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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与捍卫中医论战暴露中医尴尬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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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退出专业团体。王澄写给纽约一位朋友的信

今天和你通电话谈了我的想法,现在就把我的想法《敦促政党退出专业领域》写出来,供你批评指正。
   
   根据台湾蒋经国时代的经验,从威权体制转化到民主体制的过程中,政府一定要加快脚步完成所有的专业团体从政府和政党的参与中完全独立出来。独立了以后,就像现在所有的民主国家一样,每一个专业团体(比如医学,法律,经济,教育,工业,等)都成为一个完全独立于政党的“独立王国”。当国家发生政党轮替的时候,这些独立的专业团体继续按照自己的专科科学规律正常运行,保持社会需求稳定和惰性常态,一百年一千年也不会发生人民不能接受的突变。台湾的国民党和民进党就和台湾的医疗卫生领域没有任何关系,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也和美国的医疗卫生领域没有任何关系,甚至美国政府对美国的医疗领域没有领导关系,只有建议和协作(请求医疗团体帮助)关系。(我打电话给美国的卫生部,接电话的人告诉我,我们卫生部的工作与美国医生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
   
   2009年6月我在境外中文网上发表了《敦促中国共产党退出医疗卫生领域》,要政党把非法霸占的专业领域的权力还给中华医学会。之后到了今年8月,国家统计部门写出文章公开表示,希望统计的时候当地的党政领导不要介入,要保持统计工作的独立性。

   
   10月27日报道,张茅在中华医学会调研时强调,医学会应承担更多相应职能。
   (10月22日,卫生部党组书记张茅来到中华医学会开展调研工作。张茅表示,中华医学会是我国成立最早的科技社团之一,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科技社团。它既是凝聚、团结专家,推进学科发展,规范和完善临床诊疗活动,培育和发现人才的重要组织,也是反映医学科技工作者诉求和愿望的重要渠道,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医学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张茅表示,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中华医学会应该承担更多相应的工作职能。)
   
   10月27日,又看到人大校长纪宝成的呼吁,“还学术以权力”,大学要“民主办学,教授治学(校)”。这是把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从专业领域往外驱赶的先声。【1】
   
   2009年,接二连三的事把中国科学落后的问题推到了网上讨论的前台。
   
   一. 今年诺贝尔科学奖中国还是像已往那样连边也不沾。中国政府关起门来“自卖自夸”的科技成果一次次被国际(水平)否定。无论在国内吹嘘到什么程度,只要一打开国门,就相形见拙。中国人民已经完全不相信中国的科技能力,对于中国永远也无法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一事,目前是一片讨伐声。
   
   二. 钱学森逝世后又有人追问,为什么中国自己培养不出来向钱学森这样的能够领导导弹飞船事业走向成功的大家。钱学森自己是这样说的,“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2】
   
   三. 温家宝出过一回洋相,几年前他问,为什么我国出不了大师?国外的学者都嘲笑他无知。中国连言论自由都没有,怎么可能出科学文学社会学大师。
   
   四. 杨振宁说,中国的科学上不去,是“易经”(封建社会思想体系哲学体系)在作怪。
   
   五. 加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倡议教授治学,还学术权力以学术。
   
   目前对于中国科学技术落后可以总结为四个原因:1。学术腐败,短期打算,向钱看;造假。2。体制落后。政党管着科学。政党只要求“政治正确”,不理会科学的真实性和不科学的长远的负面作用。因为所谓的“政治正确”都是短期目标。比如不能够公开否认中医药,因为,每年8万中医学院毕业生,20-30万中医师,100万以上中医临床工作人员,比如护士,推拿师等,1000万药农,中药生产厂,商人等。否定中医就会带来社会动乱。3。思想根基落后。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大一统窒息了“异意”和发明。这个民族有问题。4。没有言论自由。
   
   这四个方面的第一个,学术腐败问题人民很清楚。第四个“没有言论自由”还不能讨论。但是,第二“体制问题”和第三“中国封建思想还没有被彻底清洗”是我们可以推动的。
   
   我愿意就《敦促政党退出专业领域》带头作一些工作。我认为,政党不要参与科学和专业领域最终对中共有好处。我们看美国,政党就是政治的党,从来不过问专业领域的事。政党站在人民一边,和专业的利益集团作斗争,为人民争得好处。比如健保的讨论。在美国,每个专业集团有自己的学校,自己的管理条例,自己的执照发放规定,自己的惩处条例。最重要的是有(人民的)公信力。
   
