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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坐牢经历的第五部分:狱中苦难|
·**********记录坐牢经历的第五部分:狱中苦难
·狱中我的苦难与狱外妻子的苦难
·弟兄姊妹的爱使狱中的我充满信心
·在狱中是信仰在支撑着我
·看守所的繁重劳动能使人落下病
·通过争取在狱中我读到了《圣经》
·请动物爱好者关心一下西郊监狱里的那两只小猫咪
·我出狱了,我的太阳终于从东方升起来了
为主坐牢出狱后在家庭聚会上所做的见证
·********为主坐牢出狱后在家庭聚会上所做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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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受伤,右手也痛
·我们所信的上帝是真实的
与我们出狱相关的刘凤钢的有关文章
·*********与我们出狱相关的刘凤钢的有关文章
·刘凤刚:在北京远郊的山区传辅音被警察盘查的经过
·刘凤刚:我所了解的浙江主内弟兄姊妹被逼迫的情况(来自祖国的报道)
·袁相忱口述,刘凤钢整理:你要誓死忠心
·刘凤钢等:总统来访华,我们就被抓
2003至2006年坐牢期间的文章
·******2003至2006年坐牢期间的文章
·劳苦的人,在天国里安息——献给逝去的袁相忱爷爷
·终极的科学与终极的信仰
2006年2月的文章(出狱第1个月)
·********2006年2月的文章(出狱第1个月)
·就我的冤假错案一事写给全国人大的一封信
·我出狱了,我的太阳终于从东方升起来了——徐永海出狱后写给朋友的信
·我为什么入狱——徐永海出狱后写给朋友们第二封信
·狱中再苦不如妻子在外边的苦——徐永海出狱后写给朋友们的第三封信
·出狱后写给老同学郑钦华的信
·出狱后写给老同学刘明的信
2006年3月出狱后第2个月
·*********2006年3月出狱后第2个月
·时间不可以倒流——对于“相对论”人们存在着错误的理解
·用光速不变原理去探讨万有引力(重力场)的本来面目
·狱中的刘凤钢弟兄在受苦请弟兄姊妹为他祷
·弟兄姊妹的爱使狱中的我充满信心
·通过争取在狱中我读到了《圣经》
·看守所的繁重劳动能使人落下病
·请动物爱好者关心一下西郊监狱里的那两只小猫咪
·九篇文章之前的信——徐永海出狱后写给朋友、弟兄、姊妹的信
2006年4月写的文章(出狱后第3个月)
·*********2006年4月写的文章(出狱后第3个月)
·给《生命季刊》王峙军牧师的信
·走十字架道路——为主坐牢出狱后在家庭聚会上所做的见证
2006年5月写的文章(出狱后的第四个月)
·*******2006年5月写的文章(出狱后的第四个月)
·头三个结婚纪念日我都在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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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基督教的二十年现状


   附:北京基督教的二十年现状
   
   中国北京李克牧师
   

   本文纪实地反映北京基督教的现状。我是根据“三讲”教育精神实事求是,冒着打击报复的风险、说真话、不能把话憋在肚子里,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主要内容:
   
   一、党和政府对宗教的方针政策?
   
   二、要正确认识“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的内涵?
   
   三、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
   
   (一)、北京基督教房产落实情况,
   
   (二)、关于宗教活动场所落实情况,
   
   1、丰台堂为何不许信徒进入?
   
   2、家庭聚会为何不给登记?
   
   3、朝鲜族信徒为何在街头上做礼拜?
   
   4、为何按立长老这么难?
   
   四、北京教会财务管理情况?
   
   (一)、政府与教会财务不清,
   
   (二)、教会主要领导人挪用公款,
   
   五、提高宗教干部工作水平,教会必须独立自主。
   
   
   
   
   教会原是基督徒的属灵团体。如何建立教会牧养信徒?教会自身以圣经为原则;有神学理论和传统习惯。教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经过各种考验,两千年来教会的存在经久不衰、不断发展壮大。
   
