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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

陈寅恪: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关于陈寅恪的传奇故事,就一直在清华园里流传着。甚至他的名字,也被人们一再讨论——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è)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恪(què)”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è),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似乎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坎坷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编者
   
   被称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1925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当时的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留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学来建设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推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梁启超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清华的校长最终怎么做出决定的,无从考证。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刚刚年满36岁。
   
   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他很幽默。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当时,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这连当时的学生们都能感觉到。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游学海外13年带回的却是东方学
   
   早年的湖南原本是保守闭塞之地,在洋务运动中却突然开风气之先,兴学、办报、开矿、建工厂,这得益于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宝箴有个助手,也就是他的儿子陈三立,父子俩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原因是他们在湖南率先变法。
   
   陈寅恪就是这陈家的第三代。这一年他9岁。家国大难之后,陈宝箴携家带口回了江西老家,陈三立索性专注于诗歌创作,“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门庭,走向了与传统仕宦截然不同的结局。
   
   父亲陈三立不要孩子应科考、求功名,在陈寅恪13岁时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自小博闻强记,打下坚实旧学基础的陈寅恪,因此并行不悖地接受了西方文化。
   
   后来陈寅恪因病从日本回国,考入复旦公学,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学堂,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陈寅恪成绩优秀,掌握了德语、法语。两年后的1909年,陈寅恪毕业,他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也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父亲陈三立赶到上海,送别陈寅恪。他把父辈两代人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陈寅恪一辈子以家族为荣,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也终生背负着家、国的使命。他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13年里,他总共学习了梵文、印第文、希伯莱文等22种语言。
   
   陈寅恪在德国读书,都没有要学分。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他自己注册的是印度学系,他就在那儿自己读书,没事去听课,完全是一种文人求学,有点像中国传统的游学。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不求博士文凭的陈寅恪,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13年的游学,陈寅恪在浩瀚的西方学术中发现了什么?他在自己的发现中又确立了怎样的专攻方向呢?他一心向西学,但没想到的是,他从西方带回来的竟是东方学。
   
   陈寅恪发现,在世界学术中,中国文化的地位很高,跟当时中国地位低下的现实完全相反,跟国内批判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也完全不一样。他后来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应“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以这样一种感受作为基础的。
   
   开辟国学研究新领域
   
   陈寅恪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也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但他从不满足,仅梵文一项,就先后学了10年。当时中国学术正处在逐渐走向国际学界这样一个转轨的时候,在清华校方包括他的同事梁启超、王国维的鼎力支持下,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
   
   每逢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书,吃力地走进教室。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来的;而讲其他的课程,他带来的书则是用黑布包裹着的。他的讲课旁征博引,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都成了后来的大家。其中有语言学家王力、敦煌学家姜亮夫、历史学家谢国桢、考古学家徐中舒、文献学家蒋天枢等等。
   
   1932年夏,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不料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考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最奇怪的是只要求考生对个对子,而对子的上联,又仅有三个字:“孙行者”。陈寅恪拟定的标准答案是“王引之”、“祖冲之”。一个名叫周祖谟的考生,给“孙行者”对出的下联是“胡适之”,用的是当时最时髦的人物胡适的名字,十分有趣,出乎陈寅恪的预料。
   
   用“对对子”这样的文字游戏,来作为堂堂清华大学的招生试题,当时很多人还是难以理解,也有人误以为这是以旧学的看家本领向新文化挑战。其实,陈寅恪自有他的一番深意。当时很多学者都并不清楚真正的中国语文的特色在什么地方,陈寅恪觉得用对对子这个方法,其实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中国传统语文的真正特色,尤其是跟印欧语系的区别在哪里。陈寅恪关注的是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对民族传统语文充满自信。
   
   登上中古史研究高峰
   
   就在这个时候,陈寅恪把目光投向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也就是学界通称的“中古史”。这是陈寅恪第一次学术转向,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而最大的因素就是与抗战有关。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即将不保。父亲陈三立这时已85岁了,这位在上海“一•二八”十九路军抗战时,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开始绝食了。五天后,陈三立死了。
   
   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陈寅恪久久地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一言不发。这时,陈寅恪由于高度近视,又用眼过度,右眼视网膜剥离,已经看不清东西了。医生告诉他需要手术,但做了手术就需要相当时间的休养。陈寅恪最终选择了不做手术,就是说,为了离开沦陷区,他放弃了复明的希望。
   
   在为父亲守孝49天后,右眼失明的陈寅恪携妻将雏,离开了已经沦陷的北平,踏上了流亡之路。在离开北平之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但赶到长沙,还没等到这些藏书,便又匆匆随清华大学南迁云南。可是当书到长沙,竟悉数被焚毁在战争的大火中。
   
   陈寅恪做学问的方式不是做卡片,而是在书上随读随记,也就是古人说的“眉批”,眉批上写满了他的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书烧毁了,而他随身带着的常用的、备用的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部分竟也被盗走了。这意味着,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他积攒的记忆了。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就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他把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书基本上都看过,然后回过头来,好像是一段段的史料,然后是一个“寅恪按”,实际上是以论带史,而绝对不是一个考据家。跟早年做的那种,从语文学到历史学精细的对照,完全不一样。
   
   在中古研究里面,他注意到的若干解释中古中国的架构和因素,至今仍是很多研究者绕不过去的课题。比如对于文化种族的关注,对于家族的关注等。说陈寅恪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是因为他并不是在具体的领域里奉献了什么具体的结果,而是说他开创了一个研究的范式。
   
   这是两本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著作。陈寅恪写书的种种细节,至今仍被后世记忆着。在四川李庄的时候,邓广铭先生住在陈寅恪的楼底下,傅斯年对他说,陈先生如果有什么事一跺地板,你就马上跑上去。有一次邓广铭跑上去,看见陈先生躺在床上呻吟,说我要快死了,我这个身体快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但是他又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在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作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牛津大学1939年曾正式聘请陈寅恪担任该校汉学教授,并于此后数年一直虚席以待。因为他们认为,陈先生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国可以亡,史不可断”
   
   就是这样一位“最优秀的中国学者”,“一个天生的导师”,此时却身处战火之中,他的工作条件惊人地恶劣。陈寅恪之女陈美延回忆说:“父亲工作的时候汗流浃背,在一个茅草房里,风雨一来,把房子都能刮塌的那种房子里头,也没有桌子,就是一个箱子,搬一个小凳写文章。”“他写完,需要休息,就带我出去散步,我那时候很小,就穿个木板鞋,在山上跑,满山的映山红啊……父亲只能在休息的间隙,感受到一种远离战乱的欢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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