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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全书连载一:第一章悠悠岁月第一节

第一章 悠悠歲月(  ~1976)
   
   第一節 上調
   
    中國的長江像一條奔騰的巨龍,崇明島就是巨龍嘴裡一顆璀璨的珍珠。

   崇明島位於長江出海口,上海的東部,是中國第三大島。崇明島北面是一大片茫茫的灘塗,隔著長江,斜對著中國江蘇省的南通地區。六十年代初,中國經濟衰退,許多工廠沒有活幹。上海政府組織那些沒有活幹的工人、不被相信和重用的幹部,以及社會上的閒散市民,在那滿是蘆葦和螃蟹的的灘地上,胼手胝足、十分艱辛地建起了好些個國營農場。
    以後發生了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亂。隨著毛澤東的一聲令下,六八年冬季開始,一批又一批的上海中學生乘著小輪船,去到崇明各個農場,成為那裡的新成員。這些擁擠的人群中就有剛剛十八歲,對著船尾翻起的白浪和浩淼的江水愁眉不展的我。
   
    我被指定去的農場叫長征農場,長征農場位於這個島北面的中部。那裡有一個圍海造田留下的水庫,名叫合隆江。我所在的十七連隊就在那水庫的東岸上。其實所謂的連隊就是農場的一個分部,連隊的成員就是一群普普通通幹農活的農業工人,和部隊沒有任何關係,僅僅因為在那個時代軍事化稱號很時髦,全國的一切都貼上軍事化的標籤。中共通過戰爭得到天下,除了打仗,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誇耀,以支持他們脆弱的自信心。
    水庫的閘門在很遠的地方,站在高高的堤岸上只看見那一望無際的水面。庫裡的水不算很混濁,沿著大堤往下看,可看見壘作堤基的大石頭潛伏在水裡。依季節和早晚光線的不同,那水面呈灰褐色或青黛色。間或有微微的漣漪漾起,或大魚翻出水面發出的潑剌的聲音。
   水庫裡養一種上海小菜場上不常見的鯔魚,每年冬天管水庫的人穿著沉重的膠質的工作衣用圍網從水庫裡撈起滿滿一卡車的鯔魚。但是我們只看見捕魚,從來沒有吃過水庫裡養的魚。這些閃著銀光漂亮的魚都運到哪裡去了?誰也不知道。
    我們也吃魚,那是自己用手抓的。稻田裡、溝渠裡經常有許多野生的鯽魚,大的有半尺長。稻田進水時,它就翻滾著隨著水流進稻田。你走進稻田它會在你腳邊轉呀轉,好像等著你抓。只是一天勞累下來精力不多,洗魚煮魚都費時費力,所以逮魚的人並不多。
   也有的人去水庫摸那幾斤重的鱖魚,那得要有相當的技術和勇氣。身上有黑斑的樣子兇猛的鱖魚通常靜靜地躲在深水的石縫裡,一發現有危險時就張開背上像刀一樣鋒利的背鰭,摸魚的人時常被刺得鮮血直淌,傷口因為那魚刺有毒所以十幾天都不會好。
    我們主要的勞動是種田。十七連隊的田地是一大片生鹼地,有的地方白白的一大片,寸草不生。無論水稻還是棉花,收成都比較低,我們收獲的稻米差不多剛夠我們自己吃。每年春天,我們都要種許多樹,槐樹、楊樹,還有一種花很好看的苦楝樹,但因為這個原因都沒有活下來。
    雖然我們的工資很低,但我們連隊和所有的崇明農場一樣那時都是虧損單位。沒有給國家創造任何財富不算,每年還要國家負擔我們一部分的生活,比如支付工資。政府的宣傳說我們來農場的主要目的不是生產糧食,而是搞革命和改造思想,所以大家都心安理得。我和我的朋友們不關心農場的收成和經濟,倒不是因為我們關心了革命,而是因為讓我們來這裡,在鹼地上種植和勞作,都不是我們自己的要求和願望。嚴格地說我們沒有選擇工作的權利,甚至沒有生活的各種自由,一切都是當局決定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是國家的奴隸。而國家那時並不因為有了越來越多的奴隸而變得富裕一些,相反好像越來越窮。
    因為我們的主人是國家,時間久了,不但習慣了,反而生出一種榮譽感。這好比有兩個奴僕,一個屬於皇帝,一個屬於普通人家,那個屬於皇帝的奴隸相對另一個奴隸有一種優越感或榮譽感。而且國家在哪裡?誰也不能代表國家,誰也不是國家,今天有人把自己當成國家,明天又有人以國家的名義把他打倒,所以你也可以說國家,也就是我們的奴隸主實際上並不存在,至少我沒見過他老人家。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又都是自由人。
    這些都是我在十七連隊時的胡思亂想。
   
