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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全書連載10,第一章第四節我們的朋友

第四節 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城堡
   
    我家兄弟姐妹五人。
    大哥原是上海大隆機器廠工人。文革前,父親他以前的朋友日本人斋藤先生教他日語。因為有這一技之長,七五年開始他在上海資料翻譯組工作,先後為金山日化總廠和寶山鋼鐵廠擔任資料翻譯和總校對,還擔任教師培訓日語人員。我有三個姐姐。大姐和小姐在七十年代的大多數時期都在安徽北部窮困的農村插隊入戶。 我的二姐因殘疾避過了上山下鄉這一劫,等到大家遠走高飛,她被分配到附近的街道廠工作。
    每年春節,我的兩個姐姐都回上海,家裡熱熱鬧鬧,廿十多平方的一間房間被我家七個成年人擠得滿滿的。我一直睡一個摺疊式的帆布床,睡久了帆布中間塌下去,睡在裡面有一種躺在布袋裡的感覺。帆布床晚上攤開,早上折起來,為的是白天我們有活動和轉身的空間。安徽回來的兩個姐姐睡地舖,二姐只能睡在我家吃飯的飯桌上。那張西式硬木圓桌比一般的八仙桌大,是法國人四九年離開中國時給我們留下的。二姐睡在上面必須屈腿彎腰,還不能隨便翻身,我做夢都擔心二姐會不會一個翻身摔下來。

    文革中,魚、肉、蛋等食品十分緊缺,那時許多東西都要憑政府發放的購物票才能少量購買,這種緊缺情況到了文革後期才稍稍有些改善。那時上海人主要的活動就是忙吃的,每天化很多時間排隊採購,然後回家燒煮。這當然很乏味很麻煩,但是和殘酷的政治批鬥、沉悶的政治學習相比,就成了一種解脫和享受。
    每次我兩個姐姐從安徽回來,都會帶來一些土產,幾條魚或一大塊肉。在安徽農村只要有錢就可能買到這些食品,因為農民很窮。全家又四出採購,所以我們家的食品相對別人家比較充裕。飯桌上時常有些以當時標準來看是美味珍品的菜。那些菜都是在一個老式的煤球爐上烹煮出來的。自從文革初期被紅衛兵趕出原來的家,我們被強制搬到菜場附近一個破破爛爛的三樓房間,就和管道供氣的煤氣爐連大烤箱一起告別。煤球爐放在門外的一個樓梯過道上,它燃燒一種煤粉製作的我們稱之為煤球的球狀物。雖然多煙多灰,火候又很難控制,但媽媽和姐姐有本事和耐心,在煤球爐上又煎又炒,做出全家美味的飯菜。
    
     插隊落戶的姐姐一直羨慕我在崇明農場能夠吃飽飯,能夠養活自己。她們在安徽農村幹一天才掙三分錢,年景不好的時候,他們幹一年扣除日常生活的開銷,還欠生產隊。我卻很羨慕她們有足夠的自由選擇出工或不出工,不出工最大的代償就是沒有工分。而且他們整個冬天都呆在屋裡不用幹活,因此在我的想像中,他們有足夠的時間學習看書。雖然,崇明農場的食品供應不錯,每天有白米飯,新鮮的紅燒肉價廉物美,每兩一角二分錢,而我每天的工資是七角。那時我的伙食費差不多佔收入的一半,因此理論上我可能每個月存十元八元,這是許多人夢想的事。但是吃飯以外,我們的生活就像勞改犯了。農場實行軍營式管理,一切都管得死死的,幾乎沒有自由。如果可能的話,我情願和我姐姐換,讓她們到農場,我去插隊落戶。
    除了忙吃的,我們在一起就是聊天,聊政治。我們關心中國的政治和時局,是因為政治一直關心著我們,它像一把巨大無比的劍,懸在我們每個人的頭上。
    中國的政治一直波譎雲詭,七十年代以後,中國的政治鬥爭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文革派和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元老派之間進行。周恩來去世之後,鄧小平又成為元老派的領袖之一。鬥爭異常激烈,你死我活,充滿了刀光劍影和陰謀詭計。
    雖然元老派只是中共內部比較溫和比較理性的一個派別,專制的本質並沒有變,但我們都是元老派的支持者。我們認識到能夠改變中國現狀的只有靠元老派他們,因此周恩來、鄧小平就是我們的希望和利益所在。我們的親友中只有一個堂姐和我們的心思不同,她曾經參加造反派,七十年代還是上海一個區的領導層成員。七十年代上半期,她認定元老派一旦上台造反派就會被徹底否定,因此一直擔心造反派的安危。她和大多數造反派人士一樣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而被形勢裹脅,如果撇開個人利益的考慮,我想她也會支持元老派。
    各種消息像無影的風一樣來自四面八方,我們的社會關係則像一棵老樹的樹根一樣從地下擴展開去。我們有許多親戚,和我們相同年齡的表親和堂親就有二十幾個;我們還有更多不同時期的同學、同事和鄰居。我們之間保持著來往和友誼,互相傳遞著各種消息,交換著各種書籍。這是我們自由的領地,我們堅固的城堡。
   