   近代中国基督教经过两次重大的冲击,当“五四”运动在掀起新文化运动,在反帝口号的同时基督教成了主要的攻击对象。当时社会文化界组成“反基大同盟运动”。从1922至1927年长达五年之久,声势浩大席卷全国。至1927年4月15日南京政府蒋介石下令才停止“反基运动”,告诫民众不要误解反帝运动的含义,指出反帝运动不等于仇外更不等于反对基督教,不要用武力侵犯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同年11月,基督教青年会报导说“反基督教的暴力行动和宣传已明显减少,青年会的财产已归还,反基督教运动才逐渐落下了帷幕”。(请参看《中国基督教史略》302-30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韩)李宽淑著)。
   
   第二次即文化大革命再次掀起来教运动,这是“五四”运动之后“反基运动”的继续。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
   
   中国基督教经过这两次大的挑战,教会的发展并未被消弱,结果“神的道日见兴旺,越发广传”(徒12:24)。任何时代采取行政命令的手段,企图消灭宗教,必然自食苦果。
   
   一、 党和政府对宗教的方针政策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是主要的任务。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思想路线,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指导,对我国宗教现实情况进行调查,1982年,制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问题》
   
   即著名的“中央十九号文件”,它是宗教政策唯一的依据。“文件”中重申了“宗教五性论”(宗教的长期性,宗教的群众性,宗教的民族性,宗教的国际性,宗教的复杂性)。1991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即“中央六号文件”。提出:“依法对宗教进行管理,在加快宗教立法工作”。
   
   1993年江泽民主席又提出:要认真贯彻党的宗教政策,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党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江主席关于宗教问题的“三句话”:
   
   一、要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
   
   二、要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三、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以上两个重要文件和江主席对宗教政策的“三句话”是党中央国家对宗教政策最基本的原则。但目前国家还没制定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法。已故宗教界著名人士赵朴初在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上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充分说明依法治国的重要性,改革开放20年来,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340件法律和法律文件……基本做到有法可依。唯独在宗教方面,至今没有一部宗教法列入国家立法计划、把党和政府正确的宗教政策加以法律化、条文化,用法律规范社会和宗教行为,保护合法抵制非法,打击犯罪,匡正人们对宗教“左”的偏见,规范政府宗教部门的行政行为……希望引起高度重视,提上议事日程,列入立法计划、争取早日出台。”
   
   为什么至今国家的宗教法不能出台?可能政府有难言之隐,如果没有宗教法,就不能正确处理教会与政府的关系,及三自与教会的关系,就不能保证公民的真正信仰自由。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国家的宗教立法,势在必行。
   
   信仰自由是一切先进国家的重要标志。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信仰自由,这并不是党和国家对公民的恩赐,而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国家必须保障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在“中央十九号文件”规定“公民的正常宗教活动是指信教群众按照各教的习惯与教义在宗教活动场所内及在自己家里进行的礼拜、祈祷、读经、讲道、受洗、追思以及过宗教节日等……。吸收新信徒,按立封派宗教教职和教徒出于宗教感情给教会的正当奉献也属于正常宗教活动。这些事情都是由各宗教爱国组织认可的教职人员以及信教群众自己来办理,受到国家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不允许外人加以干涉。”
   
   另外还规定:“基督徒按照信仰习惯,在自己家里以亲友为上举行家庭聚会祷告、读经等活动,无需在政府登记注册,不受任何限制。(参照《三自爱国政法常识》160负和171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宗教政策,20年来的宗教活动,有了明显的改善。但仍有少数干部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公民的信仰自由权利,屡屡遭到侵犯。既然是以法治国,以法管理宗教事务,而又无法可依、焉能管理好宗教事务?所以祈盼宗教立法早日出台。
   
   二、要正确认识“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的内涵
   
   国家为了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主要通过统战机关,设立专门管理宗教的各级政府施行管理有关宗教事务。所谓“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是指政府对宗教工作中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施行管理和监督,所谓管理主要包括:(一)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保护宗教团体的合法权益,保护宗教教职人员履行正常的教务,保护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四个保护);(二)依法制止和打击利用宗教和宗教活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三)依法取缔非法宗教组织,坚决制止各种不属于宗教范畴的危害国家利益和人民财产的迷信活动及其他非法违法活动;(四)依照法律法规和现行政策,批准、审核属于政府管理的宗教方面的对内对外事务;(五)对超出宪法,法律和政策范围的宗教活动以及宗教活动中出现的混乱现象进行教育,疏导和必要的处理。(参看《三自爱国政法常识》金陵神学院函授班教材166页)。
   
