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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论新启蒙》之三
·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论新启蒙》之五
2010
·《新启蒙——历史的见证和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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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论新启蒙》之五

   自由的特性是人类性

    推翻和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有效途径就是将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将自由和自由化都奉送给资产阶级,拒之千里之外。苏联和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在理论上对于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等一概都贴上阶级性的标签,以便在事实上为苏联和中国的不自由、不民主作辩护。

    阶级的鸿沟将自由、民主、平等、人权隔离在彼岸。新启蒙必须填平鸿沟,打掉“马列主义者”强加于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头上的“阶级性”。用什么来打掉?用自由主义,“马列主义者”是不买账的。好吧,那就用马克思主义;当然,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始终关注人的自由,以自由作为理想社会的核心价值。马克思说:“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人类历史就是不断追求自由的历史。自由是人作为自然界的一个特殊的类的特性。自由的特性是人类性,不是阶级性。在阶级社会,自由不能不为阶级关系所制约,但并非自由本身具有阶级性。统治阶级在行使自由方面占有优势,同时也是对被统治阶级行使自由的压制。对自由的占有,你多我少,我有你无,正好说明是同一种自由。所以马克思说:“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实现自由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因为自由的反对者只反对别人的自由,不反对自己的自由。自由的存在,“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利权而已。”(2)邓小平是不读马克思的书的,他违反了马克思主义也不知道是怎么违反的。邓小平反对自由和自由化,不过是自己占有作为“特权”的自由和自由化,反对人民享有作为“普遍利权”的自由和自由化。

    某一阶级将人类自由的占有作为特权,不是阶级的自由,也不能说不同的阶级享有不同的自由。苏联和中国的“马列主义者”,不管论证什么问题,一旦赋予阶级性,就算大功告成。自由的阶级性是什么意思?难道说,奴隶主阶级有奴隶主阶级的自由,奴隶阶级有奴隶阶级的自由;地主阶级有地主阶级的自由,农民阶级有农民阶级的自由;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自由,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如果不同阶级的人享有不同的自由,各自行使不同自由的人根本不可能共处于同一社会之中。

    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建立在资本和劳动力自由交换的基础之上,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和购买劳动力的资本家,在契约关系中都是自由的,但资本家和工人的自由是不相等的。不能说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是资产阶级自由,只能说资产阶级是占有自由的优胜者。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也享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这些自由是资产阶级自由还是无产阶级自由?若说是资产阶级自由,无产阶级怎么能享有?若说是无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统治之下怎么能存在?只能说,既不是资产阶级自由也不是无产阶级自由,而是人类自由,是社会共享的自由。资产阶级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无产阶级享有不多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这是同一种自由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不同,不是两个不同阶级的两种不同自由。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都贴上阶级性的标签,一言以蔽之曰“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自由化”,哪里还有什么“无产阶级自由”、“无产阶级自由化”?有无产阶级而没有“无产阶级自由”、“无产阶级自由化”,没有不同阶级的自由,何来自由的阶级性?邓小平和那些“马列主义者”的理论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怎么服人?还不是靠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 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环境中诞生的,当然不会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而是要求进一步的发展。自从文艺复兴以来,社会思潮一直鼓吹个人的自由发展。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只能实现部分个人的自由发展,而且一些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以另一些个人的不自由、不发展为代价的。《共产党宣言》中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恩格斯说,这一段话最能表达马克思和他本人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得到自由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也仅仅是条件,为了达到每个人联结为社会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共产主义就是每个人和一切人自由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毛泽东说:“所谓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每个人和一切人都得到自由发展,不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自由吗?不是自由达于“化”了吗?邓小平的“反自由化”难道不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吗?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条件还不能实现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但应当朝这个方向前进。邓小平既要“反自由化”,又要“坚持社会主义”,难道不是坚持低于资本主义历史水平的封建社会主义吗? 西方的反共主义者批评社会主义与自由不相容,邓小平的“反自由化”正好与他们里应外合。西方有见识的学者却认为,现代社会主义“是近代自由主义的自由运动的彻底的继续发展。”(4)不过,这里指称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社会主义,而苏联和中国冒出来的现实社会主义确实是与自由不相容的。

