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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全書連載16第二章第五節高考擴大招生

第五節 高考擴大招生
   
   小朱知道我很傷心,主動約我出去走走。那天晚上我們在街上談了很久,她安慰我說,考不上也無所謂,不要太在意。
   有她在身邊,我的心安靜很多。我告訴她,這次高考對我來說很重要,人生好比旅程,這次末班車上不去,很可能遺恨終生。文革中我一直自學,所以和同時代人相比,相信自己是最優秀的一類,這次高考沒考上,我就落伍了,以後很難再趕上去。
   我一邊說,一邊拿出香煙來抽。以前我很少抽煙,偶爾抽煙,她都勸阻我,這天她沒有反對。我連著抽了兩根,頭就覺得有點暈,腳下有些不穩。我順勢把手臂搭在她身上,身子幾乎要倒。她立刻慌張起來,顫聲叫起來,「你要昏倒的話,我可拖不動。」我的頭腦還很清楚,這句話提醒了我,馬上想到小朱已經把命運託付給我,我不能認輸,不能倒下,我倒下了她拖不動。

   不倒下又怎麼辦?等明年再考。明年像我這樣的老三屆還能考嗎?
   帶著這些疑問我經常請假去上海市招生辦公室打聽消息。同事們都知道我為了高考煩惱,對我表示同情,請假拖下來的工作都是老劉、阿福和其他人代我做了。
   
   我最先去的地方是上海市高考招生辦公室,地點是在淮海中路的一條弄堂裡。那裡每天擠滿了人,都是像我這樣夠分數但沒有被錄取的人,大多數是老三屆,其中有人甚至是四百多的高分。所有來訪者的問題都千篇一律,「我分數夠了為什麼沒有入學?」所有的回答也都千篇一律,「招生是各個大學的事,不是我們招生辦決定的。」
   我又轉頭去《解放日報》報社和《文匯報》報社,在那裡大家互相介紹各自的情況,聽下來都是不幸的人。我們調侃:「同是高考落榜人,何必相逢又相識」。
   去了幾次,到了十一月份,我突然有了一個想法:集合一些人到有關部門反映情況。雖然沒考上的結果已經很難挽回,但希望聽到當局的明確答覆。我是夠條件的為什麼沒有進大學?不管怎麼說,也算是一個了結。在《文匯報》社的 裡我把這個主意一說,立即就有五、六個落榜考生支持我。一個小時後,我們這支隊伍有了十幾個人。
   我們騎著自行車到了南京路外灘,把自行車停好,一起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這是上海市最高行政機構。市革會接待的人態度很冷淡,沒要求我們寫下文字材料,只是說會向上級匯報。
   出了市革會,我們心猶不甘,意猶未盡。有人提議說,這高考的事不是市革會能作主的,作主的應該是國家教育委員會,上海高教局也是執行中央的命令而已。但是教育部又不在上海,我們怎麼才能把我們的意見反應到北京教育部,以及更高的中央領導人那裡?這下大家都大眼瞪小眼,沒有辦法了。又有人提議上街游行,鬧上一鬧擴大影響,引起中央的注意。但是多數人覺得這不是個好辦法。一來我們人太少,二來我們沒有旗幟標語,十幾個走在街上,沒有人會注意我們。
   又有人提議寫大字報,大家倒覺得是個辦法。於是馬上有人買來墨汁、毛筆和白紙,找了一個地方寫。誰來寫呢?雖然剛才大家都說好,現在卻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寫。寫張大字報對我們每個人來說都不是難事,但是大家都清楚,萬一政府追究起來,硬說這是聚眾鬧事,寫大字報的人就成了為首分子。中共的政策歷來是脅從不問,首犯必懲。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說不出話,誰也不想領這個頭,擔這個危險。
   這時我站出來說,我來寫。這是我的風格,別人都能幹,都想幹的事我不爭,別人有難處不想幹的事我來幹。當然,幹的事必須有價值,值得幹。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國而無信,不可為政。我們都是高考的考生,取得了比較好的分數,但是我們沒有被錄取,是何道理?從高分到低分,是錄取原則,為什麼我們這些高分的都沒錄取,低分的卻已經錄取了?請大家三思,望政府明查。」
   簡單幾句話一揮而就。底下空出半張白紙,正好寫我們的名字和分數。十幾個人中有兩個是四百分以上,其餘的都在三百八、九十分。我是倒數第二名,三百七十五分,最後一名是三百三十分。
   考三百三十分的人比我高一個頭,膀粗腰圓,滿臉鬍子。他年齡比我大,是六六屆高中生。他的成績其實挺不錯,英語考了九九分,只是政治考了四十分,把總分拉下來了。他已經結婚,高考的時候,她太太生孩子,家務全是他包了,所以沒有時間背政治和復習其它課程。他說了一個消息,那年,英語考九十九分的人全上海有六個,一百分的只有一個。
   我們找地方貼那張大字報,南京路上商店一家接一家,很難找到貼大字報的地方。最後終於找到了一個弄堂口邊上一堵不顯眼的牆。貼完了,天色已晚,華燈初放。那張大字報在暮色中也模模糊糊,要仔細看才能看清楚。再看路上的行人沒有一個人停下來看這張大字報,於是我們又擔心這張大字報起不了作用。就是有人看這張大字報,我們的訴求也不一定傳到中央領導那裡,何況沒人看呢。
   
