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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全国而言,1993年10日《文汇报》报道:1991年,国家工商局通过抽样调查,得出一个数字:中国私营企业中百万富翁已有488名。过了一年,国务院研究中心对全国私营企业调查后认为,全国有百万富翁5000户。到1995年据11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我国拥有100万元以上资产的人口已超过100万人。”这个数字是现今普遍引用的。但同年3月18日《中华工商日报》的文章认为:“实际上这个数字乘以3都还保守。”
   岂止“百万富翁”!1994年2月27日《光明日报》报道:“广东省阳江市私营企业资产规模在百万以上的有28户,千万以上的有23户,亿元的1户。”而据1993年3月11日《文汇报》称:“一位因炒股成为有名望的投资者并因拥有大份额上市股票而进入公司董事会的深圳大款说:“千万元的有钱人在深圳有的是。”1995年2月23日,《文汇报》以“《福布斯》全球富豪龙虎榜首次列入中国17名民营企业巨头”,醒目的大字标题显著报道说:“中国大陆的17名民营企业家,最近破天荒地被著名的美国商业期刊《福布斯》列入其一年一度公布的全球巨富的龙虎榜中,这是中国大陆富豪首次被国际权威的财经杂志列人评估范围。”“ 它称,这次被列入龙虎榜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虽然跟其他世界超级富豪相比,还有颇大的差距,但这17人的财富已超过41亿元人民币,相当可观了。”为此,《文汇报》还专门配以评论,叫做《喝彩》。同时又指出:“一般舆论认为,《福布斯》第一次公布中国大陆富豪名单难免挂一漏万。国内一些较有知名度的民营业主和私人投资者未见上榜,所以估计国内富豪之数绝不仅止于此。”
   1996年第1、2合刊的《上海经济研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宣称:中国约有30个亿元富翁。1995年11月24日《经济日报》刊登的“95中国大型私营企业调查结果”说,在500家拥有千万元以上资产的私营企业中,有41家是拥有亿元以上的资产的。1994年12月9日《经济日报》发表的胡培兆文章《资金哪里去了》中说:南方某特区城乡居民的银行存款有400亿,其中人个存款上亿元的有63位。据此推算,这400亿的私有存款中,亿元富翁存款至少占15%以上。
   尽管“百万富翁知多少”这个问题还有待有关方面认真调查研究,才能给以确切回答。但是,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但产生了一大批富翁,而且产生了一大批千万富翁,这已经是一个无可讳言的事实,人们必须正视之,审视之。
   但是透过这些兴盛繁荣的表象,许许多多令人欲说还休的往事,还是那么鲜明而生动,以致难以忘却……
   
   C、民营企业之路:荆棘密布
   中国改革开放的步履,终于蹒跚着迈进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此时的中国,虽然还处在“商品交换”是“投机倒把”的阴影中,但在深圳、珠海等开放城市,已经“无倒不成商”了。随之而后“倒汽车、倒电视”、“倒冰霜”,便成了一股席卷中国大地的“国风”。许许多多先聪明起来的人,都纷纷涌进了这一狂潮中,期望在其中大发一把,最先富起来。所以,那时全国各地无处不见“倒爷们”龙腾虎跃般的身影,也令中国的老百姓大开了“洋货”的眼见。这也从一个侧面告诉人们“倒买倒卖”已不是“投机倒把”,而是一种合理合法的商品交易手段了。
   再后来,由于海南岛开发热而引起的连锁反应,广西北海也成了天下英雄逐鹿商海的主战场,一时间“炒地皮”、“炒楼花”、“炒股票”成了最靓丽、最动人的城市风景线,蜂拥而至的人们,无不贪婪地觊觎着在这块未开发的热土上开金开银,金满银满。
   然而,当我们透过这些令人眼花瞭乱的现象时,便会惊奇地发现在这些潮水般涌来的淘金队伍中,真正有实力、有大款在此呼风唤雨的人只有两种:一是那些与政府部门有硬关系的国有企业;一是那些与金融部门支撑的集体企业,而极少见到那种自己掏钱往外砸的私营企业,以致当国家实行宏观调控,压缩信贷规模,沿海开发退烧后,仅海南岛和北海被闲置和废弃的“烂尾楼”,便多达几千幢,其经济损失岂止千亿。可在这中间,虽然听说有多少银行行长、国企老总自杀的、入狱的,却很少听说有几个私营企业老板自杀的、入狱的。这就不难见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十五年中,私营企业所处的境遇和地位,它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是大款,还处在被大款、公款所排挤和压制的困境之中,不可能,也无实力去参与当时那种不公平、不正当但却利无穷、钱无穷的市场竞争。
   当然,有幸的是私营企业这种举步维艰的生存、发展状态,到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的奋斗目标,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了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之后,终于得到了基本的改变。由此开始,一个新的企业家群体闪亮登上了时代的舞台,它就是我们今天所称道的民营企业。
