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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论新启蒙》之三
·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论新启蒙》之五
2010
·《新启蒙——历史的见证和省思》
2011
·宾雁,我要欢笑!
·浴火重生的周扬
2012
·关于严慰冰的争议
·从传统思维中走出来吧!——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二(附《杜钧福声明》)
·还是没有看明白——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三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上)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下)
·适时升起的启明星——悼念方励之
2013
·毋忘我!——35年来王申酉的呼喊
·赞老胡
·陈寅恪误人子弟
·哭显扬
2014
·别光远
·走民主化的韩国道路——起诉江泽民
·什么是权力的笼子?
2015
·文化遗产属于全世界——参观大英博物馆随想
·蹇妈妈——纪念蹇先任逝世十周年
2016
·呆公不呆——弔浩成
·痴翁非痴——弔洪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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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论新启蒙》之三

    欧洲和北美的先进国家进入近代社会完成了工业化之后,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这是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的。资本主义非但避免了垂死的命运,而且焕发出巨大的潜力,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又一次发生全面的革新,是为现代化。现代化是近代化的连续性发展。从近代化到现代化,虽然需要观念更新,不再是具有特定历史内容的启蒙运动了。但中国的历史条件不同,现代化必须以启蒙运动为前提。

   “四个现代化”的提法不正确

    正当世界潮流趋向现代化之际,中国置身世界潮流之外,进行了几十年的革命和战争。直到一九五三年,毛泽东提出,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工业化不过是近代化的要素。但只用了三年时间,工业化还没有完成,中国就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了。资本主义已经进入现代化。社会主义本来应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出现的飞跃。中国(及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却是建立在前现代化、甚至前近代化的基础之上。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说:“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落后的农业国是现实,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不过是愿望。又说这种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空中楼阁。经济力量不足,运用政治高压,实行思想强制,维护社会主义的空中楼阁。一切的灾难由此而生。

    中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又提出实现现代化的任务。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二十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即所谓“四个现代化”。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尚未改变,近代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又提出现代化的任务。反正中国历史发展的地层已经搞乱了。但完成了现代化的任务,当然就包括近代化了。问题是,任务的提出不正确,不合乎现代化的世界潮流。完整的现代化被肢解成四个,而“四个现代化”,像清末的洋务运动一样,只是追求四个方面的器物的变革,并非现代化的本义。

    现代化就是化入“现代”,成为具有“现代”特征的社会。何谓“现代”?首先,这是时间概念,而且是在时间上相对的概念。我们的现代,几百年后就成为近代,几千年后只能算古代了。所谓“后现代”概念是画蛇添足,“后现代”还是现代。二十世纪有二十世纪的现代,二十一世纪有二十一世纪的现代。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在追求现代化。不同的时代追求不同的现代化。“现代”又是世界概念。现代特征应是在世界范围体现每一个时代最高水平的一系列变项。若以国别、地域而论,在时间上都有自己的“现代”,但不一定是世界的“现代”。离开了世界标准,坚持国家标准、民族标准,就谈不上现代化。“现代”还是区隔概念。一个时代确认自己与过去的时代不同,人们形成有别于前人的自我意识,才算进入了现代。没有超越传统,囿于先人的亡灵、祖上的荣耀,也谈不上现代化。

    现代化是历史的总体运动,是社会的综合发展。现代化是不可数名词。“四个现代化”恰恰是割裂了现代化。虽然化出了“四个”,不是增加了什么,而是忽略了许多。“四个现代化”中就没有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文化现代化、观念现代化、生活方式现代化、人际关系现代化等等的要素。(1)

   “四个现代化”还有限制词

    “四个现代化”的提法不正确,而且还要加上限制词。邓小平说:“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2)凡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好事,到了中国,总要加上限制词。再如,市场经济加上限制词,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加上限制词,成了“社会主义法治”;民主加上限制词,成了“社会主义民主”;如此等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功用是排挤“看不见的手”,伸出看得见的“黑手”;“社会主义法治”的功用是否定司法独立;“社会主义民主”的功用是反对权力分立、政党竞争、议会政治等等民主的一般规定。一加限制词,好事就变样。现代化就是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却成了对抗现代化的另类。社会主义还有限制词,又是“中国特色”的。邓小平说:“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叫“路子走对了”。(3)一切都融化在“中国特色”之中。“中国特色”有没有限制词?没有了。什么是“中国特色”?那就是中国独有的特色,即传统的特色。中国的历史传统确实具有鲜明的特色,但最凸出的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色是自秦始皇以来维系了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毛泽东根据传统赋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邓小平赋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没有限制词的“中国特色”,难道不也是自秦始皇以来的专制主义的特色吗?历史学家定义的“东方专制主义”,邓小平自豪地称之为“中国特色”。