    我們真正關心的是「上調」。
    「上調」是個文革後才出現的新名詞,意謂從農場或農村由上級領導調動到收入和福利都比農場好很多的城市工商企業。許多人當時喜歡到國營農場而不是到農村去插隊落戶。就是因為這裡有上調的可能。崇明農場的上調是每年一次,通常安排在年底。
    崇明農場上調的官方標準是政治思想好,家庭出身好,以及勞動好。除此之外還有一條很重要的政策是年齡,即高中生比初中生有優先權上調。大家都心甘情願地接受,因為以年齡作為標準更合乎公平的原則,也更有人情味。
    在崇明農場的第一年我們評比工資,我被評為最底一檔,每月廿一元人民幣,和最高的一檔相比差六元。評廿一元工資,有很多實實在在的原因,所以我並不難過,也不覺得委屈。首先我幹活的確不好,幹不好是因為我幹活時老是胡思亂想,想自己喜歡想的事,一個我經常想的問題是:幹這種活對我有什麼意義?結論是毫無意義。這一想手上就慢了,不出活了。再有,在農場的頭幾年我千方百計請病假,請了病假就在宿舍裡看書,什麼樣的書都看,就是官方規定看的書不看。這樣的結果,我不喜歡甚至討厭使用官方創造的概念和詞匯。在我看起來,官方常常使用的詞──「思想改造」和「政治學習」,其實都是指一種特殊的說謊訓練。
    我們的生活就是圍著「說謊」兩字轉,想穿了一點意思也沒有。因此,在每天早上連隊規定的半小時的學習會上,我從不發言,拿著一本書躲在角落裡。
    連隊裡女青年在背後議論我,說我將來是幹大事情的。她們說錯了,我不想幹大事情,只是不想浪費自己的青春。連隊裡的男青年也有議論,說我個性強,獨立特行,是個當反革命的料。一個和我一起分配到崇明農場的同班同學,斷言我這一輩子早晚要坐牢,那語氣十分肯定。他們也說錯了,我敢不隨俗,是因為我嘴上加了一把鎖。在那個瘋狂的時代,當「反革命分子」的一是亂說話,二是亂寫字。我既不說話又不寫字,這兩點我守住了我還怕誰!最多也就是評個廿一元工資。這就是我在那個荒唐年代的自信。
   
