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的性质、纲领、组织原则和战略、策略讨论反馈（1）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

车复宗先生在文章中强调坚持“非暴力”原则,反对暴力革命。这在大的方向上是对的。不过近年来包括自由民主人士在内的一些中国人,在反对革命暴力和其他暴力的时候,把民众在面对中共强权、暴力压迫将自己逼到了难以正常生存、甚至根本无法生存的境地时,迫不得已的暴力反抗也给“名正言顺”地“反”掉了。比如去年的杨佳杀警案后,就有在国内外知名的民运人士(譬如余杰)辱骂杨佳是“暴徒”;还有今年的湖北巴东烈女邓玉娇在面对中共淫官暴力强奸时,因为寡不敌众而迫不得已用修脚刀刺死淫官的案件,也有知名学者论断说邓玉娇有罪......这些人的“理由”,就是提倡和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似乎既然强调和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就要求民众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遏制冲动、坚守“理性”的神仙,就连民众在被逼到绝路情况下的起而反抗、情绪失控和暴力还击,也该彻底否定了;似乎要和平、理性、非暴力,就不能要民众抗暴维权的公理和正义。中共邪恶官员的暴行和恶行,反倒可以更加畅通无阻大行其道。那么,中国自由民主运动,还是不是倡导、维护民众人权和社会公理、正义的运动?抛开了对于民众人权和社会公理、正义的维护,我们又怎能指望民众的普遍觉醒,怎能指望获得民众广泛的信赖和支持?没有民众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的宪政民主又怎么能够获得成功?

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遏制冲动、坚守“理性”当然很不错。然而这仅仅是我们一些人的一厢情愿。人不是一部能够完全控制情感、情绪和理性的生物机器,而是有情感,有情绪的动物,情感、情绪与理性在人的身上,很多情况下都是难于调和的,这就是人与机器的本质区别。我们必须承认,在意外、危难和被暴力、强权逼迫的情况下,大多数人的情绪冲动、失控都是难免的,是一种正常现象,是人之常情,任何人都应当予以理解;何况绝大多数国家在这方面的法律,都有对于人在意外、危难和被暴力、强权逼迫情况下的“过失”、“罪错”,予以免罪、免责、免刑或减罪、减责、减刑的系列条款(包括中共的一些现行法律,也有相应或类似条款)。法律尚且已经否决了要求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遏制冲动、坚守“理性”这一过分苛求于人的“原则”,这是基于对人性的全面考虑。那么我们为何还要坚守这样的“原则”呢?难道民运就只能讲机械的“理性”原则,而不需要全面考虑人性,考虑人的情感、情绪存在的客观合理性吗?

不错,中国民运依靠自身组织建立武装力量,以暴力革命去推翻中共的专制极权,是很不现实的,因此必须走和平、理性、非暴力不合作的抗争之路。但不能因强调“和平、理性、非暴力”,就武断否定民众因遭受中共官员暴力逼迫,在和平抗争渠道被完全堵死,导致自身难于生存的前提下,采取暴力抗争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我们无权要求民众在中共暴力强权下做一个百依百顺的驯服羔羊;我们对民众迫不得已的暴力抗争的指责批评,同样意味着我们公理和正义理念的缺失,悖逆着民运的道义原则,在有意或无意中作了中共专制极权的帮闲。

民众在面临中共暴力强权下的暴力抗争,一方面是在中共邪恶官员暴力和强权逼迫下,迫不得已的选择和不可避免的现象,即使民众因此可能会在最后付出更大的代价,也是民众自己和民运阵营暂时无可奈何的事情;另一方面,既然民众的暴力抗争不可避免,并有它存在的道义正当性与合法性,那么它必将伴随着中共专制极权的存在而不断持续下去,并作为民众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手段,因此它对中国民运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在今年春节期间发表的《中国民运当前面临问题与对策研究》中,提出了对抗和动摇中共专制极权的“影子暴力”说,即不主张暴力革命,但也不放弃运用社会自然产生、存在的暴力对中共施加强力影响。民众的暴力抗争,就是这种“自然暴力”的存在形式,而且是非常重要、最有可能层出不穷的“自然暴力”。只要民众普遍觉醒并有了正义的追求,那么就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奋起暴力抗争,并由个体的抗争逐步升级为大规模的群体抗争,就像近些年的大规模群体事件,特别是近期(6月18日起)山东东明因为化工污染导致本地肿瘤患者剧增,而激起万人被迫起义一样;不仅仅是被害者,就连暂时没有受到中共侵害的人,也会起而加入暴力和非暴力维权抗争的行列,就像邓玉娇案中的不少网民那样,更像此后不久(也是在近期的6月18日),湖北石首永隆大酒店厨师涂远高的离奇命案,引发了并非本案受害者的7万多人群体抗暴事件一样......像这些民众自发行动所产生形成的自然暴力,就是能对中共极权形成震撼和动摇强力的“影子暴力”,是中国民运与中共抗衡的重要力量构成,是最终埋葬中共专制极权的重大希望之所在。