    文革前,我家住在上海靜安區平安電影院後面的弄堂裡。那條弄堂有一幢雄偉的大樓和許多小樓,大樓前有一個很大的花壇,每個小樓以前有籬笆圍起來的小花園,種植了各種花草樹木,五十年代末那些籬笆被拆了。這裡的住戶中不乏全國有名的人物,如名電影演員王丹鳯和孫道臨。其中最有實權的住戶大概是這個區的中共區長。
    我們住的那幢用鵝卵石裝飾外牆的小樓一共住了五家人,頂樓是同濟大學一個被劃為右派分子,留學德國的醫學教授梁先生;三樓是另一個私人企業主;二樓就是我家。底樓住兩家,一家是當地派出所的薛所長,另一家是個修汽車的工人。文革之前我們鄰居的關係都不錯,上上下下像一家人一樣。
    文革一開始,先是右派教授家被抄,接著就是我們二樓和三樓兩家被抄。我家抄得次數最多,共有三次。右派教授的情況最嚴重,他被同濟大學的紅衛兵打了,但不算嚴重。我們三家是天然的盟友,彼此心照不宣,同病相憐。即使在最困難的時期,我們上下樓見面的時候還用眼色互相安慰。梁教授看不起一樓住的兩家,尤其仇恨所長,認為當了共產黨的所長怎麼也好不了。下樓走過所長家的門口,教授就要咳幾聲,放慢腳步,用德語不清不楚地罵兩句,然後有機會就來告訴我母親,好像出了氣。我母親暗暗好笑,用別人聽不懂的德語罵,其實還是不敢罵。
    底樓那個工人出身船民,按當局的標準是紅色的,挑不出任何毛病的。但他的岳父是歷史反革命,那房間就是岳父被捕後留給他的,所以無論在感情上還是思想上他都不把我們當外人。文革抄家前,他主動為我們通風報信,還提議為我家隱藏財產。
    薛所長家原來和我家關係也很好,他和他妻子都有工作,沒人照看從托兒所回來的女兒,所以他的女兒幾乎是在我家長大的。文革前階級鬥爭的風聲越來越緊,他顧忌影響才不得不和我們疏遠。所長的岳父是老革命,老共產黨員,曾是江蘇啟東地區一支抗日遊擊隊的隊長,五十年代是當地副縣長,以後又擔任縣中學校長。他是個很有人情味的人,曾主動帶我到他啟東鄉下過暑假。在那裡,我聽說了了當地流傳的有關他帶領抗日游擊隊英勇善戰的故事。文革中他被紅衛兵打得死去活來,他仍不肯屈服,最後被塞在麻袋裡扔到海裡去了。他老婆有淚無處流,有苦不敢訴,找來找去找到我媽。從此所長一家表面上還和我們保持政治上的距離,實際上和我們心連心。
    我家也有些親友,當了中共的官就不和我家來往了,主動劃清階級界線。到了文革,這些人都受了衝擊和迫害,便又來我家走動,悄悄地說一些場面上不能說的真心話。
    謝謝文革,謝謝毛澤東,讓我們重新團結起來,團結得像一家人。相親相愛,相濡以沫,共同用人性和理智建立我們的城堡,抵禦中共革命的腐蝕和毒化。毛澤東和共產黨一再要求人民和他們同心同德,但我就沒有看到一個人真心實意支持共產黨,或真誠相信毛澤東是個好人。表面上支持中共當局的人只是在共產黨利用他們時也利用一下黨。
   
