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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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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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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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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女林昭与中国教会的复兴

来源:观察
   余杰:近年来,海内外、教会内外讨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十分看重数量的增加。许多时候,人们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中国有多少基督徒?是八千万,是一亿,是一亿两千万?在我看来,数字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真理的扎根,是生命的改变,以及用改变了的生命去改变社会。如果真理不扎根,生命不改变,名义上的基督徒的人数再多也是没有意义的;而仅仅躲藏在教会内部,满足于舒适的教会生活,将教会生活当作是一种“精神按摩”和“心理治疗”,这样的基督徒又怎么能够充当“光”和“盐”呢?当今的中国基督徒生活在此一特定的时空之中,究竟有何时代性?
   
   金明日:我也一直认为,人数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有什么样的基督徒。在这里,我要谈及我们北大的一位学长,中国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圣女——林昭。我看了林昭的文章以及胡杰为之拍摄的纪录片之后,一夜未眠,流了很多眼泪。在中国,聪明的人很多,有才华的人很多,有学问的人很多,但为真理把自己摆上祭坛的人很少。林昭就是罕见的一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尤其需要林昭这样的基督徒。
   那么,今天的中国城市教会中,是否能走出一批具有林昭的人格力量和精神气质的公共知识分子基督徒呢?换言之,教会的生活能否熏陶与教导出像林昭这样的基督徒来?基督徒能为这个败坏的社会提供什么样的精神方向?我想,这才是中国城市教会面对的一大挑战。

   
   余杰:是的,中国教会的复兴,如果没有林昭的精神为催化剂,这种复兴便很可能是是昙花一现的。我在许多文章中多次强调说,我们需要对林昭进行“普及”。在北大校史上,林昭是一个失踪者。百年校庆的时候,我还在学校里,那时校庆纪念的主角是些什么人呢?是毛泽东——这个除了在北大当过几天临时工之外与北大没有太大关系的、却疯狂戕害北大精神的暴君;是李大钊——这个与苏联特务勾结起来出卖国家利益的共产党人(当时,有关卖国的文件均在苏联使馆中被查抄出来并在媒体上公布)。而真正的北大最优秀的学子林昭却无人知晓。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教会内部普及林昭——在海内外华人教会中,没有多少基督徒知道林昭。
   我在访问德国慕尼黑“白玫瑰”基金会的时候,基金会的负责人告诉我,德国曾经有一次民调,评选最伟大的德国人,年轻的女大学生索尔榜上有名,与歌德、贝多芬邓伟人并列。她就是一名基督徒,是慕尼黑大学中“白玫瑰”小组的成员,因为本着圣经中爱与公义的原则,撰写传单反对希特勒,而被判处斩首。战后,德国人用各种方式来纪念他们的圣女,关于索菲,有许多传记和多部电影,有塑像、纪念馆和基金会。中国人却忘记自己的圣女——林昭的苏州郊外灵岩山的墓地,因为有人去祭扫,当局居然在旁边的树上安装摄像机,以示威胁。一个习惯遗忘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而不能从历史中寻求精神资源和传统的教会,也无法扎根于中国社会。林昭理应成为中国教会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之一,她是中国基督徒“活出基督”的典范。
   
   金明日:我们教会开过三次以林昭为主题的研讨会。当时有一位知识分子,到教会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一直是慕道友,从理性上不愿接受基督信仰,并且反问说:“当反右发生的时候,文革发生的之后,这个民族在受苦的时候,基督徒在哪里?”当他看完林昭的纪录片,流了很多眼泪,并决志信主了。他说,还真没有想到当代中国出现过这么伟大的基督徒!他从林昭的言行和生命中认出耶稣基督来,这是多么美好的见证啊!我们还专门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许多弟兄姊妹一开始以为读书会要学习一些灵修作品。但我的想法不一样,我们最近在读三本书,一本是林昭及怀念林昭的文集,一本是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一本是于歌的《美国的本质》。这样的学习尤其是对青年人潜移默化,很有帮助。
   我最近读到南京的一位学者潘知常写的题为《林昭、海子与美学的新千年》的演讲稿。潘知常将林昭提到中国当代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甚至认为鲁迅之后最伟大的中国知识分子和精神创造者就是林昭。他特别赞赏林昭在狱中用鲜血写下的这段话:“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以至对你们怀抱着人性呢?这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利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对此,他评论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能流泪能流血的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而在那个时候还在微笑,还在振臂高呼革命口号,还在把忠心献给谁谁,我觉得,那样的中国人几乎不能算做人,而只能算做奴隶啊。……这个时候的林昭已经最终脱离了在少年时期就被灌注的阶级、斗争、革命、解放这样的一些观念。她的心灵真正地自由了。代表着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新的思考方向,她走上了一条新的思想道路。”
   通过了解林昭的史料,我发现林昭在世的时候,从未在教会得到过牧养、安慰、支持和帮助(那个时候的城市教会几乎被消灭了),除了她在狱中接触过一名基督徒俞以勒之外,她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人直接与上帝交流,通过读经和祷告来获取属天的智慧和勇气——在监狱中的时候,连圣经也读不到了,就只能祷告了。今天,教会更有必要认识林昭,让林昭的生命与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发生碰撞。林昭的身上有四种极其重要的精神要素,可以供众教会分享,那就是:饶恕、公义、盼望和爱。没有这四种精神要素,中国便没有健康光明的未来。
   
