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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社会两件小事

   两个社会两件小事
    ——王亚法
   
   从小就受党的教育教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个社会两重天”,此话不假,我最近碰到的两件小事,就充分说明这条真理。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我在上海淮海中路SONY 卖店买了一块4G的芯片,这次带了赴美加旅游,谁知我在加拿大,将在多伦多拍得照片输入电脑时,4G芯片竟然出了故障,储存的资料全部DELETT,懊丧之下,我还以为是自己操作不慎所致。到了美国我又用这块芯片,拍了不少华盛顿和纽约镜头,待输入电脑时,又遇到了上次的麻烦,这时我才明白,芯片出了问题,为了防止资料被毁,我赶紧停止操作,将芯片带回国内,找SONY公司的专家修复。

    我找到淮海路SONY专卖店,要求将我的资料取出来,那里的职员说修理部在漕溪路某号。我又马不停蹄地感到漕溪路。
    漕溪路是SONY公司的上海修理部,一进门就感到闹哄哄,一副混乱相,不断听到顾客在抱怨,完全是一副改革开放前国营的派头。排了好长的队,才轮到我,我把原因和要求向工作人员说明后,她递进修理间,叫我等待,过了一个多小时,修理人员出来说,芯片是质量问题,修复不了,我说我才买了几个月,头一次使用,怎么办。他说自己作不了主,需找经理解决。
    经理是一位五十岁不到的戴眼镜女士,她正在和一位美国顾客解决纠纷,我在一旁听着:原来这位美国女游客,今天经过这里,来取已经修好的相机,并提供修理号码,但因没有带发票,职员不给东西,女游客等了好长时间,在发牢骚,有些话是很难听的,好在这里的职员和那位体经理都不懂英语,各说各话。我在旁边是在有些听不过了,上去充当翻译。女游客说我没有必要赶那么多路来冒领这只不值钱数码照相机,要证明是不是我的相机,只需看里边的储存就是了,里边有我的照片就说明是我的……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把意思翻译给经理听,并作解释,她的这只数码相机在国外不值钱的,一般来说,不会像是冒领,再则她的话有道理,里边有她的照片。经理听完我的话,招呼别人去取货,接着接待我。我把我的故障跟他说了。她打断我的话,就算质量问题,他们公司也不会有责任,最多在保修期内给你换块新的,但必须出示发票。天哪,我一开始就跟他说,我发票丢了,你这不是难为我吗,这是你们公司的产品,右面有条形码,只要一查就知道是不是在保修期内。经理回答得很果断,这是上面有规定的,不能换。经理老于世故,说话时满脸堆笑,并给你解释中国的国情,似乎中国人就就是这么照章办事的。我不明白,一块芯片零售价才四百多人民币,对公司来说更不是什么东西,作为一个经理,犯得着不惜公司的名誉,花这么大的精力跟顾客“捣浆糊”吗。我发现这个经理跟中国当今官场上的许多官僚一样,是一个满嘴甜蜜,思维僵硬,只顾自己乌纱帽,不干实事的人。我弄不懂,堂堂世界级的SONY公司,在上海那么大的分公司,怎么会用这号人。中国在日本懂得管理,懂得英语和日语的海归留学生很多,为什么不用这些年轻人,偏要用这个已经进入更年期中年妇女?
   我忍不住了,又说,在国外碰上这样的事,卖方根本不用花那么多的解说,就算不赔赏损失,至少也给换一块好的,还要给客户赔不是。
    我提到国外,似乎触到了这位经理的“爱国主义”痛处,她不由提高声音问“你是哪国人?”
    我慢条斯理地告诉她:“我庆幸我是中国人!我庆幸我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说罢,掉头就走。
    回到澳洲,不巧我的水果粉碎机出了故障,保修单和发票也找不着了。我抱着试试看的念头到销售店里去问一下,如果不追究我的发票和保修单就请他们修,不行,最多是付修理费罢了。
    接待我的是位年轻的澳洲姑娘。我说这件东西我才买了半年,就出了故障,但发票丢了,能否修理?她把机器插上电源,试了一下,确定机器有问题,就说:“对不起,你等一下。”转身就走。
    我以为她做不了主,去请示经理了。谁知不一会,她捧着一台新机器回过来,说:“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这台机器是好的,换给你。”
    我犹豫了,以为她没有听清刚才我说“发票丢了”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我的发票和保修单丢了。”
    她轻轻一笑说:“这件产品上市还不到一年,保修期是一年,没关系。”
    就这两件小事,前面一件,花了我大半天时间,还受了一肚子气;后面一件,只花了我几分钟时间。
   我驾车回家时,脑子里又冒出了当年受教育的话:“两个社会两重天”,此话不假。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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