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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历经风雨十二年 今又重踏上访路

   

郭少坤

   在中国的生肖中,12年是一个轮回。我为自己的被非法辞退以及另一起冤假错案告来告去,最后还是被一脚又一脚地踢回了辞退我并给我制造冤假错案的徐州市公安局。

   我感到了绝望,我不知道偌大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在哪里还有讲理说法的地方,哪里还有一个敢于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共产党人,哪里还有一个像封建社会中的包公、海瑞清那样的清官,甚至是哪里还有几个具有同情心,或者叫还能够读得懂受害者们的文字材料和体察到受害者的苦衷的大写中国人,哪里还有一个凭着良知敢于拍案而起的共产党领导人,12年的上访历程告诉我没有,而且是的确没有。否则,我就不会在这里继续怨声载道了。

   屈指算来,自1997年的3月12日(被宣布辞退),我就开始了依法申诉和上访活动,至今已经12年半了。

   这12年(两年的坐牢时间除外),我先后到市、省、中央各有关部门进行过50余次的上访和申诉活动,共耗去经费10000余元人民币;共打印、复印各种文字材料1000余张;并先后给中央领导人和公安部部长贾春旺、周永康、孟建柱公开信20余封。然而,至今我没有得到一句话的(合法)答复,没有见到一个字的(合法)查处结果。

   这12年(除去两年的坐牢时间)的上访活动中,我住过朋友家,住过旅馆,住过地下室,住过浴池,也蹲过火车站。在此期间,也没有引起任何政府部门、那怕是慈善机构的同情和关照。这12年的上访活动所得到的结果是:因公双残的身体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双眼视神经萎缩”和“创伤性关节炎”的后遗症日益严重,而且因此导致在去年患上了可能会使我随时随地倒下的“脑梗塞”这一严重疾病。

   残酷的现实摆在我面前,使我不得不考虑:如果这样下去,我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到哪一天被疾病击倒时也不会被依法解决,我必须要在自己还能够有行动能力的情况下设法去为自己冤假错案的解决作出最后的努力和拼搏,如果要想使其成功,那就不要再进行这种自残自杀式的行政上访,因为这种官僚体制已经令人完全失望。那么,共和国不是还有它的法律存在吗?我不妨试一试中国的法律在我身上还管不管用,用鲍彤先生的话说就是“只要共和国的《人民警察辞退法》没有‘除去郭少坤之外均有效力’这一条款,就应该诉诸法律”。因此,我准备结束上访活动,通过法律来解决我的冤假错案。但即使不成功,我也不成仁,因为我要通过运用法律手段进一步去证明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不但是官僚主义在腐败,由它垄断的国家法律也是虚无的,甚至也是腐败无能的。如果是这样,将会因此使我更加坚定地去为中国的自由和民主事业而奋斗到底。

   抱着这一想法,我决定即使倾家荡产也要在北京聘请律师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当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一些朋友时,有的表示支持,有的表示沉默。前者认为共产党组织不讲理,共和国的法律也不至于不讲法吧,共产党的政权再黑也不会一黑到底吧;后者认为法律在中国是没有用的,是党大于法,共产党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告到哪里也没有用。在我把这一想法告诉曾经在国内担任律师的朋友郭国汀时,他更加对此举不抱希望,他说“和流氓讲法没有用”。可我还是坚持认为,难道这么大个共和国竟然没有一个敢于面对现实讲理说法的官员或者法官,难道都是“流氓”?!

   古人云:“法为德之辅”。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道德败坏到不可收拾时,法律就应运而生并以此辅助国家管理社会。在尝试到因为各级官僚政客的道德沦丧及其麻木不仁给我带来的痛苦之后,我抱着共和国的法律绝不可能对我这么一个为其终身双残的警察丧失它的权威性,共和国的所有法官也绝不可能置事实真相于不顾对我公然枉法的最后希望,开始整理诉讼材料并把自己的这一打算通报给长期负责我生活和治疗的徐州市公安局国保处。可想而知,国保处绝对不会支持我走上法庭告他们,这样一来不就把他们多年来对我的“看管教育”成绩全部抹杀了吗,于是就以带有威胁的语气对我说:“如果你告赢了,公安局该给你多少就给你多少,如果你告输了,可就什么都没有你的了,包括现在给你的1000多元钱的生活费和医疗费报销,都可能被取消。”我说:“你们那样做觉得好吗,对得起你们的良心吗,你们已经决定对我进行人道关怀的事情因为我的依法诉讼就推翻,太不像共产党应该干的事情了。不过,如果你们真的那样做,我也没办法,最终我输了,你们什么都不给我,我就只有在家绝食饿死,因为我什么都没有了,不死还等什么,只有如此。”