   余杰:林昭身上最了不起的地方,也是她的信仰带给她的精神上的升华,就是她用的是这些与她的对立面完全不一样精神资源来进行这场“公义之战”。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中国的历史是以暴易暴的历史,是成王败寇的历史,是比赛厚黑与无奈的历史,每个朝代都是前一个朝代的循环。所以,以“二十四史”或“二十六史”论,归根到底其实是一部历史。如果走不出此种历史循环,我们的未来就是没有希望的。
   近代以来,政治家和革命者当中出现了不少自称基督徒的人物,但他们都是表面上的基督徒,他们的公共行为与他们的信仰不符甚至背离。比如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以及今日之香港特首曾荫权(天主教徒)等人,均是如此。我惊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化力和破坏力,这确实是一群悖逆之民,这确实是一片磐石般的土地。
   然而,我们总算有了一个林昭,这是上帝对我们中国人的怜悯与恩典。有林昭和没有林昭,中国的思想史和教会史肯定是迥然不同的写法。遗憾的是,对林昭的接受和介绍,并不是从基督徒和教会开始的。直到今天,在认识林昭这方面上,大部分的教会和基督徒仍然是“后知后觉”。我在一些基督徒的论坛上,甚至发现若干否定林昭是基督徒的言论,这与当年某些德国教会的头面人物对朋霍费尔拒斥何其相似:一九五三年,在浮罗森堡集中营举办了朋霍费尔的追思会,当地的主教麦塞却示威性地缺席。麦氏认为,朋霍费尔是政治异议者,而不是教会的殉教者。林昭是基督徒,这是毫无疑问的,她在狱中用血书这样写到道:“作为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许多基督徒和教会因为“政治”的原因而对林昭“敬而远之”,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怯懦和冷漠。林昭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她为上帝的公义而战的圣徒,她是付出生命代价彰显真理的先知。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应当为回避林昭而认罪悔改。
   而从中国教会疏远林昭这一现象可以看出,中国教会缺乏符合圣经原则的“政治神学”。此种状况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此种状况我们该如何反省与检讨?
   
   金明日:毋庸讳言,中国教会有两个负面的传统。其一,神学的保守主义导致政治上的幼稚主义。一些过于基要的神学观念,使得基督徒和教会选择“隐居”式的生活。其二,信仰过于内在化,对真理狭窄化的处理,从而使得教会失去了对社会的影响力。如倪柝声的神学便存在此类问题。这样,中国教会便缺失了旧约中很重要的先知传统。基督徒不能把握时代的脉络,不能圣经的真理去“参透万物”,解读不了身边发生的一切。
   
   余杰:基督徒既是天国的子民,又是地上的公民,基督徒需要有现代公民意识。许多基督徒对圣经十分熟悉,也按时参加教会、经常祷告,但在面对一些现实问题的时候,其言行顿时与圣经真理背离,也不符合现代公民的身份,被当局长期的教育和宣传洗脑的后遗症立即表现出来。比如,有基督徒说,中共当局对藏族民众的打压是应当的,因为藏族人信仰佛教,所以这是上帝借政府的力量来警告这些异教徒,这是一种表面上的原教旨主义,实质上的怯懦和冷酷;再比如,有基督徒说,一旦台湾有风吹草动,就支持中央政府对台湾动武,因为国家统一不容破坏的,这是“爱国”(其实是“爱党”超过了爱教会和爱真理)。在这些反面,教会如何教导会友作出正确的判断呢?
   
   金明日:基督教不能回避政治,不能闻政治而色变。基督教是弥赛亚宗教,弥赛亚的核心就是拯救世界,而不像佛教那样离开这个世界去独自修炼。弥赛亚宗教在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时候,就已经表达出了鲜明的政治观点。
   我们需要做的是寻找上帝的旨意,谋求他人的利益,不求自己的益处。如果整天都在考虑自己的得失,如何如主祷文所说“让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上帝最不愿看到的是便是人类失去良心,这良心是上帝安放在人身体之内的。基督徒应当成为一个社会最后的良心,当其他人都放弃良心的时候,基督徒仍然不放弃良心。基督徒没有权利绝望。基督徒必须出于基督精神为民族尽责。
   
   余杰:近二十年来,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受洗成为基督徒,并将信仰带入公共领域,这是上帝对中国教会特别的祝福,这一现象,在北京尤其明显。对于已受洗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来说,有教会生活和没有教会生活,其生命状态有极大的差异;到教会中是例行公事、走马观花,还是真正委身下来、谦卑服事,其生命状态亦有极大的差异。而他们生命状态的差异,直接影响他们在公共领域的发言和表现。教会如何吸引受洗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对他们进行“全人”式的牧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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