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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中共建政60年?——读杜光先生新作有感(之一)

   对于六十年来的是非、得失、成败,施政的利弊,社会的进退,领导人的功过,民众的悲欢,都可以发动舆论,广泛深入地开展讨论,在展现历史真相的过程中寻取经验教训,以利于改进今后的工作,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以上这段话见于杜光先生新作开头。该文题为《六十年的是非得失与成败悲欢》。(以下简作《是非》)读后颇感其心平气和,且能“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后者乃70多年前鲁迅提倡的文艺批评之正道。推而广之,用于论说事件、月旦人物均称确当。因可避免简单化与片面性也。但其中若干提法似有待商榷,以下采取点评的方式略抒己见,就教于作者与方家。
   
   《是非》以1956年为界,将毛时代分为两个阶段称:“前一个阶段属于民主主义阶段,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专制化的倾向”。下面分别谈到经济、政治和文化:

   
   “经济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合作,内外交流,五种经济形态同时并存,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但国家通过控制资源和加工、定货等方式,把民间企业逐步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在农村,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建立起劳动自由的小农经济形态,但农民的自由和欢乐只享受了短暂的一两年、两三年,就因推行互助合作运动而一步一步地丧失了土地所有权。”
   
   上面的论述大体持平。所提到的“城乡合作”,应为“城乡互助”。但讲土改只讲了一面,没有涉及那种残酷“斗地主”,挑动农民阶级仇恨的做法之不人道,以及制造新的社会不公:地富分子及其后人从此沦为贱民,世代遭受压迫和歧视。这和马克思提出的“解放全人类”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其后文革期间更宣称被推翻的阶级,包括地主和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阶级斗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样的话,共产主义岂非永远实现不了?
   
   “在政治上,建国前夕制定的《共同纲领》,保证了各民主党派、各社会阶层都有代表参与国家机构,使政府具有一定的联合政府的性质;1954年举行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大量民主党派人士被排除在政府权力机构之外,使一党专政的色彩开始明朗化。”(《是非》)
   
   以上前一分句与事实不符。《共同纲领》只是“写在纸上,印在书上”,它根本不能在新政权的性质上保证什么。表面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政务院中,非党人士担任委员和部长的占44%,去掉其中不公开的特别党员,实际只占三分之一。更重要的是,这些党外人士充当的政府委员尤其是部长,无一例外都有职无权。各部党组书记才是真正的当家人。
   
   对此,明眼人一目了然,那是“兔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算什么“联合政府”?所以,后一分句中,“54年……后,使一党专政的色彩开始明朗化”,应改作“使一党专政的色彩完全明朗化”才对。
   
   “在文化上,建国后曾经有过相对宽松的短暂时期,允许民办的报刊、学校和社团继续存在;但为时不久,民间的报刊、学校、社团,或被取消、兼并,或自动停止活动。官方的思想改造和文化批判,不断压缩了思想自由和文化自由的空间。”(《是非》)
   
   这里没有提到1955年的“反胡风”及紧接着的“肃反”,应当加上一句:“尤其是‘反胡风’,不仅开了新政权‘以言入罪”的恶例,更是‘金口玉言’制造冤案的样板。”
   
   “在社会领域,党政人员的清廉俭朴和服务精神,妓院、赌场、毒品的迅速消除,旧日权贵富豪的威风扫地,工农平民扬眉吐气,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思想意识上的解放自豪感,等等,形成了一个比较平等的社会结构,社会风气也同建国前大不相同。但由于土改、反霸、镇反、肃反等民主运动的扩大化,人事问题上过分重视家庭和历史等偏向,出现了部分社会成员受歧视、遭排挤的现象,隐伏着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是非》)
   
   末句将“反霸、镇反、肃反”与“土改”并列,称为“民主运动”,值得推敲。“土改”以“反封建”为目标,属“民主革命”范畴。但“镇反、肃反”,主要涉及旧政权的各级官员,乃出自改朝换代之必然,与“民主”未必相干。事实上,现政权根本不是什么“民主政权”,而是反民主的一党专政的极权。至于“反霸”,通常与“清匪”连在一起,应视为整顿社会秩序的手段,将之纳入“民主运动”也不无牵强。
   
   最末处谓“人事问题上过分重视家庭和历史等偏向,……隐伏着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这“隐伏着”不恰切。因为当时“部分社会成员受歧视、遭排挤的现象”,是当局毫不隐讳的。那被称为“党的阶级路线”,属于天经地义,不容质疑,更不许违反。应该说,这“党的阶级路线”本身就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而作者用“过分重视家庭和历史等偏向”这样的措辞,似乎认为“重视家庭和历史”还是对的,“偏向”只在“过分”。这跟周恩来所称“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显然存在区别。其实关键在于本人的表现,那才是辩证唯物主义。
   
   对于“毛泽东时代的第二阶段”,该文的分析可谓切中腠里,相当精辟。作者指出:
   
   “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畸形社会:一方面,国家性质已经从民主主义倒退到专制主义,它的基本特征是:执政党在经济上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垄断国家权力,文化上垄断真理裁判权,在社会领域是垄断公民权利,这是一个典型的专制主义的极权国家。但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和毛泽东的独裁极权,不仅思想认识上缺乏正确的认识,而且在行动上也表现出竭诚的拥戴。这种现象也许可以归因于共产党宣传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感染力,和人们对建设强大国家的向往,还可以加上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熏陶。在社会主义旗号掩盖下的专制极权和人民的拥戴,使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成为高度统一、高度集中的社会。”(《是非》)
   
   所谓“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熏陶”,就是芸芸众生对“真命天子”的仰慕和倾倒。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相联系,小私有者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好皇帝”身上。“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产自韶山冲的这条“真龙”“奉天承运”,成了大陆几亿中国人命运的主宰。直到其升天之后,邓小平依然视之为“正朔”,不敢抛弃这面旗子。而第四代领导人上任伊始,也马上去西柏坡“朝圣”,以求先皇福荫。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正是由于专制极权,人民拥戴,才可以做到政通人和,毫无阻碍地推行计划经济,开展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同时也给中国人民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患无穷的灾难。这个社会特点,既是毛泽东时代取得显著成就的基本原因,也是造成社会灾难的主要根源。”(《是非》)
   
   上面所说的“政通人和”用词不当。毛时代没有什么“人和”,有的是人整人,高层互相倾轧,基层相互防范,上下矛盾日深。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而且目前官民的尖锐对立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加上藏汉、维汉之间的关系剑拔弩张,大陆如同处于火山口,当局高喊的“和谐”遭到民众的无情嘲弄与彻底唾弃。
   
   至于当时的所谓“政通”,靠的是毛特有的威望和欺骗。“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林彪这一名言便是最好的注脚。事实上,“瞒”和“骗”一直是毛王朝最重要的统治手段。一方面不给人民以知情权,一方面假话连篇,大话不绝。几亿人都丧失了理智和思考,盲目听信毛那一套说教与言辞,以致遭受“三年大饥荒”和“十年浩劫”。
   
   至今仍然有人不觉悟,将毛看作“圣人”,这里面的原因固然值得深思。而《是非》称“毛泽东时代的三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三十年”,并列举了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作为论据。
   
   对于作者所云“毛泽东时代取得显著成就”应当怎么看?这个问题必须详加分析,以正视听。一言难尽,且待另文再议。
   
   (0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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