婆再不能用家裡沒錢的理由反對她上學了。由於學習刻苦,成績優秀,不久她不僅做了班長,而且成了校長和老師們的好幫手。
    校長忻公弼 ,又名忻近安,我母親第一次見他時,他還不到三十歲。他說話帶杭州口音,畢業於浙江大學。他讓我母親為他和他的朋友們放哨,有時還要我母親幫助整理和傳遞一些政治性傳單、文件等等。
    忻校長有許多各色各樣的朋友,有西裝革履的有錢人,也有短衫短褲的工人,他們常常在學校裡開會。開會的時候,我母親就坐在門口的一張小凳子上為他們放哨,如果有可疑的人經過,我母親就敲一面小鼓。一聽到小鼓咚咚的聲音,裡面開會的人馬上就開始放音樂,裝著開舞會,或打麻將的樣子。來人中有一個商務印書館來的中等個頭的年輕人,每次他一來,放哨的人就要多加一個人,大家的神情也更緊張。後來母親知道他就是中共的領導人──陳雲。
    忻校長悄悄地告訴我母親,如果上學時看到有警察局的黑車子停在門口就不要再進來。終於,有一天,黑車子出現在學校門口,這個學校的顧老師被捕了。忻校長冒著生命危險去南京,親眼看著顧老師在南京雨花臺被槍斃。
    忻校長忍著悲痛也要走了。他一邊收拾行李,一邊對我母親說,「要是你是個男的,我就帶你走。」他沒有說他將要去哪裡,我母親也沒有問,因為這是共黨的秘密。
    忻校長有一個太太,畢業於杭州師專,平時常常在母親面前流露對朝不保夕的秘密工作的擔憂。在忻離開學校以後,我母親在街上見到她,她居然也對忻的去向和情況一無所知。我母親猜想他們可能不是真夫妻,而是因為工作需要而假份的夫妻。
    我母親說,忻校長是一個勇敢的人,一個忠誠的人,敢於為自己的理想貢獻生命的人,雖然母親像當時大多數上海市民一樣不喜歡共產黨,輕蔑地稱之為「CP」或「赤黨」,但她尊敬忻校長這樣的共產黨員。
   
    我母親在這所學校讀高小的同時,在另一所平民夜校做教師,教低年級的學生。有不認識的字,她就翻字典或回家問她的姐姐,學會了第二天再教給學生。她的姐姐正在上海有名的愛國女中讀中學,那學費的一部分是我母親教小學賺來的。
    我的外公在上海黃浦江邊上的匯中飯店(即現在的和平飯店)做個小管事,這個工作是他擔任這個飯店華人大班的岳父為他謀取的。後來,外公因腿上發「流火」(即:血絲虫病)而不得不時常請假養病在家,因此沒有了收入。我母親還有一個弟弟和三個妹妹正在讀書,家裡的經濟眼見得發生了危機,母親決心停止學校的學習和兼職,去打一份正式的全工。結果由於她的機敏和出色的表現,出人意料地被上海有名的英資美靈頓廣告公司錄用了,公司讓她管理華人職工的賬目。
    這是我母親的第一份工作,當時她才十八歲。第一個月她賺了六十四元,回到家來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那個年代,上海一般紗廠女工的月工資是十元錢,一擔米(五十公斤)是七元。她家族中掙錢最多的一個叔叔一個月才掙四十元。一直重男輕女的外婆感到很自豪,因為我母親比所有親戚家的男人還能幹,還會掙錢。
    外婆有著一雙小腳,走起路來有點搖搖晃晃,不可能如常人一樣奔跑和跳躍。在外婆年輕的時候,清朝末年,社會的習俗凡是女孩子都要纒腳,用布條裹纒腳,使腳不能正常發育生長,其結果是女人有了一只殘廢的小腳。小腳的女人不能外出打工,只能在家裡做些家務,依附於丈夫。然而到了我母親那一代,世界就變了。女人不但不纒腳,還能外出打工,甚至掙得錢比男人多,難怪外婆做夢也要笑醒。
    白天打工,晚上我母親又開始在夜校裡讀英語。一年以後,我母親又離開美靈頓廣告公司,去了一家德國人開的醫院做特別謢士,以小時計薪,每小時三元,一個夜班八小時就是廿四元。我母親不懂德語,怕見到德國醫生,所以只能做夜班,夜班沒有醫生只有中國護士。我母親做護士一直做到廿三歲遇到我父親為止。
    雖然我母親那時的工作和收入都好過我父親,但是我母親慧眼識英雄,坦然地接受了我父親的一切,包括父親的潦倒和那個雄心,其實吸引我母親的正是父親男子漢的雄心壯志。在這之前,母親對打字機,無論中文的還是英文的,一無所知。
   
    一九三八年的上海灘,隨著英美文化的不斷涌入,英文打字機已經在上海的高級知識份子中普遍使用,但使用中文打字機的人還很少,還是一個新事物。那時中文報館已經有他們自己的打字機和打字人員,另外需要使用中文打字機服務的還有律師,以及大學教授。律師們需要清楚的文稿,給自己用或給當事人看;教師們需要教義,抄寫的速度和清晰程度都不能和打字機相提并論。那時全上海有大大小小幾百個律師,教授的數目也差不多,這就是代打文件的主要客源,而用打字機代打文件的店舖也有了五、六家。
    三十年代的上海,有三種中文打字機,一種是舒式打字機,是上海商務印書館在日本打字機的基礎上改進的;另一種是俞式打字機,那是上海一個日本打字機代理商,投機取巧把日本商標改成中國商標,利用當時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的時潮,擴大他的銷路;再一種就是日本人造的打字機,稱之為萬能打字機,質量比舒式打字機要好,佔了大部分中國市場。日本人的廠設在天津、長春和大連。
    我的父母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盡力做到交貨準時,質量保證,態度熱情,使客戶滿意。客戶和定單越來越多,像雪片一樣應接不暇。一年後,他們的代打文件店在上海已有名氣。一次上海交通大學(簡稱「交大」)的一個教授找上門來,要求打印一本百萬字的書,說他們的質量最好,結果差點沒把父母累壞。
    我父親親自代打文件的時間越來越少,他要分一半時間用在研究上和其他工作上。他又在上海山東路開了一個店舖,名為「范氏研究所」,父親常常呆在那裡專心研究打字機和其他新產品。因此也鬧出個笑話,一天一個人坐著黃包車,氣喘噓噓地捧著一塊大石頭來到父親的研究所,要求化驗石頭的地質成份。那人是個地質學家,千里迢迢來到上海。我父親只好賠禮道歉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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