   以上五条概括了“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主要内容,在第一条中有“四个保护”使教会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犯。而宗教干部则是对宗教的合法权益的执行者和监督者,干部是为教会服务的好朋友,我们应当感谢他们。
   
   但管理不应该是对教会的“管制”、‘限制”或“压制”,政府能否正确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宗教干部是决定因素。二十年来政府的宗教工作的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教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多年来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有相当一部分区县乡统战干部、宗教干部、对广大信徒群众询问有关政策竟然一问三不知,或答非所问,敷衍塞责,搪塞应付,甚至错知错解……,有个别“统战首长”“宗教官员”不懂装懂,指手划脚……,这些干部损害政府的形像,污辱政府的门庭……。”(参看《天风》2000年第四期17页《政策“倒灌”值得重视》)如此宗教干部岂能管好宗教事务?
   
   三、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
   
   能否认真执行党的宗教政策,是关系到党的威信和国家社会安定团结的政治问题。二十年来政府对宗教工作虽然有很大的改善,但和国家形势要求及国家的发展比较,北京的宗教工作处于滞留状态。
   
   当前国家根据“三讲”教育来检查各项工作,不久前,李瑞环同志在浙江就领导班子“三讲”教育调研工作强调说:“各级领导干部要听群众意见,必须经常化、制度化……听取群众意见,必须认真实意、要找确有意见并敢于提意见的人、而不是一味说奉承话的人,对待提意见的人不是反感而是感激,给别人有说话的机会而不要让人把话憋在肚子里……。’(北京日报2000年2月25日头版),但在教会中敢于提意见的太太少了。
   
   本人在北京教会工作50多年,亲身经历了社会历次运动并参与了教会的三自爱国运动。对过去50年的历史历历在目,为了国家大局和教会的权益,我从不愿违心地向宗教干部说奉承话。1998年我冒着接受打击的风险,向政府宗教部门和三自领导提出《认真贯彻宗教政策加强教会自身建设》一文,指出宗教部门违反宗教政策的情况,及三自领导人违反办好教会的原则,得到广大信徒的支持。政府的宗教干部承认我提出的问题都是事实,但未经过他们的同意不该发表。后来在基督教六届会议工作报告中定了几个罪名:“有人……在信徒中挑拨离间,破坏团结,煽动脱离三自教会的倾向”。本人所提的意见既是事实,为什么要给人家“扣帽子”定罪呢?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作风,不符合“三讲”教育的精神。是谁在破坏团结是谁在破坏“三自”?只有违反宗教政策和三自原则的人,才是破坏安定团结的。在新的形势下应当以“三讲”教育来检查宗教工作,干部应当根据“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的原则保护宗教合法权益和正常的宗教活动权利。《三自爱国政法常识》167页指出:“充分发挥各爱国宗教团体的作用,通过爱国团体向各级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反映信教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对宗教事务部门的活动进行监督,并实行自我管理。”任何单位群众都有权对上级的管理进行监督,有权向政府提出意见。宗教干部对教会的管理,不是“管制”和“限制”,而是服务。某些宗教干部到教会以领导人自居,是教会的“太上皇”、发号示今,有的地区宗教干部驻进教会办公,他们掌握教会的组织,机构,规章制度,人事选派、财务大权、甚至按立牧师、长老、执事。推荐神学生等,都由宗教干部审批,干部直接参加教会内部各种会议等等,这样教会还有自主权吗?在第九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丁光训主教在会上说:我看到不少问题反映政府干部对宗教团体内部事务管得太多,在一些大的问题上都是他们说了算,影响党和政府与信徒群众的关系,需要加强调整。他又说:要坚持实事求是的路线。讲宗教长期存在,在一定时期有一定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规律,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如果多一些人理解这一点,那么,就不会再去主要考虑怎么消灭宗教,同宗教作斗争,就会更有利于全面贯彻党的宗教自由政策”。丁主教代表广大信徒对宗教干部提出意见得到了全国信徒的支持。宗教干部为什么对宗教内部事务管的太多?是为了灭教,这样的宗教干部,不但不能管理宗教而是破坏安定团结,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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