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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全書連載22第三章第六節周恩來悼念會

第三章 人民廣場異議運動前期[1] (1978.11~1979.1)
   
   
   第六節 周恩來悼念會
   

   元旦前後,上海的氣溫驟然下降。西北風在廣場上呼嘯而過,卷起一地的塵土和落葉,大字報的碎片在風中嘩嘩作響。人們穿起了棉衣或大衣,戴起了帽子、圍巾,每個人都把自己包裹得嚴嚴實實。另一方面,中國的電視開始播映外國電影,也吸引了許多市民。來廣場的人越來越少了。
    自從滕滬生被捕,廣場異議運動感受到當局的壓力,雖然這個壓力不是很大,滕也不是廣場的核心人物,但曾經有過的歡天喜地,和政府歡度密月的感覺再也沒有了。
    為了維持運動的聲勢,擴大影響,異議人士不約而同地想到了即將到來的一月八日,那天是周恩來逝世三週年紀念日。七六年清明節,當北京人民為悼念周恩來而遭到鎮壓時,上海只有一個名叫黃水生的青年工人在人民廣場掛了面孤零零的白旗,上面縫著周恩來的遺像,下面垂長長的黃色縐紙,旗上寫「沉痛悼念周恩來總理」九個字,那人很快遭到逮捕。[2]與天安門廣場上群情汹湧相比,上海市民一直認為上海只有一個人挺身而出是他們的恥辱。三年後,廣場上的大多數異議人士都想辦一個熱熱鬧鬧的悼念活動,以此雪恥。
    唯一反對的是剛來廣場演講的前華師大學生喬忠令,喬認為周恩來和毛澤東是一丘之貉。
   這個觀點遭到大家的反對。經過文革的中國民眾,有一個簡明的看法,認為中共黨內壞人是毛澤東,好人是周恩來。這在某些人頭腦中或許是一種計謀,利用對周的懷念發洩對毛的憎惡,對社會的不滿,因為周也曾經受到毛的排擠和打擊;也有一些人希望此舉使政府對廣場異議運動有個好印象,從此不再鎮壓或減輕打壓的力度。
    廣磚和喬針鋒相對,認為周是毛真正的對手,雖然周有一些不足之處,但這是歷史的局限性。廣磚嘲諷喬說,「你要牛頓和阿基米德理解相對論,是不可能的。一代人做一代事。」廣磚還認為:「當前必須要搞朝野同悅,雅俗共賞的東西,做民眾和政府共同想做的事情,這才是政治,否則的話,異議運動幾無存身之地。」
   
    七九年元旦那一天,他們在上海西北郊的長風公園討論悼念活動的籌備工作,作了具體分工。林牧晨起草了《告全市人民書》,然後由胡可師、王輔臣、傅申奇、龔星南等人分區張貼。另外,王輔臣還向上海市革會提交了舉辦悼念活動的申請書。
    悼念活動需要花圈,哪裡可以搞到花圈呢?買是不可能的,這些人都沒有錢;自己編也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必需的材料,要買的話也沒有錢。正當大家為花圈發愁的時候,殯儀館的人主動找上門,說可以免費提供大量花圈。這或許是政府的好意和暗中的安排?但驚喜使大家忘了追根究底。
   應榮耀帶了一些人,運來了一卡車的大花圈,還搞來了黑布,白布,做成了挽幛和横幅。廣磚別出心裁,用草繩在廣場觀禮台正面的鐵絲網上纒了「人民總理人民愛」幾個大字,讓民眾在草繩插上黃、白紙花,綴成了美麗圖案。廣場觀禮台的左側房上懸掛起一幅寬一米、高二米的總理遺像,廣場內的六根旗杆上也都掛上了花圈。 廣場的高處,貼了端庄的大字──「慈父恩來三年祭」和「上海市民悼念周總理逝世三週年大會」,底下擺放了層層花圈,貼滿了悼念詩文。
    李放、潘義清和何永全等十多人模仿北京的「童懷周」[3],也搞了個集體化名「眾懷周」。一月八日白天,「眾懷周」的成員都來到廣場,有些人特意戴著共青團團徽,上百人在周恩來的像和花圈前致禮默哀,淒惋的哀樂聲從李放帶來了錄音機傳出,響遍整個人民廣場。
    彩色的周恩來像是陳樂波拿來的。陳父是上海市前統戰部長陳同生[5],一位在上海很有影響力的中共老幹部,國民黨時期的中共地下黨領導人。雖然陳父六八年死於迫害,但陳樂波在七十年代還是依靠父親餘蔭成了上海交大的「工農兵大學生」[6],畢業後留校。他和他兄弟陳申申在淮海中路茂名路口創辦了一塊宣傳專欄,搞得有聲有色。他們和官方有良好的聯繫,每次換新的專欄他們都會留一份大字報底稿給《解放日報》報社,讓他們排印成大字本交中央領導過目。這次為了悼念周恩來,他們兄弟倆特意來廣場和其他人合作。
    團市委的人也都來了,雖然他們沒有聲張,但廣場上有些異議人士還是認出了他們。
   
