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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反修防修”和批“走资派”有“积极意义”吗?——与周良霄先生商榷

   读《周良霄、顾菊英夫妇谈文革史研究》(以下简作《周顾谈》),颇受教益。尤其周先生引用李慎之先生的论断:“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游民意识的大爆发”,认为“慎之先生所提出的,把毛泽东、把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放到中国传统和游民文化中来研究,应该是更深入的一个方向,值得大家重视。”可谓确有见地。
   但当访问者提出:有人认为毛“反修防修”的初衷和对“党内走资派”的批判有“积极意义”,询问周对此的看法时,周表示认同。他称“毛泽东是二十世纪农民革命在一个大国的胜利者,也是新世纪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有影响的思想家。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提出的‘当权派’这一概念,是极具深刻的理论与现实含义的重要命题。”此一论点,实在令人难以苟同。
   首先,称毛为“思想家”恐怕说服力不足。按照通常的理解,“思想家”应该是创立较严谨的思想体系,且本人有相应的理论著作或言论记录的大学者。如孔子、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等,都当之无愧。而“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自命为‘红色的山大王’”(见《周顾谈》)的毛,其思想杂乱无章,固然富于空想,概括起来离不开“造反有理”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两条。
   至于毛的理论著作,和中外公认的思想家相比就更提不起来。例如,被郭沫若吹捧为“雄文四卷”的“毛选”四卷,160余篇文章(含书信、电报、文件及演讲稿)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公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庄重:《《毛泽东选集》真相》,《开放》杂志,2009年10月号,60页)
   再看毛所有470余篇文稿(含讲话、报告、会议决议、论文、电报稿、社论、按语与批示等),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党校历时五年的调查,核实一共有250多篇“不是毛泽东亲自起草或作修改的。其中有160多篇报告、讲话、电文、社论是由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中央秘书局(办)和中央工作人员起草完稿的。毛泽东仅仅对部分报告、讲话作过审阅或批上‘同意’、‘好’或签上‘毛泽东’三字。”(同上,62页)事后,上述中共有关部门于1993年6月初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报告。

   199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三点批示,头一点是:“中央一贯认为,《毛泽东选集》中的理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革命工作的结晶,不是个人的。”(同上)可见,毛只是个浪得虚名的“思想家”。
   事实上,连毛本人在文革期间也承认,他“那几本小书”(指“毛选”四卷)没有那么大的法力(大意)。对于自己的理论水平,他还多少有点自知之明。
   其次,周先生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执政党通过专政和剥夺,把全国的资源控制在自己手里,在特权垄断下,以国有的名义,分任各个部门的当权者掌管,国有实际上就成了官有。这个制度必不可免地大量滋生官僚主义、特权享受、贪污腐败、鱼肉百姓,而终至于发展成为溃败的不治绝症。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并且大胆地把它揭出来,希图通过群众运动,不断革命来克服。这是他远远超出他的同辈庸人们的地方。”(见《周顾谈》)这种说法应属溢美之词。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必不可免地大量滋生官僚主义、特权享受、贪污腐败、鱼肉百姓,而终至于发展成为溃败的不治绝症”,堪称早在斯大林治下的苏俄时期就有目共睹。西方许多学者和政治家从20年代到50年代,先后不断“大胆地把它揭出来”。而“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后一句更准确的翻译是“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更是阿克顿勋爵(1834-1902)广为人知的名言。
   特别要提到的是,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刚闭幕不久,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流传到外间,铁托即尖锐抨击苏式社会主义制度的弊端,指出这种缺乏权力制约的制度,乃个人崇拜和官僚主义滋生的温床。西方多国共产党或工人党的领袖都表示认同。
   与此同时,当时中国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如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等,也早就看到同样的问题。只是由于没有宣传舆论阵地,他们的观点才在次年大鸣大放时期公开发表出来。其实,官僚主义等“三害”的严重性,普通百姓老早就有切身感受,可以说,芸芸众生在毛之前已“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不过由于毛实行“舆论一律”,加上肃反运动的威慑,人们敢怒不敢言罢了。
   所以,周先生所讲毛在此问题上之英明过人,大概只有“大胆”两字符合事实。因为只有毛掌握话语权,别的人不具备“把它揭出来”的条件。
   除了“大胆地把它揭出来”之外,毛“希图通过群众运动,不断革命来克服。”周先生据此认为:“这是他远远超出他的同辈庸人们的地方。”此一论断或许不无道理。
   看来,毛的“同辈庸人”应包括上自刘、周、朱、邓等毛的亲密战友,下到升斗小民。盖几亿人的泱泱中华,只有孤家寡人可以畅所欲言,可以“运动群众”,“不断革命”即不断折腾。连堂堂国家主席,毛只要动一根小指头就可把他打倒,弄到死无葬身之地。这不是“庸人”是什么?
   周先生又称:
   事实上,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官僚主义当权派与人民的对立与矛盾,只有废除一党的特权垄断,实行民主,完成真正的民主主义变革才能达成。然而这又正是毛泽东所不愿和不能采行的。我认为这原应该是我们从文革中可以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遗憾的是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政治的改革被搁置,官僚主义当权派事实上已在复活和发展,并且还和金钱结合了起来,形成新的权贵资本主义,文革仅有的一点积极意义也就完全丧失。(见《周顾谈》)
   应该说,这段话立论大体不错。问题是“文革仅有的一点积极意义”这样的用语十分不妥。连中共当局也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断言:在任何意义上文革都不是“革命”,因此要对之予以彻底否定。试问,文革何来“积极意义”?
   
   如果说它的教训理应吸取,那也绝不意味着文革本身有任何“积极意义”。这就像因某人玩火而遭殃以致被烧到体无完肤的人,康复后一定会铭记个中教训,对别人玩火百倍小心,但岂能说他被火严重烧伤这件事具有某种“积极意义”?
   
   周先生在访谈中指出:“要写好文革史,前提就是充分批判毛泽东。”这是不刊之论。遗憾的是,从以上分析看来,周先生本人对毛的批判就并不“充分”。而且对文革的“否定”也似乎并不彻底。
   
   和周先生这样的专门学者相比,笔者实在浅薄得很。所谈各点,谨供参考。如有冒犯,敬祈海涵。
   
   (0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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