   虽然我知道依法诉讼的道路依然充满着凶险,但我已经别无选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也许国家法律并不是想象的虎山,而是通往光明的康庄大道。如是,则是本人甚幸,国家甚幸。因为事实终于证明,尽管共和国并不是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但它的法律并不都是没有用的,它在懂得使用法律去维护正当权益的公民面前还是能起到积极作用的,是可以使自己的屈辱得以洗刷并重获光明的。

   抱着对共和国法律的信任及其美好愿望,我先找到了当地曾经为我做过辩护的贺律师,问他如何进行法律诉讼,他说还要到市人事局进行人事仲裁复议。我按照他的说法给徐州市人事局公务员管理处写了一份《申诉书》寄去,这次倒很好,不像我第一次向他们复议时似的时隔12年没有答复,他们在15日之内就给了我电话答复,说对我的申诉表示理解和同情,但由于超出了规定期限而不予受理,并让我到市人事局去拿《通知书》。

   十月十九日上午,我乘工交车来到了市人事局所在的新办公区。这是徐州市“四套班子(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的集体办公区,这个新办公区距离市中心约20多公里,占地面积约数千余亩,为通往办公区专门修建的公路纵横交错数条,那几座办公大楼巍峨挺立远离人群在旷野上,气派非凡,一眼望去,简直和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相差无几,甚至敢与美国的白宫媲美,和原来坐落在市中心的办公大楼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政府果真是有钱了!“我感慨道。可是,我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在这座座大楼群里找不到人事局的办公楼,只有向在那里打扫卫生的二位女工问路,二位女工望了望我说:”你不是上边派来的干部吧?“我谔然一愣,问她们:”为什么这样问我?“其中一位说:”我看你像干部,我们想和上级反映我们的情况。“我问她什么情况,她说:”既然你不是,我说了也没用。“我灵机一动,说:”我是外地记者,你们能告诉我吗?“她们说:”如果你是外地的就可以。“我说:”我是外地的,你们告诉我没问题。“她们说:”我们都是这个地方的农民,祖祖辈辈在这里生存,可是,市政府把我们的地全部给征收了,对上级说是‘荒地’,可我们都正在种着粮食,可硬把我们的地给占了,把房子也给拆迁了,把我们这些农民都变成无业的人员了,我们这里六、七十岁的老人都到外面打工去了,不然靠政府给我们的补贴根本无法生存下去。“我说:”政府是怎么样给你们补贴的?“她们说:”原来说每亩地赔偿五万元,结果只给了二万元,拆迁的房子只有40平方米按1700元给我们,你想40平方米如何够住,多买的面积按2600米买给我们,我们很难买得起,我们没地种了,就给他们打扫卫生,每月600元钱,真让我们无法生存下去,还是我们有自己的地好,生存有保证啊!“

   这时,一个保安走过来,她们赶紧不说话了。此时已近中午,我怕人事局的工作人员下班,便向她们问路来到了豪华的人事局公务员管理处的办公室。

   像三星级宾馆一样的办公室里只有两个人办公,每人的办公桌上都摆着一台精制的超薄电脑,一个小伙子很客气地接待了我,我就像祥林嫂那样逢人便说地对他重复道:“我因公双残却被非法辞退,到处申诉无门,刚开始就向你们人事局复议,可没有答复,现在你们又说不在规定的期限内了,到底让我怎么办?”他说:“对你的情况我们也非常理解和同情,但是现在实在不好办了,你可以到上边走访,我们只能给你这样答复。”说完,他递给我一张打印好的《徐州市人事局不予受理公务员通知书》,我签上字把《通知书》装到衣袋里,离开了这座令人赞叹的豪华办公大楼。

   沿途,我好像突然忘记了自己的个人冤案,倒是满脑子想的是那座座远离人民的政府办公区,那雄伟的办公大楼,那条条通往办公大楼的宽畅大道,那锦绣美丽胜似公园的广场,那星级宾馆般的办公室,……更加想到的是那些被迫离开自己土地的农民,那些每月六百元钱的打扫卫生的女工的怨言,那本来是应该留与子孙耕的肥沃土地,那些不知道将来如何谋生的失地农民……

   2009年10月30日星期五

   于徐州家中

(《自由圣火》10/3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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