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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全書連載26第四章第三節魏京生案


   
   第四章 上海人民廣場異議運動後期[1](1979.2~1979.12)
   
   第三節 魏京生案

   
    在中共黨內,尤其在中共領導高層,對人民廣場和西單牆那樣的街頭異議運動一直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意見。
   一邊是主張鎮壓派,以上海市委書記嚴佑民為代表。他從七八年底就主張鎮壓,他認為:黨的決議把工作重心已經轉移到經濟建設上去,但現在這麼亂,而且還可能越來越亂,怎麼貫徹這個轉移呢?另一邊的代表人物是曾經為異議運動煽風點火,擔任過上海市委書記,七九年在北京第一書記任上的林乎加,他主張安撫,他說青年們需要引導,運動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這一派原來因為得到鄧小平最得力助手──胡耀邦的支持而成一時得勢。
   鄧小平的態度起先是支持或基本支持的,後來轉變了,轉為不支持或基本不支持。鄧小平的這個變化是隨著異議運動的變化而變化的。
   上海二.五卧軌事件是中國街頭異議運動變化的一個標誌,一個分水嶺。在這之前,習慣專制統治的中共當局還可以容忍,在這之後容忍不下去了。
   許多中共元老,原來都同情知青的回城要求,都支持西單牆的自由言論,現在都轉變了態度,鎮壓的呼聲高漲。面對這種局面胡耀邦和林乎加也無話可說。八一年林乎加調任農業部部長,退出政治最高層,和他支持異議運動有關。
    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進一步加強全國安定團結的通知》。這是全國政治局勢開始收緊,并準備鎮壓的明確信號。
   
    陳雲、李先念站出來說話了。三月初,陳雲在會上說,「要有民主,還要守法。民主是必須的守法也是必須的,沒有這兩條,我們一事無成。」「要不要討論民主和法制問題?恐怕要討論一下。」[2] 四月李先念接著說:「我們的國家亂了十年,現在全國人心思定,希望早日實現四個現代化,這就是大局,絕不充許任何人破壞這個大局。」[3]
    在講究資歷的中共黨內,陳雲比鄧小平的資歷還高,是文革後黨內資歷最高的。一九三四年,陳雲就是中共政治局委員,以後兩次做過黨的副主席。在建政後的歷次運動和歷次黨內路線鬥爭中,陳雲又是中央領導人中最干净的。一九五七年後,陳雲和毛澤東離心離德,對毛的路線作無聲的抵制。毛澤東對陳的結論是「老右」,但又肯定陳的才能,說:「陳雲同志比較公道,比較穩當,看問題比較尖銳,容易抓住要點,他很有能力。」[4]
    七九年上半年,陳雲和李先念主要關心經濟,但談政治的意見也有。他倆認為,雖然毛澤東文革有罪,但是毛澤東思想這面中國革命的旗子還不能丟,否則以前的歷史講不通,今後的事也麻煩;他們還提出,文革時期,踢開黨委鬧革命,鬧出一場什麼革命,大家都很清楚,今天不能再這樣鬧,對於一切反社會主義的人仍然必須實行專政。
    陳雲和李先念的這個意見得到了剛剛獲得平反的彭真的全力支持。七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彭真就任人大法制委員會主任,掌管政法工作大權。彭真的精明能幹在中共黨內是出了名的,在中共歷史上,他是劉少奇的親信,毛澤東都悚他幾分,所以文革第一刀就從他頭上開始。文革後,他理所當然地成了劉少奇派系的新領袖。七八年底,彭真從陝西的囚禁地回到北京,有二百多名部長或副部長級的高級幹部,到飛機場歡迎他。十一屆三中全會時,他還沒有得到公開平反,但已傳說將接替紀登奎擔任中央政法小組組長。[5]
    彭真認為如果局勢再亂下去,有可能不可收拾,到時候該負責的該受累的就是他。其實所有幹這公安工作的官員都這麼想。彭是一輩子要強的人,不想他管的事兒出錯。從這個道理上,他不能不時時催促鄧小平和陳雲,預先防著點。但又恐怕鄧小平不久前還說過異議運動的好話,一下子轉不過彎。
   這一次鄧小平不能不聽陳雲的意見,不僅十一屆三中全會向華國鋒、汪東興奪權有陳雲的功勞,不僅資歷和威望還在那裡擺著,陳雲是唯一可以和鄧平起平坐的人,而且華國鋒雖然失勢還在台上,鄧小平必須和陳雲聯合,以防華國鋒借助葉劍英勢力反撲;在國家經濟方面,鄧小平也得要依靠陳雲。現在的意見還不單單是陳雲一個人的意見,還代表了李先念和彭真,這三人的共同意見是任何人不能不重視的。
    這個國家不能再亂了,其實鄧小平也是這樣想的,他只是在等待時機騰出手來。
   