    有些高層消息是從毛頭阿姨那裡傳過來的。毛頭阿姨年輕時曾經在國民黨市政府裡做過打字員,是母親三十年的老朋友。她愛談國事,見解深刻,消息靈通,疾惡如仇。他兒子毛頭比我小一歲,患有氣喘,因此毛頭阿姨常找我父親問個中醫方子,要是西醫的事就找我舅舅。我也去過他家,他家在黃浦區一個老式石庫門樓房裡。一次我和他,還有我的大表弟一起去他家附近乒乓房打球,每小時要付一毛五,毛頭老輸,我表弟老鸁。我表弟是他所在中學的校隊主力。
    毛頭的伯伯是中共的高官,文革前做過商業部部長,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叫姚依林,是周恩來、陳雲的親信,文革中是元老派的一員大將。七五年時他常來上海走動,帶來一些中央兩派鬥爭的消息。毛頭阿姨的消息多半是姚依林那裡來的,但她從來不承認,好像她除了姚依林之外還有其他通天的路。
    七五年,重新上台的鄧小平推行「全面整頓」政策,糾正文革造成的經濟混亂和秩序混亂。毛頭阿姨就說,「鄧小平這樣做很高明。明擺著要否定文革,但不讓文革派抓住辮子。」我們這些年輕人聽得目瞪口呆,那個時代沒有比這些話再過癮的了。
    她又說,「文革靠什麼本錢起來的?靠的就是老頭子的身體,那時候可以暢遊長江,現在叫他去也不敢去了。」她說的老頭子就是指毛澤東,毛澤東文革初期就是以暢游長江來向中共其他領導人顯示實力和決心的。
    但是爸爸不喜歡我們談政治,一談到國家大事,爸爸就沉下臉。其實爸爸自己也不是不關心政治。他每天下班回來第一件事就是仔細讀報,家裡訂了《人民日報》和《解放日報》兩種,我們還時常借來《參考消息》 ,一種不準工人和農民訂閱的內部小報。但是他從來不發表意見,甚至不喜形於色。他要求我們也做到這一點,「只用耳朵,不用嘴巴」。他說,「你們看到過有啞巴成為右派的嗎?」母親在他不在時說,「你爸爸就是膽子小,一片葉子掉下來都怕砸到頭。」
    每次毛頭阿姨走了之後,父親就要再三叮囑我們。父親的意思是我們家不能和毛頭家比,「他們是有事也沒事,我們是沒事也有事。」的確,上海公安局不敢得罪中央委員一級的中共幹部,即使他們對毛澤東對中共有大不敬的言論。
   
   *  *  *  
   
    父親的謹慎不是沒有來由。他的兩個侄子,也就是我的兩個堂兄,七十年代都在遭難,一個在安徽的白茅嶺勞改農場留場,另一個在上海提藍橋監獄服刑。
   
    范似申是我大伯的大兒子,我叫他大阿哥。他太老實了,從來不和人吵架。在我父親面前,他可以一聲不哼地坐半天,恭恭敬敬聽訓導。要是換了我哥哥或我,早就坐不住要發表自己看法了。
    大伯故世時他才十五歲。他家需要一個頂樑柱,我父親把培養他視為自己最重要的責任之一。先教他打字,又讓他幫顧客代打文件,以後又教他各種技術。過了幾年,他慢慢有了屬於自己的一些機床、工具和資本,也懂得如何獨立進行一些生產經營。五五年,他被政府劃定為「資本家」,那年他才廿四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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