    坦白自己的思想是很危險的,即使偶爾說句真話,也會有天大的危險,這方面我有深刻的教訓,我嘴上的這把鎖就是這麼得來的。
    六六年,中學初二時,那時我才十五歲,和同學們一起看關於越南戰爭的電影。看到美國軍艦在越南北部灣的鏡頭時,我隨便說了一句,「美國海軍世界第一。」這句話當時很出格很錯誤,因為中國的政治教育從來都說美帝國主義是個紙老虎。
    我身邊的一個同學當時還和我嘻嘻哈哈,電影一散場就去匯報了老師。第二天我們的班主任,一個字寫得非常漂亮的女教師就找我,很嚴肅地要我注意我的言論,說以前的右派分子就是這樣說話的,還說校教導主任因此也要找我。我不知道班主任的話是好意還是惡意,但那時我真的很害怕,整天提心吊膽,心想會不會送我去勞改或勞教。門外的汽車開過,會讓我以為是抓我的警車。曾經有一個因盜竊坐過牢的少年告訴我,在牢裡他見過右派。
    不僅僅因為「美國海軍世界第一」這句話,也因為我的家庭屬於中共不喜歡的那個階級,更因為我的生活習慣和思想傾向,所以在許多同學的眼裡我早成了小右派分子,小反動分子。那個年代專門講階級鬥爭,同學們都因為找不到鬥爭的對像而悶得慌,個個小眼睛像狼一樣閃著綠光。我的一舉一動在同學們的眼光裡都成為可疑的敵情:在學校裡,中午我們都吃家裡帶的用鋁盒裝的飯,我的飯盒裡總是有魚有肉,有時還是雙份的,而有的同學僅僅吃白飯;我對任何事情都喜歡問個為什麼,包括對當局的政治性指令也是如此,我不是故意惹事生非,或膽敢懷疑中共或反對當局,只是個人思考的習慣,我不知道這個習慣是哪裡來的,而這在我們的年級裡恐怕絕無僅有。
    謝天謝地,幾個月後文革就開始了,學校都停課,同學們都回家,教導主任也不找我談話了。我曾經想,文革是為救我而開始的,否則怎麼會這麼巧。
   
    也許是在中學期間僥倖躲過了當小右派的劫難,也許因為這以後,我嘴上有了一把鎖,所以到了農場,我仍然我行我素,視當局的政治恐怖為無物。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認定我永遠不是個符合官方要求的人,不是黑色的也是個灰色的,絕不是紅色的。以他們的標準,思想好的人放工後看毛選;思想一般的人,放工後打牌,喝酒,聊天;唯有思想不好的人,放工後看政治以外的書,尤其是看外語書。
    每次我從崇明回家渡假,最多的行李就是書。除了英文讀物,便是歷史、哲學和文學。我的父親曾對我有過嚴肅的警告,他擔心我會犯政治性錯誤,有一次我們爭吵得很激烈。支持我學英文的是我的舅舅,他是瑞金醫院的外科醫生。他有許多他大學時期留下來的英文書籍。我主要是靠詞典查字自學,英文原版小說并不能看得很懂,只能理解個大概。但我喜歡那些小說裡的人物,他們和我周圍的人不一樣,他們是作者筆下虛擬的人物,在我的眼睛裡卻是真實的。在農場的歲月裡,這些英文書裡的人物和理念是我最大的安慰。我看過英文原版的《鐘聲為誰敲響》、《金銀島》,和俄國人寫的描寫蘇德戰爭的《日日夜夜》等十幾本小說。
   
    經過連年墾殖,連隊的土地已經有些改善,逐步熟化,於是農場當局想方設法增加產量。以前一年種一熟水稻,現在種了早稻和晚稻。一些地種了棉花,冬天還種一些小麥或豆。我們的勞役越來越重,大半年每天要幹十個小時以上,其餘的日子也要幹八個小時。冬天農閒或下雨下雪天也不閒著,也要在宿舍裡用稻草搓草繩,以備明年插秧時用。我看書的時間和機會越來越少。
   七三年底,又一批人上調走了,連隊裡的高中生沒剩下幾個,初中生也走了不少。我上調的欲望越來越大,於是決心索性不看書了,多幹些活爭取來年上調。上調以後每天是固定的八小時工作,業務看書的時間會更多。為此我還打了一份入團報告。團的全稱是共產主義青年團,是中共領導下的青年組織。團員通常被認為是單位裡政治思想好的青年。其實那時不是青年共產主義化了,而是共產主義青年化了,標準降低了,誰都可以成為團員。我們連隊青年不是團員的所剩無幾。
    但是,當團支部討論我的申請時,還是有人反對,我的申請沒有被通過。有一個關於我的故事在宿舍裡悄悄地傳開,成為大家睡覺前的笑話。說我在上中學的時候,每天晚上還要家裡的保姆洗腳。按照中共的政治解釋,這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生活。沒有人追究這個傳說的真假,因為大家都相信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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