    二月底,公安部關於異議運動的情況匯報,包括對魏京生立案調查的報告送到了鄧小平的手上。
    魏京生是北京異議運動的一個異議人士,主辦了一份以激烈著稱的刊物《探索》。其父是四十年代的中共黨員,曾經在解放軍和民航局做過事,五十年代後在北京建工局所屬一家公司工作。其母曾做過一個鞋廠的黨支部書記。西單牆的流言說魏父是中共高官,那是故意蒙外國人。[6]
    文革初期,人民大學附中初中三年級的魏京生參加了抄家和打、砸、搶各種犯罪。[7]以後魏又加入了「聯動」[8],「聯動」是北京中共幹部子弟的紅衛兵組織,多數成員犯有大量嚴重刑事罪行。六七年,魏參加了「老兵合唱團」,在合唱團裡,魏的一個朋友從專門存放抄家物資的倉庫裡盗竊了二十多萬的現金、存折和黃金,主犯被捕,其他從犯,包括魏京生都漏網了。[9]
    北京最早的紅衛兵早期抄家,寫大字報,虐待教師,後來就開始抓附近地區一些平民,疯狂地打人殺人。那個時期被打死的平民最多,一個中學被打死或虐待致死七、八個人并不希奇。到了六七年,那些紅衛兵開始分化,有些家教比較好的回到家裡,有些父母管不住的或不管的,還留在社會上。
   其中一些特別壞的慢慢地和地痞流氓合在一起,他們每天逗留街頭,惹事生非,聚眾打架,藉以發洩自己失落的情緒。一方面他們看不起老百姓,因為他們的父母是中共黨員幹部,有各種特權,可以走門路,講關係;另一方面他們又嫉恨那些中共高官子弟,因為那些人根本看不起他們。六八年左右,魏京生和他的弟弟都淪為三里河地區的地痞惡霸。魏曾偷了北航附中王某的自行車,被抓住了還耍無頼。[10]
    六九年魏京生到安徽老家插隊落戶。以後,魏家又通過關係,讓他當了兵。復員後在北京動物園當電工。
    魏京生於七八年底曾經在西單牆貼出第一張大字報,其中寫道:「為民主的鬥爭是中國人民的目標嗎?文化革命是他們第一次顯示自己的力量,一切反對勢力都在它的面前發抖了。」[11] 這說明魏京生當時對文化大革命還是肯定和留戀的,魏還認為文化革命就是「為民主的鬥爭」。文革後的中國,肯定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除了文革派的少數人以外,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反對和否定文革,而魏京生恰恰肯定和贊美文革。這是個很值得深思的問題,可能魏擔心那件二十萬現金的案子,被司法部門重新追究。如果文革是對的,是「為民主的鬥爭」,那麼他們的那個盗竊案子也可能被認為無罪。
    在北京公安局搞的一大叠材料中,魏的主要罪行是:七九年二月二十日,中越戰爭的第四天,魏京生向西方記者提供了我國參戰部隊的指揮員姓名,出兵、增兵數目,戰鬥進展和傷亡人數,以及軍委會議日期等軍事情報。
   
