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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中南海陷入反腐困局 ——四中全会交出“阳光法案”白卷

    为中共“国庆”献礼的大片《建国大业》当下正在国内热放,该片颇具匠心地借蒋介石之口说出“腐败已经到了党的骨子里,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这一当今中国社会普遍流传的警句,让所有国人心领神会。网上对编剧这一画龙点睛的精彩台词好评如潮。可见人们对中南海拿不出任何制度举措,早已陷入反腐困局的一致性共识。
   
   早在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本月召开前夕,中国媒体和学者们就不断猜测这次会议会讨论、甚至通过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阳光法案”,以回应社会对反腐败的强烈期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在官方人民网接受访谈时说,全世界有超过90个国家和地区都实施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中国在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方面也没有不可突破的客观障碍和困难,“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央的决心,要不要推开这个制度。”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说,当前反腐工作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民众对此有一定共识,制度出台是在有社会共识的时机,“四中全会将是一个很好的窗口”。还有学者指出,媒体和学者对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持续关注,对高层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使高层难以继续忽视社会对这一问题的诉求。《法制日报》也发表文章说,众多学者认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要尽快推行,或许四中全会正是社会所期待的最佳时机。该报声称:被称为“终极反腐”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如可按预测推出,将是中共反腐败领域的一枚重磅炸弹。如果可行的话,再由中共干部推广到全体公务员,“阳光透明”指日可待。就连官方新华社《瞭望》刊文也放风说:“社会也期待,党能够充分运用一切有利于铲除腐败的成果,比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有理由相信,四中全会会在社会的最期待处做出新的制度性安排。”此文被解读为当局有意为破解反腐困局,向社会释放安抚民心的政策讯息。
   
   然而,本作者基于对执政者以“维稳”为核心利益的本性解读,在四中全会之前对上述不切实际的幻想与热议撰文指出:“有理由相信,《瞭望》文章透露的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四中全会有‘新的制度性安排’之说,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很可能出台一种大打折扣,旨在应对舆论的一种敷衍性的‘安排’”(见《中共政治局会议最新出牌——十七届四中全会应对“执政危机”》首发《民主中国》)。现在看来,作者还是低估了中共“能力弱化”的程度。事实证明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竟置海内外舆论热望,甚至其自家宣传于不顾,在“阳光法案”上不折不扣地交了白卷,公报对此竟一字未提,充分显示出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遭遇腐败势力的重重抵抗。不少海外舆论认为该次会议已陷入严重派系纷争,根本没有能力在制度上反腐自救。

   
   本作者曾猜想,这次会议之前那些在官方舆论上忽悠的专家、学者们未必就不知道不会真正出台有关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安排”,不过是想借媒体触及一下这个话题,带动一下社会舆论而已,结果没想到四中全会上胡锦涛照本宣科读个报告,大家讨论了一个很空泛的所谓“建立新的执政能力”和高调重复了一些反腐套话而已。
   
   其实,中国官方和舆论关于“阳光法案”的争论由来已久。从1995年到2006年,中共先后发布过《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规定》及《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规定》等四个规定,但申报内容只供相关领导参考,并不向社会公示。申报制度无人监督,形同虚设,无数贪污受贿上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人民币的落马官员,没有哪个是因申报财产而出局的,由此导致了民众对官方虚假反腐,敷衍百姓的信任危机。 
   
   事实上,早在1988年中国就出现要求官员申报财产的立法呼声与动议;89“六、四”学运学生时更是以请愿书的方式提出:“要求国家领导干部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的实际财产收入”,以便接受社会阳光的照射。然而,这一良好愿望却遭遇到国家公共权力的坦克履带与雨点般的枪声。这个事件发生15年后,本作者的烟台老乡、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先生不负众望,再次向全国人大提交了被称之为“八九学运的政治遗产”之一的“建立政府领导干部个人资产公布制度”议案,并由此引发舆论热议。近些年来,这一被称之为《阳光法案》的议题,一直是作为八九学运的政治遗产被社会舆论心照不宣地穷追不舍。王全杰在5年任期内的“两会”期间3次提起“公示官员财产”的议案和建议,他也被媒体称为“最牛的人大代表”,媒体送其绰号为“王公开”。王全杰曾向媒体承诺:我若连任人大代表,还提领导干部公示财产提案。不幸的是,王全杰先生在2007年就被告知,不再提名为连任候选人。
   
   去年人民网调查显示,90、1%的网民认为,有必要实行政府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但官方却对《阳光法案》议题,一直以“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为由,采取回避、躲闪、抵制态度。国内网上评论说:中国建立财产申报机制的最大障碍不是制度与技术条件不成熟,而是政府官员们的集体抵制心理。网民一语道破了官方回避、躲闪、抵制《阳光法案》的实质,就是为了躲避社会监督。此据2009年3月21日《参考消息》报道:人大代表王权杰的调查显示,97%受调查的中国政府官员对“财产申报制”持坚决反对意见。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毛寿龙称,阻力来自于官员中的既得利益者,如果当真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官员的腐败问题骤然曝光在社会面前,恐引起社会震动,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极为不利,“就好像半夜突然打开探照灯,民众的眼睛会花的”。 
   
   在本文看来,中共党内确有一些少数派,比如赞成普世价值的温家宝倾向于推动官员抵制财产申报制出台。今年2月温家宝与网民交流时就表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反腐败的一项重大举措,这件事要做得真实而不走过场,就必须建立制度和制定法律,“我们正在积极准备这项工作。”然而,即使这位誓言凿凿的总理是不是真心想去清查官员的所有家底还很难说,更何况那些腐败势力的坚决反对了。要知道今日中国清清白白的官员已不多见了,他们上下盘结,纵横交错,已经形成了各种利益集团,这也正是执政者赖以生存的权力基础。这一点中南海比普通老百姓更清楚,他们又怎么可能拆了自己的地基。
   
   权力可能导致腐败;缺乏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个已被大量事实反复证明的真理。用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的话说:“腐败是附着在权力上的咒语,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腐败存在。”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说过:“权力一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没有宪政制度的制约,权力必然要自我扩张,走向“绝对权力”。权力非法扩张的一个主要形式就是腐败。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有免于被监督的特权。然而在中国,中共领导一切,一党独大,社会政治改革缺位,制度不民主、不透明,政府体制缺乏制衡,且封杀异见,堵截上访,抵制舆论监督。在这种情势下“制度反腐”只能是一场空话。眼下由于中共“十八大”邻近,其交接班引发激烈的权力纷争纷沓而至,政治形势诡秘多变,中共党内派系、路线纷争不止,哪有精力再发动一场自我革命的“政治地震”。这就是造成今日中南海只能陷入反腐困局,其四中全会连脸面都不再修饰一下,就仓促交出“阳光法案”白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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