    傍晚五點多,天色漸漸昏暗,廣場民眾越來越多,約有上萬人。八點,追悼大會正式開始。大家唱起了國歌和國際歌,在歌聲中喬忠令親手升起了半旗。
    喬忠令、楊週、廣磚、溫定凱、李放、應榮耀等人站在燈柱石柱上演講。「偉人呀,周總理,你雖然是那樣的清廉奉公,可是搞特權的卻是成千上萬;你雖然是那樣的知識淵博,可是馬大哈的外行幹部卻照樣充任高官;你雖然位居總理還想著人民,可是有些幹部,僅僅當了一個芝蔴官,就作威作福,欺壓人民。」[7]
    演講并不限於有關周恩來的題材,每個人自由發揮,想講什麼就講什麼,無意中形成了一種競爭的場面,看誰最能吸引最多的聽眾。有些人講的還是知青回城的老話題;溫定凱繼續批判毛澤東,「毛澤東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胡可師說:「無產階級專政只存在於巴黎公社的七十二天,現在我們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只有共產黨專政。」
    許多民眾爭相發言提問,一個自稱復旦大學的學生說:「毛澤東、毛澤東思想、毛澤東路線是三位一體的黑旗,非砍不可。我們的任務和民主的前提就是砍旗!」一個被人稱作「小費」的小青年,突然喊出「蔣介石萬歲」,令聽眾瞠目結舌。[8]
    有一位上了年紀的外地人,用閔南口音說:中國從五七年開始變成了一個封建國家,現在中國人在經濟上落後先進國家五十年至一百年,而在精神上要落後一百年至二百年。他說中國要民主富強的唯一道路是派留學生去外國學習,等他們學成後再搞變法維新,目前搞民主是危險的,而且肯定要失敗。立即有人對他吼叫:「那麼你來幹甚麼?太平點回去睡覺吧。」[9]
    又有一個青年振振有詞地說:「文化大革命是偉大的創舉,因為它使中國走上了社會主義,避免了修正主義,它培養了華羅庚、錢學森、雷鋒等偉大人物,創造了光輝的樣板戯‥‥‥」周圍的人都憤怒起來,要去打他。幸虧有人勸阻說:「讓他講講,發揚發揚民主」,「他肯定是神經病[10],不要打他。」[12]
   