   民主只有彻底与不彻底之分

    反对自由化,不能不反对民主化。但邓小平和“马列主义者”声言,他们反对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提倡“社会主义民主”。这就是民主的“阶级性”。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民主”成了反民主、反“五四”的遮羞布。

    恩格斯晚年写了一篇论述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法兰西内战〉导言》,被认为是他向无产阶级作交待的“政治遗嘱”。列宁从中发现:“恩格斯在这里谈到了一个有趣的界限,在这个界限上,彻底的民主变成了社会主义,同时也就要求实行社会主义。”(5)列宁还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民主只有彻底与不彻底之分,没有阶级之分。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不是两种对立的不同的民主,而是同一种民主的彻底程度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进一步走向彻底,就一定要求实行社会主义,于是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理论上的规定。事实上,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地方建立的,本来连不彻底的民主都没有,还要用虚构的“社会主义民主”去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结果,任何民主都没有,一点民主都没有。

    还是恩格斯,说得更露骨:“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6)在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里,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立场不是反对民主,而是利用民主,取得统治。取得统治以后,也不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而是保留民主共和制。所以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而且还是“勿庸置疑的”。在另一个地方,恩格斯又说:“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这种现成的政治形式,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要在二十四小时内建立它。(7)可见,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都可以运用民主共和这种政治形式,区别是在于从不彻底的民主发展到彻底的民主。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前夕,毛泽东竟说“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方案”在中国一齐破了产。(8)中华人民共和国虽名为“共和国”,却非民主共和制。既没有现成的民主共和制,又没有遵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嘱咐,去立即建立民主共和制,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在资产阶级专政不彻底的民主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还要不断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于是就成了暴政。

   从法律上的平等到事实上的平等

    和自由、民主一样,资本主义社会实行平等的原则。马克思说:“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9)当然,资本也是天生的自由派。自由人和自由人才能平等,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携带自由、平等的资本是专制主义的天敌。所以,反对资产阶级连同反对自由、平等,就是站在专制主义一边。

    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等是有局限性的,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是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的进一步发展。恩格斯说: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是“从对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的反应中产生的,它从这种平等要求中吸取了或多或少正确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成了用资本家本身的主张发动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的鼓动手段。”(10)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是消灭阶级特权,而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是消灭阶级本身。 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法律面前人与人的不平等的阶级特权,具有历史上的进步意义。但法律上的平等也是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法律上人人都有平等的财产权,但并不保证人人都有平等的财产。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导致富裕和贫穷的对立,富人和穷人、资本家和工人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同一标准应用到事实上不相同的人身上,结果还是不相同。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十九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揭露:“许多写在纸上的利权都是不现实的,把这些利权赋予那些毫无办法实现的人,那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11)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原则和实践的矛盾:原则是平等,实践的结果却往往是不平等。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平等是不现实的。真正的平等,应当从法律上的平等前进到事实上的平等。原则和实践的矛盾,根源是资本主义的财产制度。只有在改变了资本主义财产制度的社会中,原则和实践不再互相矛盾。(12)所以,矛盾的解决,不是抛弃原则,而是修正实践。消灭了阶级,不是作为法律上的公民,而是作为具有天然利权的人,才能实现事实上的平等。但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本位,共产主义才是以人为本位,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方能达到事实上的完全平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批判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认为平等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只能是专政,而专政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决不是平等。这种“社会主义”不是在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和实践的矛盾方面的一步前进,而是历史的大倒退。这种倒退,不是如毛泽东经常恫吓人民的“资本主义复辟”,因为中国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像样的资本主义,而是倒退到前资本主义的封建专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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