   這一群想上學想瘋的人站在街上,個個愁眉苦臉,但誰都不願就此散去。這是我們最後的努力,也是我們最後的希望。好像一旦離去,我們的希望就破滅了。
   突然有人出了一個主意,說到《人民日報》記者站去反映情況。大家一下子都齊聲叫好,這的確是個好主意,因為《人民日報》是中央直接管的,報社內部每天編一種叫《內參》的小報,是給中央首長看的。
   十幾輛自行車一陣風就到了南京西路、西康路交接處的《人民日報》記者站。記者站的對面是中蘇友好大廈,這裡離我家很近。我們先去記者站傳達室說明了來意。一會兒,從裡面出來一個文質彬彬,說話和靄的中年人。他讓我們到會議室去坐,坐下後又要我們自我介紹每個人的情況,他拿出筆來一一記下。
   我們輪流把各自的情況說了一遍。先說姓名、分數、年齡、本人政治身份,以及家庭政治成份,最後還談了自己猜測的落榜原因。我們這些人中沒有中共黨員,只有我一個人是共青團員。
   說到考不上的原因,有一個人說他是因為和前空四軍政委王維國的女兒談朋友,領導上要他斷了關係,他卻狠不了心。王維國被認為是林彪集團的骨幹,當時正在坐牢。還有一個來自黃山茶林場的人說,他曾經被記行政大過,原因是他在採茶時摸了女同事的屁股。
   我們中的每一個都有這樣那樣的原因。輪到我自我介紹,我說我可能是因為和學徒談朋友,所以算是個錯。這時那個記者停止記錄,抬起頭笑了。說:「這應該不算回事吧,招生老師應該不會計較的。」我說,「那除此之外,我就想不出原因了。要麼是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關係。」記者又說,「這更不可能,這次招生,中央有文件,不看家庭出身,個人表現可能還要看的。」我說:「那我就想不出了,我是團支部委員,沒有犯過任何錯誤。」
   即使中央真有指示,不講家庭出身,但實際上招生時還是多少講的。眼前明擺的事實是我們這十幾個人當中,沒有當局認為的那種紅色家庭出身的,少數人的家庭成份是職員外,多數人的家庭成份都是共產黨眼中的階級敵人。
   那個記者答應把這事按正常渠道向上級反映,其它的話一句都不說。大家知道再問也問不出個名堂,互相交換了聯繫電話就各自回家。
   