此外,我在今年春节期间发表的《中国民运当前面临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已经初步提出,草庵居士（他是什么人，你可能不太了解，可能你太不了解——徐注）在其文章《中国未来的变局与海外民运》中,有较为具体构思的建议:策反中共军队起义,促使其站在民众和民运一边,去对抗和推翻中共的专制极权。这有很大可能性。这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苏联、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历史剧变中,多次得到了证明。这一思路,虽然不排除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最后利用暴力革命实现宪政民主,但其主要意图并非用军队去开展暴力革命,而只是给中共形成一种实在而又强大的精神压力,迫使中共放弃其专制极权统治,与传统意义上的暴力革命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这也应算作一种“影子暴力”,是在发展壮大民运政治实力过程中,值得认真考虑和积极实施利用的“第三条道路”。

要求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遏制冲动、坚守“理性”,却暴露出我们自己的不理性;反对民众在中共暴力、强权逼迫情况下的暴力反抗,就把我们自己推向了民众的对立面,越来越与民众格格不入。中国民运如果不能客观看待人的情感、情绪与理性,总是对民众提出过分苛刻的“理性”要求,而不能为人民大众伸腰打气,就非常难于取得民众的信赖支持,自由、人权和宪政民主等普世价值理念,就难于为他们所容纳、理解和接受,他们也就必将难于觉醒,难于接受和投入宪政民主运动。这是一个非常简单清楚的逻辑,民运阵营必须承认并接受这样的逻辑。

近年来中国民间的抗暴维权斗争此起彼伏,更有不少民众在迫不得已情况下杀警杀官借以自卫。这是民众别无选择的选择。民运阵营应当予以充分理解,即使民众在这样的行为中有某些偏离理性要求的过激行为,我们也应站在自由和人权立场上,在理解基础上进行善意的规劝说服,切忌失去理性地横加炮轰指责。因为这既然是在邪恶官员逼迫下的迫不得已,那么民众在实施这样的行为之前,必然就已经处于极度愤怒的状态,愤怒之中一段时间内的理性丧失,是绝大多数人都不可避免的。那么由愤怒情绪支配产生的过激行为,怎么就偏要把它看作被害人的责任,而不能看作那些施暴和为恶官员的责任呢?

中国宪政民主运动胜利的希望,在于十多亿大众的觉醒,就像邓玉娇和现在的千千万万个网民那样。有了大众的普遍觉醒,就会给我们的社会塑造出一种应有的公理和正义,中共的绝大多数暴行就都会激起社会大众的普遍愤怒。中国大众普遍觉醒和愤怒的暴发力量,是中共整个统治集团都不可战胜的。

有了大众的普遍觉醒和爆发力量,中共大部分军队、警察和党政官员也会随之觉醒。这样,中共统治集团中那些过分的保守顽劣分子,就将陷入绝对孤立的状态,在无可奈何中失去自己的权力宝座。

而在民众的爆发力量中,暴力反抗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因为人的情感、情绪是不会因为我们的任何言论而消失的,因此这样的爆发力量,不会因为我们强调和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而有所减弱。但如果我们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这样的爆发力量就不会成为对我们有利的力量,却很有可能成为被别人、别的势力利用的力量,甚至成为于社会发展、历史进步有害的力量,成为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阻力。

因此,在肯定和利用“影子暴力”前提下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才是中国民运的理性选择,才会找到一条正确的民运发展之路,才能摆脱困境走向光明。中国民运当前应该努力探索,积极寻找、大力挖掘、认真整合和充分利用这样的“影子暴力”,与中共的暴力形成一种有效的“压力拮抗”和“压力平衡”,促使中共逐步收敛自己,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扫清障碍铺平道路,加速中共专制极权覆灭的进程。

(以上观点,大部分都是我在《用现代网络技术破解中共政治高压,从“绿坝”的“花季”和邓玉娇们的花季说起》中,第一次阐明了的。为确保逻辑上的更加严密完善,此处做了补充润色)

二、对“台独、藏独、疆独”的态度问题。

在《对中国民主党发展若干问题的浅见》文中,车复宗先生还说:“我党应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藏独、疆独”。我认为,这无论是在台、藏、疆历史的层面上,还是在自由民主理念和中国民运的战略策略上,都是一个有待商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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