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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逸明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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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毛女为什么就不能嫁给黄世仁?

   10月14日,《文艺报》资深编辑、文艺评论家熊元义到华中师范大学汉口分校讲学,和学生探讨流行文化相关话题。熊元义提到“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的观点在年轻人中流行,认为这表明人们由上世纪对群众疾苦的同情演变成了而今对权钱的膜拜。在现场,突然有一位“90后”女生小谢站起来说:“如果黄世仁生活在现代,家庭环境优越,可能是个外表潇洒、很风雅的人。加上有钱,为什么不能嫁给他呢?即便是年纪大一点也不要紧。”(10月15日《长江日报》)
   
   白毛女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因为在中学的语文教科书上有专门的文章进行讲述。当然,知道白毛女的人也应该知道黄世仁,因为黄世仁在白毛女的故事当中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地主色鬼形象。在白毛女的故事当中,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自然产生对白毛女的同情和对黄世仁的痛恨,遗憾的是,这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已,在现实历史当中,到底有没有类似于白毛女和黄世仁这样的角色,我看还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从上个世纪的1950年冬季开始,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国农村地区广泛展开。到1952年底,除西藏等少数地区外,土地改革在全国农村宣告完成。据统计,在当时,全国大约有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大约7亿亩土地和其它一些生产资料。土改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可谓深得一部分人的民心,但是,也制造了空前的社会矛盾,因为很多所谓的地主阶层土地来源既合理也合法,即使他们拥有的土地比较多,但强制性地将其瓜分有明显的打家劫舍之嫌。

   
   歌剧《白毛女》诞生于1945年,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为主要执笔人。众所周知,贺敬之这样的所谓诗人除了写些应景的三流诗作之外,再也写不出什么有人文魅力的作品,他所执笔的《白毛女》在行文上必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艺术水平上远远赶不上曹禺的话剧《雷雨》。《白毛女》明显是在刻意丑化所谓的地主阶层,在民国时期,“地主”家庭往往比较重视教育,“地主”以及其子女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都比较高。虽然也不乏一些恶贯满盈和不学无术的“地主”,但那毕竟是极少数,不足以代表这个阶层的形象。
   
   再则,中国在以前到底有没有地主阶层,这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据笔者所知,在自己出生地的那个村子,虽然在当年被扣上地主帽子的人不计其数,但很多都是穷得叮当响,即使有的“地主”日子比较好过,但都是靠自己的辛勤换来的,并无横行霸道、倚强凌弱的举动。地主这个词汇在现在看来具有浓厚的贬义和歧视色彩,一提到地主这个词,很多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黄世仁、刘文彩这样的所谓大地主。黄世仁毫无疑问是虚构的形象,而真实的刘文彩和传说中的刘文彩也判若两人。很明显,地主阶层已经被严重地妖魔化,现在是需要我们正视历史事实的时候了。
   
   不管当年的所谓地主阶层如何被妖魔化,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如今的贫富悬殊远比当年要大,社会道德水平远比当年要堕落。假如要再来一次土改运动,依我看,将被打成“地主”、“恶霸”的人恐怕似恒河沙数。现在很多农村地区的土地都被闲置,原本耕种的人都跑到了城里谋生,新一轮的土改呼之欲出,到那时,土地拥有情况是不是和土改前很相似?这实在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文艺评论家熊元义在和华师学生探讨白毛女的话题时,不知道是否想到该故事的真实性以及当年的历史真相。一种观点如果不是基于事实,那么即使它的推理过程再如何无懈可击,也终究逃不出荒诞的宿命。华师女生小谢在现场表现出了对熊元义观点的不赞同,可以预料的是,小谢的发言会遭到很多人的口诛笔伐,但是,我认为小谢在个人品质上比熊元义显示出了优越性,那便是坦诚。熊元义虽然在语言上表现出了对“群众疾苦的同情”和反对“对权钱的膜拜”,但是,很难说他做到了言行一致,至少,在很多公共事件发生后,我没有看到熊元义发出正义的声音。
   
   过去的婚姻观讲求才子佳人配对,如今的时代不同了,女孩子嫁人往往会更看重男孩子的家庭条件,只要不是太刻意,我想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没有哪个女孩子不希望嫁入豪门的。黄世仁如果生活在现代,而且潇洒、风雅,可以说肯定会非常受女孩子的欢迎,只要不违背《婚姻法》,我想,喜欢他的女孩子不妨大胆地和他一起走入结婚的礼堂。
   
   2009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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