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去世，网上热议其功过。“过”者，主要是发表遭人诟病的三论，即“亩产万斤论”、“特异功能论”和“‘平暴’有理论”。大概是慑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尽管中共九常委连同“江核心”倾巢出动与之“告别”，可谓备极哀荣，但对钱氏为1958年粮食“放卫星”背书，当局则缄口不谈，实行回避。
   
   不料，有署名“冼岩”者公然抛出奇文，气壮如虎，巧舌如簧，为钱氏护短，声言“从‘钱学森问题’的角度审视，小丑们眼中的‘污点’，其实正是钱老身上光彩动人之处。”堪称颇得“伟大领袖”所授“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之精妙，大有“反潮流勇士”之概。
   
   殊不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论该员如何使尽浑身解数，总难以自圆其说，令人信服。

   
   试问，钱氏当年力排众议，论证“亩产万斤粮是可能的”，此举只是以科学家身份，“站在学术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吗？否。“就事论事”“确有不妥之处”是作者也不得不承认的。盖兹事体大，牵涉到为“吹牛皮”者撑腰。诚然，俗语云：“吹牛皮不犯死罪”，但吹牛皮导致“地哄肚皮”，饿殍遍野，便应属十恶不赦的罪孽。
   
   该文断言：“钱老犯错误的原因也简单，善良、被骗而已”。真是这么简单？毫无逢迎讨好毛的想法？当时大陆几乎所有的农业专家以及其他知名科学家，为什么没有“被骗”？在“反右”之后无人敢说真话的情况下，他们对粮食高产谎言选择了沉默，难道就是不“善良”？
   
   作者还诡辩称，“对自然科学来说，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哪怕是错误意见，是保持科学进步活力的基本要求，是科学研究所必须的空气”。问题是钱学森当年发言之际，正处于文中所描述的“言论环境：只允许一种声音呈现，发出不同声音的人，需要承担严重后果。”值此“万马齐喑”之政治气候，轻率发表错误意见，只会使谬种流传，贻害苍生。其惨痛后果不是有目共睹吗？作者再怎么舌灿莲花，能把近四千万人饿死的事实说成并无其事吗？
   
   更匪夷所思的是，作者视人命如草芥，竟以极其轻佻的口吻，说什么：“历史开了个玩笑：外行的毛泽东由于迷信科学，内行的钱学森由于不迷信科学，两人接受了相同结论。”在这里，作者完全无视谎报高产的罪恶后果，且与一般人正常的思维背道而驰，竟将毛的偏听偏信装扮为“迷信科学”，又把“内行的钱学森”推波助澜的劣行美化为“不迷信科学”，如此泯灭天良，信口雌黄，丧心病狂，颠倒黑白，简直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
   
   这里要正告该作者：人命关天，不容亵渎，绝不可拿几千万亡魂的哀痛“开个玩笑”！否则会遭天谴的。借用鲁迅的话，你“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如此恣意妄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非但如此，该文语无伦次，逻辑混乱，自相矛盾之处显而易见。上述“迷信科学”即为一例。人所共知，科学与迷信势同水火，岂能共存？科学就是科学，迷信便是反科学。毛自称相信钱学森文章所言，但普通农民都能辨别其文中那些什么“计算”只是空谈，何来“科学”？至于把钱氏故弄玄虚的推理说成“不迷信科学”，这样荒谬的吹捧也只有作者想得出来。试问何谓“不迷信科学”？莫非背弃基本的科学原理，政治上见风使舵跟着毛说大话便是样板？
   
   再如作者刚刚讲了“人非圣贤，孰能无错？对此，热爱钱老的人不必为长者讳。”但紧接着就称许钱氏“一直试图超越现有结论局限”，“虽然不在他的专业范围内，他仍欣然撰文，从一般意义上阐明了亩产万斤的可能性，并指出‘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对此连篇大话，作者赞之曰：“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正是科学精神的真谛”。如斯滔滔雄辩，叹为观止。只是读者不禁要问，既然如此，则“亩产万斤论”份属“赛先生”一族，又何错之有？作者岂非自打嘴巴？
   
   不过，对于一个习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自打嘴巴他是不会在乎的。因为他既无羞耻之心，更不管什么逻辑，就像毛一再自称的那样，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哪怕满嘴喷粪，胡言乱语，全都在所不计。例如该文为钱氏“特异功能论”辩护时，居然将之与“亩产万斤论”并列，谓“这正是钱老之所以成为钱老的过人地方：当事实与理论发生冲突时，他永远站在事实一边。”
   
   亩产万斤早已被证明并非事实，与钱氏的高超“理论”形同冰炭，怎能说“他永远站在事实一边”呢？同样，耳朵认字，超远距离发功等等，十几年来已消声匿近，钱学森还在洋洋洒洒撰写所谓“人体科学”专著，为特异功能招魂呐喊，这又怎么证明“他永远站在事实一边”呢？须知他并非以科幻作家知名，而是大陆首届国家科学奖一等奖获得者，是从事应用科学的“权威”啊！
   
   至于“六.四”事件，钱氏最早公开表态支持“平暴”，远在大陆各路诸侯之前。作者重弹当局的老调，说什么“中国近20年来的稳定和发展，似已印证钱老当年判断的正确”，这种御用文人的众口一词，就无需费笔墨去批驳了。只是其否认钱氏此举为“拍马屁”，谓“以钱老的身份、成就，何须拍这种马屁？他又能得到什么？”却是乏力的反诘。人们很容易以“四大不要脸”之首的“郭老”为例，证明宠幸正隆者未必就不须继续拍马屁也。
   
   平心而论，该文亦非一无是处。最后一句道：“他绝不会犯的一种错误是：循规蹈矩，庸庸碌碌，泯然众人矣。”倒不失为钱氏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作者的夫子自道。
   
   盖“冼岩”者，“现眼”也。丢人现眼，可以休矣！
   
   （09-11-16）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