   這以後,我們這一幫人,經常走動,互通消息。這樣過了不到半個月,就有了消息,說中央指示上海、北京和其它大城市盡量想法擴大招生,以解決我們這樣一些超過分數線的考生。我們都猜是鄧小平的決定,只有他辦事才這樣果敢,雷厲風行。上海決定各大學都要擴大招生,要辦十幾所大學分校,還決定考分在四百分以上的考生以第一志願補進大學。參加我們行動的兩個四百多分的考生,一個進了「復旦」,一個進了「交大」,據說這樣四百分以上高分落榜的學生在上海有幾十個。
   十二月底,正當上海人民廣場掀起異議運動浪潮時,我拿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錄取的學校是上海財經學院。參加這次行動的人中有三個人進了這個學校。這所學校原來準備第二年夏天才招生,現在提前了。我們是這所學校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學生。
   那個英語考九十九分的朋友早在我們錄取之前,已經被上海科大招聘為英語教師,去教大學生了。那個與王維國女兒談朋友的考生和我們失去了聯繫,不知情況如何。我們其他人都對他很同情,衷心祝願他不要成為中國政治歧視的新受害者。
   因為擴招而進大學的,全上海大約有上萬名學生。在我周圍,就有我三姐,我的中學同學「老道」,以及和我一起讀書備考的鄔江。但是我從來沒有告訴他們,我曾經做過的那些事。
   
   我大姐是在安徽參加的高考。她插隊落戶在安徽農村,擔任當地中學教師,並結了婚,所以沒有要求返城。她是最應該考上的,因為她是六六屆高中生,無論理科、文科都行,何況她做英語教師多年,英語基礎不錯,然而在考場上卻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上海考場一人用一個桌子,我大姐當地的考場是兩個人共用一個桌子。和她同桌的考生是她認識的,考試時那人拿出幾張預先準備的紙,開始作弊,被監考老師發現後,她把那張紙塞進我大姐的課桌裏。監考老師認為她倆一起作弊,取消了她們的考生資格。我大姐沒有提出申訴,因為高考很快就結束了,即使事情最後搞清楚,當局也不可能讓我大姐一個人補考。
   
   *  *  *
   
   為了慶賀我和三姐考上大學,父親送我們每人一支精美的鋼筆和五十元錢。那時我家在文革中被抄去的錢財已經補發,父母重新成為富人,五十元錢對他們來說拔一根毛還不到,所以我并不因此而感激父親。我還想著高考前他反對我們去考,認為我們考不上,要是那時聽他的話不去考,我們的前途不堪設想。這件事成為我人生的一個重要經驗和原則,以後遇到重大決策時,我都會自己決定,這樣即使遇到挫折或失敗,我也不會報怨別人。
   父親不像我的舅舅,舅舅經常和我的表弟表妹們談話,關心每個孩子的思想、工作、婚姻,幾乎一切。即使我們考上了大學,這也算是一件喜事,他也只是給五十元錢,而沒有更多親情的表示。他整天冥想苦想研究新技術新產品的事,在家裡難得見他笑一笑。
   我們的親友中有很多家的抄家物資得到發還,但不是所有被抄家的家庭都有這樣的幸運。有些家庭是被中學紅衛兵抄家的,許多東西再也找不到了,「老道」家就是一個例子。抄他家的是他家附近中學的紅衛兵。他家保存了當時被紅衛兵拿走物品的清單,但清單上簽字的人早就離開了學校,學校說聯繫不到此人。即使聯繫到人,只要當事人說東西遺失了,當局也就算了,並不追究當事人的法律責任。
   倒底父母的錢是否全部拿回?還是拿回了一部分?總額是多少?我們幾個做子女的一概不知。因為父母對補發錢的事守口如瓶。父親認為這是他們的錢,一般情況下不能給子女,否則的話會害了子女。依他的理論,我們的前途要像他年輕時那樣,自己努力自己奮鬥,不能依賴父母。他知道許多他那一輩人的故事,都是因為祖上有錢,後代驕奢淫逸,吃喝玩樂,最後流落街頭,成為乞丐。我們兄弟姐妹,誰也不去猜父母到底補發了多少,更沒有人向父母要錢。還是母親心軟,看著我們都年紀不小,不久要結婚,我的工資才三十六元,我二姐在街道廠工作工資更少,她給我們五個子女每人二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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