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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全書連載21第三章第五節民主之聲和一個


   
   第三章 人民廣場異議運動前期[1] (1978.11~1979.1)
   
   

   第五節 《民主之聲》和一個異議者的冤魂
   
    厚德路,虹口區一條僻靜的小街。七九年元旦的清晨,在這條街上,有六個年輕人在一個十平方的亭子間橫七竪八地睡著了,他們太累了。這間房的主人是二十歲文質彬彬的陳軍,其餘的五個人是他幾天前在人民廣場上認識的。他們是傅申奇、張汝雋、趙振華、劉邵夫和李建明,清一色的青年工人。他們會聚在這裡,是為了創辦一份名為《民主之聲》的刊物。
    因為怕深夜驚動隔壁鄰居,他們關著窗戶,悶熱的空氣中充滿了香煙的味道。張汝雋慷慨激昂地說,「為了這個刊物,就是坐幾年牢也值得」,其他人都為之動容。雖然大家都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中國政治局勢抱樂觀的態度,但辦這樣一份政論性刊物畢竟有或多或少的風險,於是他們心中都有一種偷吃禁果的激動和興奮。劉劭夫引用了胡風[2]的話,「還是魯迅時代,還要魯迅精神」,又引了美國開國元勳傑弗遜的名言──「民主之樹是民主志士和暴君的鮮血共同澆灌的。」在當時的中國能引經據典,尤其是引用西方偉人的言論是博學多才的表現。[3]中國長期封閉的結果,使中國人只能從西方人的片言只語中汲取思想的營養。
   
    最早不約而同提議辦刊物的是何永全、傅申奇、還有秦林山和溫定凱。他們都有過廣場演講的經驗,但覺得演講再怎麼好,都不如文章寫得清楚,而廣場上的大字報又太容易被撕掉和覆蓋。於是,這些青年人在陳軍和何永全家多次商議策劃創辦刊物,後來參與討論的還有王建偉、練增明等人。溫定凱因為不喜歡陳軍的縁故,不久退出討論和籌備工作,不喜歡的原因是比他小好幾歲的陳軍對他不夠尊敬,沒有把他當成權威。
   「民主之聲」四個字由秦林山提名,陳軍書寫[4],臘紙鋼版也是陳軍刻寫的,雜誌的裝訂則在何永全家搞。這是一本十六開大小,大約二十多頁的印制粗劣的東西,以當時的條件和他們的水平來說卻是最好的成果了。第一期主要刊登了那篇曾經貼在廣場上的《人權與民主》長文,另外傅申奇以金驥為筆名發表了《略論社會主義》一文。傅在文章中引摘德國羅莎盧森堡[5]的話──「從根本上來說,這是一種集團的統治,這是一種專政,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小撮政客的專政,就是資產階級意義上的專政。」
   這些年輕的反叛者慣用的方法就是借用這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話來表達他們對文革,甚至對中共政權的批判,這是當時中國異議運動的一個理論特色。這個現象產生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這個社會僅僅通用毛澤東和馬克思主義的語匯和理論;另一方面,多數異議人士的頭腦中,都有著濃厚的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色彩。來自上海市建四公司的中共黨支部書記練增明自稱是「青年馬克思主義者」。鼓勵中國青年學習馬克思本人的著作是毛澤東在林彪事件後提倡的,希望能平息人們對這一意外事件的疑惑。殊不料,最聰明最勇敢的中國青年因此看出了中共宣傳、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之間的根本不同,從此中國當代異議運動的思想萌芽就在這兩者之間的縫隙中勃勃蓬蓬地鑽出來。
   他們,以及其他人民廣場上的異議人士都稱這些手工印刷品為「民刊」。這裡有二重意義,一是民間刊物,以別於官方刊物;二是民主運動刊物,他們認為他們反抗專制的活動與民主有關。這種看法又可以說是中共長期宣傳的產物,中共一直宣稱他們的起源於反抗國民黨專制的革命正是民主革命,其目的是為了在中國實現民主,即「人民當家作主」。但是中共所謂的「人民當家作主」事實上更接近於窮苦人當家作主,顯然這是不同於西方民主的另一種民主。把共產黨所謂的民主和西方的民主這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相混淆,是許多歷史性錯誤的根源之一,中國的異議人士也很少能避免這個語義陷阱。
   