    中国人引进社会主义时,声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在这个出发点上就搞错了。社会主义是为了救人类,不是为了救国家。十九世纪初期,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不是为了救法国,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不是为了救英国,他们的方案虽然具有空想性,莫不以人类为怀,救人类于苦难。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他们的学说,将社会主义奠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克服了空想性,社会主义完成了合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证,成为解放人类的理想。在中国,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上了一条不以人类为怀的民族主义的路径,所以这种社会主义不是通向世界的现代化,而是翻新本国的旧传统。 据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九日上午就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和实践进行了第十六次集体学习。”胡锦涛强调,(去掉冗长的废话)我们要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为新的起点,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4)究竟有什么认识?毫无认识,新起点高喊老口号,还是两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对现代化的制约是双重的,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中国特色”的。

    本来应当以现代化的眼光来审视传统的“中国特色”,现在采取了相反的方针,以传统的“中国特色”来规范现代化。现代化落入了传统的迷雾。雾里看花,所以根本看不清究竟什么是现代化。提出现代化的任务,选择现代化的道路,首先必须驱散传统的迷雾。这就非进行思想启蒙不可。

   面向未来,转换传统

    中国人还没有走出传统,“死人抓住活人”。中国的传统是特别顽强的。中国历史是世界上唯一比较完整的社会发展史。四个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除了中国,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断流了。为什么中华文明并没有像埃及、巴比伦、印度那样,或被征服、或遭湮灭?异族入主中原,还不得不融入传统,以取得统治的正当性。无论多么强大的异族入侵,都不能中断其发展,相反,中华文明同化了异质文明更显得丰富多彩。世界上唯一绵延几千年的文明,必有内在的优秀的遗传因子。但是,悠久的历史传统也产生了巨大的惯性和惰性。在与近现代西方文明接触之后,暴露了中华文明的弱点、缺点和劣点。在传统的框架内,很难生长出新制度,在固有的节奏下,不容易走向现代化。一旦完成了现代化,从古到今的中国历史,将成为研究世界历史的坐标系。二十世纪以前的欧洲学者,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认知,半是传说(来自传教士),半是猜想(读不懂汉语文献),所以才会产生狂妄的“欧洲中心”论。

    中国历史未来的前景,取决于如何对待过去的传统。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中国的启蒙运动比欧洲的启蒙运动担当更加艰巨的任务。

    五四运动在大量地引进西方的新思潮的同时,无情地批判中国的旧传统,提出“打倒孔家店”、“不读中国书”,以至“废除汉字”等主张。“五四”的批判精神冲洗了人们的头脑,激进的反传统产生了猛醒的作用。但对传统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并不能制服传统,事实上传统也没有否定得了。中国出现了一种怪异:在反传统的旗号下推销传统中的劣质。肤浅的批评家都说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毁了传统文化,殊不知共产党的一党专权所推行的专制主义恰恰源自传统文化,而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典型的表现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高喊最最革命的口号,反传统比五四运动更为激进,但反传统的手段,诸如抄家、籍没、株连、焚书、酷刑、灭佛等等,无一不是来自传统。批判儒家,推崇法家,是发扬传统中更为专制的因素。

    对极端激进的反弹是极端保守。五四运动的另一支,从国粹派到新儒学,认为传统都是宝贝,碰不得的,只要对古代的概念、儒家的经典作一番新的解释就是现代化,什么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中国的传统中固已有之,而且应有尽有,不必外求。

    毛泽东批评了“五四”以来对待传统或是否定一切或是肯定一切的形而上学。用什么来代替?他的方针是“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5)这是解剖学方法,把活的机体当作死的尸骨。传统还在社会和个人(复数)中存活,对中国人来说,不是身外之物。不像逛旧货市场那样,挑拣有用的、有益的“精华”,拿来就行。

    否定一切不行,肯定一切更不行;毛泽东式的一分为二还是不行。对待传统,特别是对待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国传统,正确的方针是保持发展活力,改变发展方向,在发展中改造基因,实现转换。何谓“转换”?举例说明。中世纪的命题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以虚幻的天国的平等掩盖现实的人间的不平等。经过启蒙运动,命题转换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于是平等从虚幻的天国降临到现实的人间。“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原封不动,只能停留在中世纪;彻底抛弃,不会产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命题转换是传统的再生。转换也就是扬弃,有所发扬,有所抛弃。扬弃不是静止地取舍,而是发展的环节,实现从旧到新、从低到高的前进运动。按照毛泽东的办法,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命题中,去其“上帝”,取其“平等”,就是静止地取舍抽象概念,离开了发展。只有在发展中转换,通过扬弃,化腐朽为神奇,才能摆脱旧传统、超越旧传统。于丹《论语》、易中天《三国》、阎崇年《清史》等等成一时之热,说明受众确实期盼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但主事人不是探索转换,而是进行包装,滥用现代术语,甚至借鉴相声手法,迎合市场需要,推销传统文化。这是文化伪劣产品。转换传统,不是少数名嘴、学者、精英的事,中国人当全民共与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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