   三月十六日,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慶祝中國軍隊由越南勝利歸來的集會上,發表講話。談了對國際形勢、中越戰爭的看法,談了北京、上海各地的街頭運動情況,其中談到社會秩序遭到破壞,有人阻攔交通,有人向外國人出賣情報,也有人當暗娼,并表示要逮捕一些人。[12]鄧小平再也不說西單牆和人民廣場「好的很」一類話,而是面有愠色,話中帶火。整個會場是一種嚴肅、沉重的氣氛。
   當然,和上海二、五卧軌事件造成的社會影響和經濟損失相比,個別人向外國人出賣情報僅僅是偷雞摸狗的小事。
   魏京生聽說了鄧的黨內講話,他應該想到鄧所說「向外國人出賣情報」就是指的他,這意味著將被逮捕的第一個人就是他。他把這事告訴了一起辦《探索》的合作者楊光。[13]
   任何人在巨大的心理壓力下都會做出反常的舉動。三月二十五日,北京西單牆又出現了魏京生針對鄧小平的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人民必須警愓鄧小平蛻化為獨裁者。」「他的行為已表明他要搞的不是民主,他所擁護的也不再是人民的利益,他正在走的是一條騙取人民信任後實行獨裁的道路。」[14]
   魏曾經把他的那篇文章拿到西單牆的「聯席會議」[15]上,說要「舉行大規模的抗議集會,發表聯合聲明,旗幟鮮明針對鄧小平,戳穿這個忘恩負義的獨裁者」,卻遭到幾乎所有人的反對。[16]聯席會議的召集人劉青問魏,「你有沒有做過違法的事?」魏矢口否認。
   
   魏的大字報一出,鄧小平氣昏了頭,火冒三丈。他對批評缺乏心理準備,自從他七四年復出,他聽的都是人民的歡呼聲,而且聽得太多。
   鄧的反應是過份的,他不但下令逮捕魏,而且沒有理由地把氣出在理論務虛會和整個異議運動的頭上。三月三十日他在理論務虛會上發表怒氣衝衝的講話,原先理論務虛會為他準備的稿子不用,改用了胡喬木的稿子。
   他談到上海人民廣場的一些問題,說:上海有個所謂「民主討論會」, 其中有些人诽謗毛澤東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標語,鼓吹「萬惡之源是無產階級專政」,要「堅決徹底批判中國共產黨」。他們認為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因此中國現在不是搞四個現代化的問題,而是應當實行他們的所謂「社會改革」,也就是搞資本主義那一套。他們公開聲言,他們的任務就是要解決「四人幫」沒有解決的那些「走資派」。他們中間有的人要求到外國去「政治避難」,有的人甚至秘密同蔣特機構發生聯係,策劃破壞活動。[17]
   鄧小平所說的一部分是事實,但這些個別人的觀點看法並不能代表人民廣場異議運動的主流。其中所謂「與台灣機構聯係,策劃破壞活動」,純屬虛言。如果說台灣方面搗亂,那也是台灣方面的事。台灣搗亂能有什麼好處?所以不能排除上海嚴佑民設局的可能性,以促使鄧小平下決心。
   鄧小平還說,「另一方面,社會上有極少數人正在散布懷疑或反對這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而黨內也有個別同志不但不承認這種思潮的危險,甚至直接間接地加以某種程度的支持。雖然這幾種人在黨內外都是極少數,但是不能因為他們是極少數而忽視他們的作用。」[18]這個批評和嚴家其有關。以後鄧小平又說:「對他們(指北京街頭異議人士)抱有同情態度的那種聯係,的確是有的。舉例說,有些秘密刊物印得那麼漂亮,哪兒來的紙?哪個印刷廠印的?那些人總沒有印刷廠吧。印這些東西的印刷廠裡邊有沒有共產黨員?支持那些人活動的有一些就是共產黨員,甚至於還是不小的幹部。對這些黨員要講清楚,他們的立場是非常錯誤、非常危險的。如果不立即徹底改正,就必須受到黨的紀律處分。」[19]這些話也是針對嚴家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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