    創辦《民主之聲》第一期的核心人物是這群人中最年輕的陳軍。
   平時喜歡沉思默想,具有憂鬱氣質的陳軍出生於五八年二月,一個不幸的知識分子家庭。陳母是個中學教師,有過兩次婚姻。她的第一個丈夫是個報社的編輯,因為曾經參加過國民黨的抗日宣傳隊,五六年被捕判刑。她的第二個丈夫就是陳的生父,也是一個教師。在陳的童年父母就分居了,以後父親又因為他的家庭與國民黨的某種關繫坐了牢,陳二十歲時文革結束後才再次見到父親。陳長年和一個遠房的叔叔生活在一起。叔叔是個右派分子,文革中又受到批鬥,處境十分悲慘。他先把自己的財物分寄給親友,陳軍也得到一份,然後有一天他便失蹤,留下一封信,說自己得了不治之癥,要到深山老林中去。後來有人說他在上海郊區的海邊自殺了。[6]
   從小在苦難中煎熬的陳軍是個神童式人物。他小學二年級就看小說,上了中學,開始博覧當時可以找得到的所有書。他的哥哥姐姐都比他大六、七歲,他們都喜歡看書,千方百計借來各種各樣的書。據說,陳軍十七歲看完了魯迅主要的雜文集,十八到二十歲看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和《列宁選集》。中國在八十年代初,開始出版西方哲學著作和社會民主主義的著作,陳軍都曾經認真閱讀。
   一九七六年陳軍中學畢業後進入上海冶金修建安裝公司當電焊工人。根據毛澤東的號召,公司組織了工人哲學學習小組,陳擔任組長,主要是宣講馬克思主義哲學。七七年恢復高考制度,陳軍先後參加了二次高考,但都名落孫山。一個原因是陳軍的家庭不是中共的紅色家庭,他又不是團員,而他所報考的復旦大學是全國重點,在七九年之前的兩次高考中還是看重這些條件。陳軍并不氣餒,繼續努力準備七九年夏天的第三次高考。對陳軍來說比較幸運的是單位領導對他的的印象很好,所以寫的政治評語很好,大多數情況下,領導的評語往往比團員身份更重要。
   
   農歷年節之前,散發著油墨味的《民主之聲》第一期在廣場銷售,受到廣場群眾熱烈的歡迎,幾百份刊物一搶而空。《民主之聲》上的公開聯絡人是傅申奇,從此他在廣場上有了名聲,隨著《民主之聲》在全國異議運動圈子傳開,知道傅的人越來越多。北京有幾十種民刊,有幾十個民刊聯繫人,但上海只有兩份主要的民刊──《民主之聲》和《海燕》,由於《海燕》沒有積極主動與其它城市的異議運動廣泛交流,像個躲在家裡害羞的少女,在全國的知名度並不高。[7]
   七九年二月,可能忙於準備高考,陳軍主動退出《民主之聲》活動。第二期《民主之聲》是許多人合辦的。從四月份的第三期開始,傅申奇成為《民主之聲》的主辦者,開始挑起了這個重擔。隨著知青回城問題的解決,隨著當局的態度由熱轉冷,人民廣場異議運動發生了一個重大轉折,開始了一個新時期,以傅申奇為旗手的民刊活動逐漸成為上海人民廣場異議運動的主要聲音。
    頎長,大約身高一米七七,嘴唇薄削,臉色不好看,又灰又黃,好像有病或者營養不良的樣子,戴一副金屬架子的近視眼鏡,那就是傅申奇。他時常皱眉,眉宇間透著堅毅的神情;他的眼神時常閃爍,尤其在和別人談話的時候。冬天的時候,他時常披一條灰色的羊毛長圍巾,像一個五四時代的大學生。他不像有些人整天泡在廣場上,更多的時間,他用於聯絡同志,出版刊物。他能說會道,但更注重實幹。
   傅申奇最早在廣場上的活動是在七八年十一月的下旬,那時他和王建偉、何永全等人在廣場上貼了兩張署名「振興社」的大字報。「振興社」看似好像一個團體的名稱,其實是他們這些人的共同筆名。[8]據參與者之一的何永全回憶,當時他們寫完大字報,傅申奇隨手就寫上了這個筆名。這樣使用筆名的做法來源文革,文革初期,寫大字報的人們總喜歡署一個團體或組織的名稱,最好是帶有軍事意義的大名稱,如某某兵團,某某司令部。這樣做顯然是希望別人把作者當成背後有一幫人或很有勢力,從而引起大家的注意。毛澤東是這種虛張聲勢作風的榜樣,他在文革初期,把他的敵人,以前的同事劉少奇稱為「資產階級司令部」。
   
