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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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娘养的

                       后娘养的

       文:东方安澜

   看了09年11月30号《经济观察报》16版上《中国真的有过“市场化”吗?》一文,特别有感触,一直想写点什么,一下又下不了笔,故报纸一直搁在边上。

   前两天翻旧报纸,正巧翻到04年3月18日的一份《南方周末》,A5版《中国私产保护26年记》,其中提到年广久、温州“八大王”和冯连印。年广久因为邓大人的“放两年再看”躲过一劫。报说“温州‘八大王’没那么好的运气。这8位经营五金机电产品的小老板成为一出‘捉放曹’游戏的主角:突然以‘重大经济犯罪’的名义被判刑,又突然被释放,返还没收财产。短短两年,历尽人生悲欢。”

   “河北邯郸市的冯连印,这个名字浓缩了中国私营经济发展史上最黑色的一段。他借街道办事处之名办了一家企业,说好属挂靠关系,然而,当他用自己的4.7万元还了贷款后,被法院以诈骗、贪污罪判处死刑。虽然最高院3年后为冯脱罪,但红帽子戴到了鬼门关,一个黑色幽默,个中几多心酸。”

   在我眼里,《“市场化”》一文正巧印证了政府对私营经济的态度。从50年代的“公私合营”到朱镕基时代的“私有化”再到现在重要垄断行业重新出现的“国进民退”,其实质上,就是政府挟国家机器,对民众的玩弄。虽然朱镕基时代是政府和私营企业的蜜月,但暗地里,法律上,也没有给私营企业以多少合法地位,虽然私产保护写进了宪法,但正如胡锦涛说的“保护私有财产写进了宪法,当然,落实很重要。”(《南方周末,2004.3.18A7,《私产保护是大国兴起之路》》法律地位上对私营企业的遮遮掩掩,为以后的政治运作提供了空间。

   来反观《“市场化”》一文:“开放民营企业进入,不过是政府基于效率考虑而做出的权益性决策。私人、私人企业在经济增长的整体规划中不具有独立地价值、地位,它们是各级政府用于实现自己临时性政策的工具。政府不是从构建现代国家之内在逻辑出发,视民营企业为一种当然、应然,相反,民营企业的发展最多不过是一种可能性,一种事实而已。不是说民营企业理应发展,而是应为某些事实不得不暂时允许民营企业发展一下。简单地说,私人经济、民营企业的发展不能视为政府管理经济的目的,而是实现增长的一种手段。”“既然民营企业只是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的手段,那政府当然就可以在自己感觉必要地时候采取‘放’的策略,同样在自己感觉不必要的时候采取‘收’的策略。”

   从私营企业这三十年的发展看,事实也证明政府翻云覆雨,随心所欲地对待私营企业。看上去,象是把私营企业当面团捏,要长就长,要圆就圆。私营企业不管做得多大,随时都是政府砧板上的肉,政府只要出台一个什么法律,规定你这个行业准入到苛刻的地步,今天你还合法,明天你就成了非法,就像《反垄断法》,“这部法律公开的承认,某些行业政府可以设立垄断。这样,现有的垄断就获得了合法性,政府以后也可以依据这一条款随意设立新的垄断。”无怪乎没有法律地位的私营业主,要拼命钻进政协人大,靠官帽子来保护自己。

   可怜的是,政府未必就相信这些投机分子,难怪酒桌上说,有钱人99.9%都有护照,随时可以开溜。看来,政府和私营业主们彼此心照不宣罢了:在有钱人,也怕象朝鲜的流氓政府一样一万元兑一百元的下作事儿出现,所以移民、转移资金、送孩子出国,早已为自己及家庭伸好后腿;在政府,始终把私营企业主玩于鼓掌之间,视之为后娘养的,有别于红色江山的正宗嫡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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