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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的消息使我的母亲病倒了

   
   
   拆迁的消息使我的母亲病倒了
   
   徐永海

   
   
   2002年9月11日
   
   2002年7月15日1点30分左右,我母亲突然患病,出现意识障碍,左半身偏瘫。我们立即叫来救护车,把我母亲送到北京急救中心,诊断脑梗塞。在急救中心治疗了一个星期,脱离了危险。母亲转到我工作的医院治疗,因内科病房装修,只好住在我工作的精神科病房。4天后转到北京邮电医院住了20天。母亲前后住院共30多天,花去2万多元钱。母亲没有工作,她的医药费全是自费,2万元钱相当于她一生的积蓄。
   
   母亲这次病得很重,已经两个月了,母亲仍只能卧床,不能下地活动,并且由于脑子受了损伤,记忆力和智力有些受损。有时还说一些胡话,时常说:“我们家几经有房子了,有好几处哪,不怕拆迁了。”母亲之所以患重病,一个原因是因为着急。我们家面临拆迁,她为拆迁着急,为拆迁后一家人的住房着急。结果拆迁一事使母亲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恢复到以前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这两年,开发商、拆迁公司和北京的市区两级政府联合,他们把老北京旧城这个全中国、全世界最重要的古城拆毁得差不多了。他们把老百姓赶到了郊区,他们在老北京旧城上面盖了高楼大厦。他们个人发了大财,可是中国最美丽的古都毁了,老百姓原有的家园失去了。
   
   母亲是老实人,一生胆小怕事,只想本本分分生活。可是现在北京在大片大片地拆迁。很多老百姓被赶到很远很远的农村郊区去,在那里给补偿的房了还很少。如果不搬,就强行拆房,还打人,抓人。一谈到拆迁,母亲就着急,一是担心将来给补偿的房很少一家人没法住,二是担心我不配合拆迁,被拆迁公司雇的流氓打了,被拆迁公司收买的警察抓了。
   
   母亲今年76岁了,几年前身体还好,还能给我们做做饭,还能照顾我们。近几年,随着一年比一年老,又患有心脏病,给我们做饭时有些力不从心了。母亲不能象以前那样照顾我们了,但母亲仍是一家人的核心,我们需要母亲的亲情,这样的亲情是我们生命。
   
   1995年到1997年,因为政治与宗教原因,我被劳动教养两年。在这两年中,我一直被关在看守所的“小号”牢房里,六平方米大小,没有“放风”这个说法,也看不到牢房外边的世界。没有书、没有报,思念家人,思念母亲就成为打发时间的最主要事情。
   
   入狱前几天,心情还很平静,因为我没有罪。可是没多少日子,对母亲的思念,对家人的思念,就控制不住地涌到自己的心头,眼泪一滴一滴不能控制地淌下来。这种现象持续了三个多月。
   
   开始和我一起关到“小号”牢房的还有三个人,吉明现,18岁,是河南孩子,来北京当保安,偷废铁得了100元钱,被判5年,他很少留泪,可能还不懂亲情。彭明耀,25岁,河南人,倒卖火车票,被判2年劳动教养,17岁就出来混,也留泪不多。黄文贵,26岁,广西人,有三个孩子,来北京打工,偷了一条皮带,被判1年半劳动教养,总是哭,他思念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我也是如此,时常留泪。我思念我的母亲,总感到在母亲面前,自己是个罪人,让母亲为自己着急。母亲一生老实,胆小怕事,我入狱,不知母亲会急成什么样子。我发现,我不是英雄,也不应关心政治,因为我没有铁石的心肠。我想家,我思念母亲。
   
   警察很懂心理学,知道人一想家就软弱。他们就让你想家人,总是提你的家人,提你的母亲。有时,我很软弱,希望能尽快出去,尽早见到自己的母亲。但一想到母亲,又使我变刚强起来。母亲是个老实的人,但母亲更是一个善良的人,在“六四”时,我的母亲曾烙了很多的饼和熬了很多的粥,让我和我的妹妹去天安门广场给学生们送去。我作的事情,虽然让我的母亲担心、着急,但我的母亲知道我干的事情是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她能理解。母亲曾说过,警察来,我就要问他,我儿子犯了什么罪,你们抓他。
   
   对母亲的思念帮我度过了两年的狱中生活。从狱中出来后,我母亲明显地苍老了。我曾发誓,要使母亲过上好日子,可我给母亲的并不多。我作为一个挣工资的人,工资又不多。好在,母亲不在乎钱多钱少,一辈子贫穷惯了,只求能平平安安。现在母亲患重病了,我只有祷告,求我在天上的主,让我的母亲早日恢复健康。
   
   (北京)徐永海
   2002年9月11日
   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
   
   徐永海给海内外朋友的一封信
   这封信昨日写完,今天修改,在修改时,当地派出所的警察来到我家,对我进行不是警告的警告,要我不要闹事。一小时后,西城公安分局的警察也来,劝告我不要闹事。我家面临被拆迁,我们这大片老百姓面临被拆迁,政府、警察不是占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而是占在开发商、拆迁公司的立场上。我们不高兴,他们就诬蔑我们是闹事,我、我们这片的老百姓需要大家的帮助。
   徐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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