    傅申奇,五四年七月生於上海,祖籍江西。傅的祖父死於中日戰爭,留下三十畝地,祖父一家人口很多,所以家境并不富裕。傅的父親年輕時在南昌讀書,後來到上海,在上海他考取了國民政府的交通警。共產黨當政後,他和大多數警察被允留任。五零年土改,江西老家被評為地主,祖母被積極土改的農民活活打死。傅的父對老家被劃為地主成份不服,一直申訴。這是政治不好的表現,為此他不能再在公安局工作了。六三年,他轉業到了上海消防器材廠。在接踵而來的四清運動中,他自己也被定為地主分子。地主,這是中共規定的眾多階級敵人中的第一號,一直受到中共最深重的歧視和迫害。傅的母親以前是里委會主任,現在由於丈夫的成份改變,她再不能當這主任了。
    文革中,傅的父親被上門抄家的紅衛兵批鬥和毆打,但是,這一家人并沒有記恨這個政府。因為,和其他許多受迫害的家庭一樣,傅的父母一貫教育子女:毛澤東是神聖的,共產黨的政策也是正确的,做壞事的僅是一些不好的基層幹部,他們違背和歪曲了中央的政策。這其實是中國幾千年流傳的傳統思想,皇帝是好的,官吏是壞的。父親用這個道理解釋自己為什麼被錯劃為地主分子,因此整個家庭只有冤屈的情緒,而沒有仇恨和反叛的念頭。
   
    七一年,懞懞懂懂的傅申奇中學畢業,分配到了南市區擁有近二千人的上海動力機廠。七二年家裡發生了一件事,使傅對這個社會有了新的認識。
   傅家的住房屬於政府所有,為了拆建,房管所安排傅家搬到一個比原來住房面積小二平米的房間。這樣做不符合當時的政策,政策是住房面積不因搬遷而縮小。傅家因此表示不滿,向房管所申訴。房管所和傅父工作的單位商量後,聯合對傅父進行批鬥。傅申奇去房管所交涉,也被罵了一通。
   中共一貫的宣傳是,家庭出身不可以選擇,自己的道路可以選擇。過去傅認為自己是工人階級的一員,和地主家庭成份並無關繫,應該受到社會的尊敬,現在才認識到地主分子的帽子不僅戴在他父親的頭上,也壓在他的身上。他是地主的兒子,就是地主階級的一份子,永遠不可改變他的階級屬性。即使他曾努力和這個家庭劃清界線,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還是不予承認,他將永遠是這個社會被侮辱受迫害的對象。傅申奇極其悲憤,但又無可奈何。
    年少氣盛的傅申奇決心投身政治。政治是中國最偉大的魔術師,可以改變個人甚至一個階級的社會地位,中共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文革中造反的王洪文,四人幫中的一位,就是因為政治的原因從一個普通工人一步登天,成為黨的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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