   反观中国,中共要领导各行各业,只要搞不好,被骂的就是政府和中共。和人民永远是对立的,因为人民永远不满足。(更不要说中共作错的事。)
   
   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定会得到大多数中共干部的认可。与其“政治”领导“科学”,“政治”天天被骂,还不如“科学”领导“科学”,中共好站在人民一边不停地指责“科学”(关心人民不够,比如医疗界。像美国一样)。(现在已经没有外行领导内行了。医院党委书记都是医学家。)
   
   《敦促政党退出专业领域》当然会得到广大科学工作者的衷心拥护,60年了,中国科学家从来就不是科学的主人。人人盼着改变体制,彻底解放。
   
   Timing:
   中国从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一定是从具体,低级,简单的领域向抽象,高级,复杂的领域过渡。也就是说,先转型的是带有具体,低级,简单特点的领域,比如吃住;后转型的是抽象,高级,复杂的领域。比如教育,科技。原因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基本不会说英文,没有在西方受过完整教育的党,特别是和台湾马英九相比,所以,需要一个学习过程,(现学现卖)。中国解决了低级问题,就要开始解决高级问题了。现在开始敦促政党退出专业领域是good timing.
   
   
   
   王澄
   20091104
   
   ----------
   附录
   【1】
   人大校长要求民主办学教授治学
   人大校长称中国最大博士群不在校园在官场
   发表时间:2009-10-27
   
   人大校长纪宝成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昨天在杭州提出,现有的高等教育体制与机制应有适当调整,并当场倡议教授治学,还学术权力以学术,赢得全场分贝最高的掌声。
   
   “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昨日在杭州开幕。在论坛上,50余位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高校院校长、党委书记及中外高等教育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在中国现有的高等教育体制与机制中,学术权力是以学术开展和发展为目的,对学术事务进行管理的权力。例如,老师批改学生考卷、相关部门评定老师职称,都是行使了学术评价权,此外学术权力还包括规范权、资源配置权等。纪宝成认为,学术权力使用是否得当,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位资深校长坦言,现在国内高校里学术权力的使用已经进入了三大误区。
   
   首当其冲的就是将学术权与行政权对立,将学术权片面理解为学者的权力,与行政无关,而事实上学术权也包括了许多与学术相关的行政管理权。
   
   其次,学术权力现在有行政化的倾向,高校普遍存在学术评价偏离甚至脱离学术发展方向;学校资源配置行政化;相关行政管理者不懂学术规律,用行政手法对待学术问题,方式简单粗暴。“我曾亲眼目睹一位年轻的处长把一位老教授教训得说不出话来。”纪宝成遗憾地说:“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开始在意‘位子’而不是教学质量”。
   
   同时令纪宝成担忧的是学术权力市场化,各式各样的博士学位开始泛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
   
   以上误区,影响了学术权力在高校的适当使用,从而也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所以我建议还学术权力以权力,落实民主办学、教授治学。”纪校长说。
   
   据了解,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自2001年起开始举办高等教育国际论坛,每年举办一届,围绕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结合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确定一个中心主题,进行较高水平的国际性研讨。目前,这一论坛已经逐步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峰会。前8次的论坛中,“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融合”等论题均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文章来源:浙江在线
   
   附录【2】
   钱学森最后一次讲话 老科学家的拳拳之心
   人民日报 2009-11-04
   
     整理者注:钱老去世以后,许多人问我们:钱老有什么遗言?并希望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写一篇“钱学森在最后的日子”的文稿。我们已告诉大家,钱老去世时很平静安详,他没有什么最后的遗言。因为在钱老去世前的一段日子,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可以向大家提供的,是钱老最后一次向我们作的系统谈话的一份整理稿:钱老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那是于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谈的。后来钱老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在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望他时的谈话。那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有这一次系统而又全面。今天,我们把这份在保险柜里存放了好几年的谈话整理稿发表出来,也算是对广大读者,对所有敬仰、爱戴钱老的人的一个交代。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 “good 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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