   这时候的民营企业,总算获得了一个合法又堂正的社会地位,且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和尊重,真正成为一种具有强大生命的社会力量,融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涛中,积极参与着国民经济的各项建设,并以其日趋卓著的创造成就赢得了国内外的普遍认同和赞扬。以致后来的十几年中,仅内陆各省、市而言,便不知产生了几十个曾被美国福布斯《财富》杂志列为世界富豪的民营企业家,其个人财富却是以几亿、几十亿计了。与此同时,全国各级地方政府均把扶持民营企业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大事来抓,且在许多棘手难办的问题上,为民营企业排忧解难,初步营造出了一个利于它们生存的环境和发展空间。有不少地方的优秀民营企业家,还被选为了人大、政协委员、常委,甚至可以入党提干,让他们积极参与到国家和社会管理的行列之中。
   那么由此便可否妄言,民营企业是否就由当年迫于生存的个体户,经过处处求人的私营企业主这个艰难的历炼过程,一跃而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面军或主力军呢?答案,也许是不言而明的。
   且看事实怎样说话呢?
   不错,此时的民营企业在党的十四大、十五大精神的滋润下,确实已经发展到了在诸多经济领域可以同国有企业比“贡献大小”、“纳税多少”的地步,有个别民营企业甚至还在当地的经济发展中由“妃子”变成了“皇后”、“皇太后”,成为支撑一方经济发展的支柱和栋梁,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就可以同国有企业一样了。
   但真实的情况是,此时的民营企业仍未真正走上“健步长跑”的坦途,还常常会误入各种各样人为的荆棘丛中,一不留心,便会走入歧途,落入陷阱之中,直至前功尽弃。
   而这些纷纭复杂的荆棘丛,首先是来自思想观念和认识上的。众所周知,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尽管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趋势已不可逆转,中国与世界文明接轨的大趋势已不可逆转,中国人想要富强的社会向心力已不可逆转,但总有一些为数极少的人,怀着形形色色的动机和目的,不时在干扰和阻碍这三个“不可逆转”的进行。这其中既有着固守旧思想、旧观念、旧教条而不与中国国情实践相结合的理念家、宣传家,又有着为夺回计划经济时代的天堂而不惜“奔走”、“呼号”的投机家、聪明家。虽然这些“左”的干扰和影响,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大气候下,并不是主流,但其负面影响和危害还是不容低估的,它有时汇集起来也能成为一股强大的逆流,随时可能摧毁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且又一个真实的情况是,由于中国当时走向市场经济的许多政策法规还不配套、不健全,没有一套公平合理的“游戏规则”。因为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还是有许多“禁区”和“高压线”高悬着:
   比如: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通信、交通、能源等相关的产业,民营企业是不能染指的;
   比如:与金融信贷、社会福利、教育培训等相关的产业,民营企业也是不能染指的;
   再比如:与卫星、电影、传媒等相关的产业,民营企业也是不能染指的……
   这就明显说明,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仍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被迫参与着许多不平等、不公平的非正当竞争之中。
   更为严峻的是,虽然民营企业为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作出了大贡献,但还是让他们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生存环境中:
   一方面是:国际有“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好政策;
   一方面是:少数人(民营企业)要先富起来,要发展化的机会和条件却处处受到限制,受到挤压,甚至受到剥夺的处境上;
   另一方面是:体制内还有“姓社”与“姓资”的矛盾在激烈斗争着,而社会上“均贫富,等贵践”、“杀富济贫”等封建仇富抑商观念还在许多人的脑海中萦回着……
   于是,处在这种几面为难,举步维艰的生存状态下的民营企业,要付出多大的痛苦代价,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呢?请看本书所记叙的他们中的先驱者、开拓者牟其中的拼搏和奋斗历程,便理解了。因为他不仅是其中的成功者,也是一个为此而蒙冤受难的人,从他身上可以看到民营企业家们艰难奋斗的缩影。
   
(第三章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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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于2009年10月26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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