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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之[百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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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克林顿访朝看老干部发挥余热

   退下来九年的克林顿突访平壤,带回两名被扣女记者,化解了人质危机;和金正日合影,既安抚了北朝鲜的情绪,也为奥巴马政府投石问路;更重要的是,克林顿实现了在任时无法达成的夙愿,踏上了北朝鲜。即便克林顿的任务只是为了解救两名被扣的记者,也是值得夸赞的,更何况他是卸任总统,还是现任美国国务卿的老公,他的这类活动不可能与奥巴马无关。
   
   
   
   美国卸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发挥余热的现象很普遍,最有名的莫过于卡特总统。说实话,卡特当总统时乏善可陈,可人家退下来后风生水起,做慈善、调解各种国际纠纷等等,他卸任后对国际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的贡献绝对不比任何一位在职的美国总统逊色多少。

   
   
   
   除了总统之外,美国退下来后的高官也在各种公共领域,尤其是慈善、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中国人都知道的基辛格博士,在退下来后一直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穿针引线和润滑油的角色。而且,这些退下来的高官所做的诸多工作,都是现任官员无法做,或者不便于做的。这说明,退休高官发挥余热,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常必要的。
   
   
   
   我从美国的退下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发挥余热想到了中国退下来的老干部们。两国的政治体制不一样,自然不能同日而语。拿改革开放以前来说,中国没有退下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都是“鞠躬尽瘁”死在工作岗位上的。
   
   
   
   小平同志用十几年的时间健全了干部任期制,废除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终身制,可以说这仍然是三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最重要的成绩。在废除终身制伊始,由于不放心没有经验的年轻干部,也为了发挥一批被文革耽误了的老干部的余热,曾经设了一个特殊的委员会: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中顾委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但随着制度的健全,中顾委也完成了使命而被解散。
   
   
   
   在中国的历史上,除了“死而后已”“死而不已”的终身制、世袭制之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垂帘听政,当太上皇的,搞核心的等等,为了消除这些专制毒素对体制的毒害,从小平以后党的高层就做了种种不成文的规定,其中包括:凡是退下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有影响的老干部都要“一退到底”。所谓一退到底,就是下台后立即从所有公共领域消失,不对现任指手画脚,更不能搞小动作。
   
   
   
   怎么说呢?这种硬性的规定,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例如任期制、接班制形成的初期——是有很积极的意义的,限制了一批不为民、只为权的“退而不休”的前领导人跳上窜下。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制度的完善,特别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类似情况相比,也出现了一些不足之处和较大的遗憾。
   
   
   
   很多任期届满退下来的高级领导人,无论从身体和脑力状态,都还处于巅峰状态,更不用说他们丰富的经验了。这些其实都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中国目前处于变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些老干部们对政权的运作,对社会的管理,对党的建设等都有非常有用的看法和认识。
   
   
   
   退下来以前,他们长期在领导岗位上,而我们的体制不可能让他们与民众和社会真正做到水乳交融,可一旦退下来就不同了,他们可以深入社会,深入民间,了解自己当领导时候所不了解的,思考当领导人时不能思考或者思考后也不便说出来的。一个人的经历不同,身份不同,如果能够兼听,则一定会更加明白的。也就是说,这些有特殊经历的领导干部,一旦真正以普通人的身份深入民间,融入社会,他们往往比我们能够更快地得出结论,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而这一点,在目前的体制下,你是怎么都无法要求现任领导人做到的。
   
   
   
   担心下台后的领导干部干政,影响现任各级领导的工作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应该理解,他们除了是退下来的领导干部之外,也是一名普通人,更是一名普通的“公民”,作为一名公民,他们有如此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在中国急需各种有识之士出谋划策、群策群力的时候,“英雄”被规定剥夺了用武之地,也是值得商榷的。
   
   
   
   至于说到影响现任各级领导的工作,其实这是一个文明政治的游戏规则早就解决了的问题。例如,美国有很多退下来的总统都很活跃,但他们都遵循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一般不对现总统的政策提出批评(除非在大选年他要为自己党派的总统候选人竞选拉票)。不但不提出批评,反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是“太上皇”,而是协助现任总统的工作,成为“特使”“高参”“信使”等,正如克林顿访朝,明眼人都清楚,他是受了奥巴马委托的,要去平壤探口风和传信的。沟通成功,迟早会公布出来,如果没有取得白宫预想的成绩,白宫会声明:克林顿只代表他自己啊。
   
   
   
   和现任领导人相比,退下来的老干部还有一个优势:活动空间大、进退余地充裕。他们可以干什么呢?可以干的很多,例如演讲作报告,写书传授经验,讲述教训……
   
   
   
   当然还有更加具体的。例如,中国的慈善事业不是老搞不起来吗?这些退下来的领导人可以带头啊,在中国,人民群众是见不到现任领导人的,那么见见退休的总可以吧?退休的领导也可以利用这一点募捐做慈善,帮助那些弱者。还有,中国非政府组织支离破碎,主要原因是政府不信任、不放手,那么是否可以请退休的领导干部们带一个头,协助一些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在现代公民社会里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更能起作用的是做社会调查研究,深入社会解决一些现任政府和领导人无法处理的社会矛盾。
   
   
   
   中国退下来的老干部中有一大批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例如动不动就拿棺材板威胁贪官的朱镕基,本身是木匠出身却挺懂哲学的李瑞环,还有让我们尊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前人大委员长万里同志。这些老同志下来后就石沉大海,黄鹤一去不复返的样子,虽然是遵守了规定,但想一想还是很可惜的。他们的人生经历,社会履历,在那些职位上的丰富经验和教训,以及对这个国家和民众的深厚感情,都不应该就这样“一退到底”的。
   
   
   
   要知道,他们对民众有一定感情,民众对他们也是有感情的,希望够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曾经管理过这个国家,虽然实行了任期制,不再搞终身制,不再搞“死而后已”,但即便作为一名普通的公民,对民众的关爱,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则应该是“终身制”,甚至对那些有远见的政治家,还应该做到“死而不已”……
   
   
   
   杨恒均 2009-8-5 (为纸媒急就的稿件,不怎么样,也贴出来,供大家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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