    沈海澟是廣場著名的女演講人,聽她演講的人特別多。每當底下有人起哄吹口哨,聽演講的人山人海就跟著起伏,騷動。林牧晨擔心流氓搗亂,趕緊帶些人去維持秩序。结果還好沒出事,只是停放在廣場邊上的自行車被推倒,有幾輛被踩壞。好不容易擠出人群,林牧晨才發現自己混身是汗,上衣鈕扣也給扯掉了。
    廣磚站在人群中聽沈的演講,卻看到有一個人,拿著攝像機和閃光燈不停地拍攝。他心裡想這人很可能是警方的人。等那人轉身要走,廣磚悄悄地跟上去,輕輕地問:「師傅,你是哪裡來的?」那人回過頭,「我是美國來的」,廣磚的眼睛一下子瞪圓了。中國封閉太久,任何一個外國人都是中國人眼中的稀罕物,廣磚真沒有想到這裡會遇到一個來自美國的華人。
    然後他們站在廣場一個角落談話。那人三十多歲,中等個子,說話彬彬有禮,自我介紹姓王,是台灣人,在美國一個大學政治系讀博士。廣磚覺得好奇,心想,「原來美國大學還有政治系?中國搞政治的人不需要大學資格,入了黨當了官就是搞政治。」現在王先生的一句話使他開了眼界。
    姓王的台灣人很激動,他說:「台灣都沒有那麼民主,哪里可以公開批評政府和國民黨。你們這麼多人聚在一起,還可以批評華國鋒,還有女的演講者,早把台灣人給比下去了。」王這次專門從美國來中國,就是在美國的報上看到了有關上海人民廣場的報導。王邀請廣磚到他下榻的國際飯店去坐一會,廣磚知道那裡會有公安人員監視,不想給自己添麻煩,謝絕了。
   
    總的來說,那天晚上人民廣場上秩序還算不錯。民眾進進出出,全場人數大約保持在三萬左右。[12]喝采歡呼聲此起彼伏,直到深夜十一點人群才漸漸散去。當局一直很關心這次活動,共青團市委的人還把楊週等人連夜叫去廣場對面的工人文化宮,問有沒有什麼問題。楊週心有餘悸地說:「最怕就是踏死人擠傷人,現在好了,總算過去了。」
    一月十日,中共上海黨報《解放日報》和《文匯報》都對這次悼念活動作了報導,配有照片。
    *  *  * 
   
    活躍的胡可師在廣場上認識了很多新朋友,其中最好的朋友是比他年長,愛好文學又會作畫的林牧晨。
    中等身高的林牧晨四八年十月出生於上海,家住上海閘北區和田路。在中學期間,林是毛澤東思想的忠誠信徒。六五年初中畢業後,他沒有考高中,進了上海醫療器材七廠當學徒工。
    林父是國民黨黃埔軍校第八期學生,畢業後即從軍抗日。四九年他所在部隊主動投降中共解放軍,那時他已是上校軍官。按中共政策他算起義人員,但是五零年初,他卻以歷史反革命罪被判處勞改七年。刑滿後林父釋放回家,但不久又被送勞教,以後一直留在江西勞教農場,直到八六年才獲平反。林母曾為國民黨廬山軍訓團體育教官,六十年代成為上海鐵道學院體育講師。自從林父被捕入獄後,林母時刻膽戰心驚,她知道一有風吹草動,中共隨時會把她也投入監獄。
    林母最大的心愿就是保全這個殘破的家庭和兩個兒子,因此林母與林父離婚,這樣她的家庭成份就不再是反革命分子家庭。她生怕自己的孩子走上反抗中共的道路,也被這個政權吞吃,所以在孩子面前不敢說一句共產黨的壞話,平時還假裝很崇敬毛澤東的樣子。青少年時代的林,在學校裡受了教師的欺騙教育,在家裡母親又不說真話,以致完全迷失了方向。直到林當了工人,他還真相信共產黨那一套,并努力與自己的反動家庭劃清界限。
    文革初期,林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和同廠的幾個青工成立了紅衛兵團體,以後又參加了全市性的造反組織,一時間鬧得聲勢很大。那段時期,林不去上班,也不回家,吃睡都在這個組織的辦公室裡,每天研究各種政治傳聞,寫各種大字報,然後在大街上張貼,或者印成傳單,在大街上散發。
   他們的經費主要由工廠發放,而工廠的錢由中共政府集中管理。六七年初全國的各級權力落到了文革派的手中,文革派政府只給官方扶植的造反派提供活動經費,這是官方操控造反派組織的主要手段。林參加的造反派團體不是官辦造反派,拿不到經費,於是那年四月份林又回廠當工人。六八年中共開始「清隊」運動,林被捕。在拘留所裡林遇到一個來自浙江的公開懷疑文革路線的的知識分子,在那人的啟發下林對社會主義的信念開始動搖。六九年,當林離開拘留所後不久,那個為林的思想開蒙的人被判處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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