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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论新启蒙》之三
·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论新启蒙》之五
2010
·《新启蒙——历史的见证和省思》
2011
·宾雁,我要欢笑!
·浴火重生的周扬
2012
·关于严慰冰的争议
·从传统思维中走出来吧!——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二(附《杜钧福声明》)
·还是没有看明白——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三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上)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下)
·适时升起的启明星——悼念方励之
2013
·毋忘我!——35年来王申酉的呼喊
·赞老胡
·陈寅恪误人子弟
·哭显扬
2014
·别光远
·走民主化的韩国道路——起诉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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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中国传统精神的现代版

    中国历史上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的传统精神,五十年代以后内化为中国共产党的传统精神。中国共产党的传统精神凝聚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共产党夺权成功,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夺权的过程,共产党也曾宣扬民主的理念;掌权的时候,并没有兑现民主的承诺。不实行民主的执政党,顺流而下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的执政传统。刘少奇提倡“做党的驯服工具”。把人当作工具,这是典型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工具可以为人所用,但没有意志;没有意志的工具又要求它有意志;在所有的意志中只能有一种意志,即对党表示“驯服”。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批判“驯服工具”论是奴隶主义。林彪又提出“听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理解的怎么执行?还不是听话要达到盲从的程度!实际上,批判刘少奇的林彪,提倡更“驯服”的奴隶主义。“四人帮”搞“批林批孔”,只是否定林彪的一套具体说法,根本上是与林彪比赛谁更“高举”、更“紧跟”,毛泽东死了还要“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抓了“四人帮”,“按既定方针办”不算数,以两个“凡是”为正宗。邓小平从反对两个“凡是”开始把华国锋赶下台,又确立“政治上思想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实际是和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一致。不以毛泽东之是非为是非,却以邓小平之是非为是非。邓小平虽在共产党内几经浮沉,终究还是那种政治精神的传人。权力更迭,人物全非,后者否定前者,口号不妨多变,共产党基本的传统政治精神经久不变。

    每个时期都有一套牧民之术。“政治上思想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传统政治精神的一脉相承。不一致怎么办?邓小平将共产党执政的传统政治精神锻造成整人的武器,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早年枉游巴黎,对于法国启蒙运动的遗产——自由、平等、博爱懵然不知。

    与“反对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相对,提倡什么化?难道提倡“资产阶级民主化”?不对。“资产阶级民主”以及一切资产阶级的东西均属反对之列。那么,提倡“无产阶级自由化”?也不对。邓小平说了:“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1)有资产阶级,就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有无产阶级,却没有“无产阶级自由化”。什么道理?没有道理。(2)江泽民推出的所谓“邓小平理论”就是一堆没有道理的断语。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来历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具有不光彩的出身。一九五六年六月,波兰的波兹南数万工人罢工,游行示威。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发生的第一次人民群众反政府事件,从此多事矣。工人示威的主要诉求是“要面包,要自由!”当时的“自由欧洲”电台报道称:“铁幕后面发生了自由化。”苏联人对“自由化”冠以“资产阶级”的字样,并谴责“帝国主义的操纵和挑衅”,以此作为干涉波兰内政的理由。从六月的波兰事件到十月的匈牙利事件,成千上万要求改革的人民,受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镇压,倒在血泊之中。

    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据此,还发动了一场鸣放运动。苏联人认为,中国人也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毛非常明白我们不赞同他的这个新政策,我们反对让所有那些不同的花都开放。”(3)毛泽东透露:“当时苏联给了我们一个‘备忘录’,怕我们向右转”,要搞自由化。“反右派一起,当然‘自由化’没有了。”(4)苏联人也曾将“反自由化”的矛头指向中国。后来,中国的“自由化”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因为鸣放运动转为反右运动,中国人接过苏联人的“反自由化”的武器,来对付右派分子了。非但“自由化”没有了,“反自由化”还大显身手了。刘少奇理直气壮地反驳苏联人:“有人说,我们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采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策,即所谓‘自由化’的政策。……我们采取这个方针,绝不是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政策,而是实行无产阶级的极端坚定的阶级政策。”(5)

