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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论新启蒙》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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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新启蒙的双重含义

    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新启蒙具有双重含义,即重新启蒙和新的启蒙。任务的提出,理由有二:第一,因为以往的启蒙不彻底,故需要进行重新启蒙;第二,因为老的蒙昧未去,新的蒙昧又来,故需要进行新的启蒙。重新启蒙和新的启蒙,在概念上可以加以区分,在事实上两者统一于同一过程中。

    一九八九年,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我发表了一篇《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是对五四以来的历史反思。后来我发现,对“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这个命题的揭示和论证是不完全、不充分的,只是涉及上述第一个理由。

    二〇〇八年,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之际,我发表了十篇连续的《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对这一事件的历史总结。以真理标准讨论为主题的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蒙昧,邓小平却代之以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自由化的蒙昧。消解了造神又着魔。新的蒙昧固然是由于以往的启蒙不彻底而产生,但重复以往的启蒙已不能解决问题,必须针对新的蒙昧进行新的启蒙。

   八十年代新启蒙的兴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左倾路线之后,真理标准讨论正在进行之际,一九七九年三月,邓小平发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导致极左思潮回头,真理标准讨论中止,思想解放运动受挫。一九八〇年年底,邓小平重新提出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喧嚣一时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历史的倒车,真理标准讨论就此告终,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暗流。一九八一年进入“反自由化”运动的周期。但思想解放还在以各种名义曲折前进。一九八三年,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周扬、王若水、王元化撰写文章、发表演说,力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传统,并以异化理论剖析社会主义现实。他们的主张得到思想界的响应。这一人道主义思想运动又遭到权势人物的压制。周扬郁积成疾,一病不起。八十年代后期,王元化、王若水发起“新启蒙”思想运动。从一九八八年十月到一九八九年四月,出版了《新启蒙论丛》四辑。

    “六四”以后,新启蒙受到清算。中宣部的人说,“五四的启蒙运动产生了共产党,新启蒙运动是为了成立反对党”。可见,启蒙运动在中国必将激起政党活动。“五四的启蒙运动产生了共产党”,被认为具有正面意义;“新启蒙运动是为了成立反对党”,为什么只能是反面意义?即使“成立反对党”,也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应有的结社自由权;“成立反对党”之所以成为镇压的理由,就在于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当回事。原北京市长陈希同关于“反革命暴乱”的报告,将一九八九年一月在北京都乐书屋举行的《新启蒙论丛》发行会议说成“新启蒙沙龙活动”,列入“反革命暴乱”的线索。一九八八年十月在上海举行的新启蒙座谈会竟被说成“上海动乱的起点”。

    一九八八年底,我在多年噤声之后,被告知可以提供论文,参加来年江苏省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研讨会。于是我写了《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本来也是要交《新启蒙论丛》发表的。王若水说:《新启蒙论丛》的出版周期太长,此文编入第七辑发表(1),恐失时效。所以我给了《南京大学学报》。一九八九年五月文章发表时,正值“动乱”,没人注意。“六四”一开枪,专制压倒启蒙,到处寻找批判启蒙的靶子。我的文章在南京大学和教育部的批判运动中首当其冲,被说成“动乱的理论基础”,反倒引人注意了。公开批判之后,八十年代的新启蒙成为绝响。九十年代是“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时期,警世醒人的时代呐喊被代之以象牙塔里的学术规范。进入新世纪,新启蒙又复苏了。

    八十年代新启蒙的缺点是并未充分体现“新”字的意义,既没有反思以往启蒙的不彻底性,也没有强调批判当前现实的针对性,不过是追随前人的继续启蒙,没有超越。新世纪的新启蒙不应当重演八十年代的旧戏码,要在重新启蒙和新的启蒙两方面双向出击。

   中国的新启蒙需要追赶西方五百年的路程

    在世界历史上,为近代化和现代化开辟道路的思想启蒙运动,绵延将近五百年。落后国家模仿西方的现代化往往失败;一旦失败,便怀疑其普世价值。其实,失败的原因不是现代化不可取,而是忽略了现代化的条件性,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思想启蒙。或者说,学习西方,不是研究如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而是模仿现代化的现成结果,所以失败了。中国虽然有过思想启蒙,五四运动和真理标准讨论,作为思想解放运动都不到五年,而且是不连贯的。中国不可能也不需要再花五百年,但追赶西方五百年路程的新启蒙决不是短期的行为。

    新启蒙也不是少数人的行为,而是全民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的原文为 enlighten, 本义是“照亮”。但不是仰赖少数精英去盗取天火,照亮众人,而是人人追求真理、发现真理,以真理照亮自己的心灵,解脱蒙昧,冲出黑暗,走向光明。enlighten 被译作汉语的“启蒙”,使人误以为将人区分为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一如共产党的思想教育,少数的教育者向多数的被教育者进行灌输。启蒙精神是自主、自立、自信、自救的精神,否认外在于我的精神权威。

    到了全球化时代,西方的思想家们正在“反思现代性”,甚至进行“现代性批判”。中国的一些赶时髦文人,不合时宜地将现代化的弊病,搬到中国来大战风车,好像还没有吃饱肚子的人谈论如何减肥。在中国,现代化还没有到来,为进入现代化探路的启蒙运动至今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进行新启蒙不仅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内部之必需,也是中国走向全球化的外部世界对中国之要求。随着中国的崛起,继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之后是文化输出,在世界各地推出中国文化年,创建孔子学院,普及汉语学习,举办各种展览,倾销文化产品……。如果不经过新启蒙的洗礼,中国的文化输出,也将成为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的输出,流毒天下,贻害众生。

    总之,二十世纪发出的呐喊“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在二十一世纪依然有效。启蒙的号召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加上“新”字,新启蒙也并不诱人。正因为喊滥了的口号后面隐藏着艰巨的历史任务,更加应当唤起人们的注意。

   注: (1)《新启蒙论丛》名为刊物,实际上每辑都是一本书。因期刊无法登记,借用湖南教育出版社的书号,已出四辑:《时代与选择》,《危机与改革》,《论異化概念》,《庐山会议教训》;编好第五、六辑,尚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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