    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反自由化”这个“极端坚定的阶级政策”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五一六通知》表明,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起家的。这个文件宣布撤销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二月提纲”的罪名正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不过是党内斗争的由头。实际上,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彭真复出,他非但不搞“自由化”,而且是坚决支持邓小平搞“反自由化”的。)文化大革命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成为大批判横扫一切的武器。一九五六年五月,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怀仁堂向高级干部和各界知识分子两千多人作报告。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6)这是知识分子特别向往的种种自由,在当时被人们欢呼为“早春天气”。文化大革命中批判道:“陆定一所鼓吹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灭资兴无的革命方针根本对立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策。”(7)在大批判家看来,凡言自由,必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无疑。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提倡封建主义专制化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了左倾路线,当然包括对一系列左倾的方针、政策的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销声匿迹了两年。一九八〇年,波兰兴起团结工会运动,大概勾起了邓小平一九五六年的惊魂。这一年十二月,当年反右派的前线总指挥邓小平,又拣起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式武器。看来,他的武器库里也没有什么新家伙了。一九八一年以后,“反自由化”的直接结果是终止了以真理标准讨论为主题的思想解放运动。一九八〇年八月作出的“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决定被推翻,两任主导改革的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先后在“反自由化”声中被拉下了马。一九八九年,出动军队以武器的批判来“反自由化”,要求民主的人们遭到镇压。结局同东欧一样,改革逆转,人民流血。从“反自由化”到反民主、反人民,一以贯之。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苏联人发明的,先是矛头指向波匈事件。当他们掉头指向中国时,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主动迎合,原样引进(这就是他们经常口口声声反对的“照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始作俑者苏联早就瓦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旧战场东欧已经变色。唯有中国,从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大显神威二十年。既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该彻底休息了吧?然而,在邓小平在作法下,它又起死回生了。

    一九八一年以后,邓小平发动的“反自由化”运动,整肃的对象主要是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知识分子。党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倒不在其中。反对“反自由化”的力量也是在党内。一九八六年,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列入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就反对不得了。由于这个口号一再受到质疑,《决议》下了一个定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定义的前件和后件牛头不对马嘴,用一个“即”字把它们生拉硬扯地焊接在一起。“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含义已经很明确,为什么还要制造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概念?实际上是对早已实行的不得人心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寻求一种冠冕堂皇的解释。

    《决议》起草的过程中,时任中顾委常委的陆定一在小组会上三次发言,主张删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字样,不被采纳。九月二十八日召开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按惯例,总是文件通过如仪。陆定一却在胡耀邦主持的七八百人的大会上站起来再次发言。他讲了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大批判的经历。最后,坚持:“我主张去掉现在的文件草案中‘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九个字,还留着后面的句子。这就同‘文革’的错误分开来了”。万里支持陆定一的意见。杨尚昆、余秋里、彭真、薄一波、李先念、陈云认为决议中应保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去掉。(8)

    最后,由邓小平定夺。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这是一股思潮,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魏京生、王炳璋以及郭罗基这些人都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紧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9)实用主义大师邓小平,具有不顾颜面硬撑的脾气。管什么苏联霸权主义用过,管什么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用过,“现实政治要求”就要在《决议》中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0)

    邓小平的“现实政治要求”是什么?是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吗?“姓社姓资”都不问,还能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从“反自由化”的历程得到一个简明的定义:不听话就是“自由化”。共产党内坚持独立思考的人们,叫做“自由化分子”。胡绩伟自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政治运动的主题是揭批‘四人帮’,那时我还是上下公认的坚决反对‘四人帮’的有功之人;以后,主题变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就逐渐变为有罪之人,成为历次大批判的新闻界的代表人物。”“左倾权威们说我‘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不同中央保持一致’、‘自以为比中央高明’等等,用他们一句有名的口头禅来说,就是‘不听话!’”“要办一个不听话的‘自由化’的报纸。”(11) 党内的“自由化分子”,大多类似胡绩伟,从反对“四人帮”的有功之人变成搞“自由化”的有罪之人,就因为“不听话”。坚持独立思考,针对“四人帮”是解放思想;针对邓小平就成了“自由化”。胡耀邦不听话,是自由化;赵紫阳又不听话,也是自由化。选了一个听话的江泽民,于是成了放心的接班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究竟提倡什么化?邓小平不便说。我来说,那就是提倡封建主义专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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