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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林希翎

   
   林希翎大姐走了,不胜哀痛之余,也夹杂了一种别样的感觉。
   
   
   哀痛,是因为57右派幸存者又少了一人,尤其是作为当年的大学生,我们属于最年轻的一群,理应可以多活几年,为历史提供更多的证言。何况她又是我们当中经历最不平凡的一个,却在未获改正的遗憾中永辞人世,岂不令人格外感叹唏嘘?

   
   
   至于别样的感觉,是得知她早已蒙受病魔的折磨,心力交瘁,苦不堪言。现在终于出离身体的痛楚,魂归天国,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而且是在先贤至夥的法兰西,定当不会寂寞。
   
   
   据说她视较其小1岁的林昭为“家妹”,“学妹”,那么,我比她小将近5岁,便份属“小学弟”了。尽管笔者从未获得此一昵称,但却曾当面称之为“林大姐”。
   
   
   那是2007年6月间的事。当时本人有幸应邀出席在洛杉矶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与名震遐迩的林大姐同台探讨57反右问题。会议期间,目睹她的丰采,耳聆其滔滔宏论,留下深刻印象。
   
   
   当时我们每天都在位于蒙特利尔的下榻酒店用早餐。身躯过分丰满兼一脸病容的她总是到得较晚,但所坐的餐桌定必不乏采访的记者或热心的听众。而她话匣子一打开,便神采飞扬,妙语如珠,并且一气呵成,绵绵不绝,根本不容旁人插话。真是满腹经纶,心怀天下,历史的,现实的,中国的,外国的,……永远有说不完的话题。
   
   
   会议闭幕后翌日,在远离蒙特利尔的老莫(莫逢杰)家里有个聚会,到会者不下数十人,凉棚里外都坐满了。有与会代表,也有会外听众,还有几家媒体的男女记者。气温颇高,室外热浪逼人。可是林大姐更加上劲,一口气讲了不下一小时,周围的人听了不由得血脉贲张。那个病恹恹的林希翎似乎从来不存在。
   
   
   事后,某位著名的女记者悄悄跟我说:林大姐是不是需要看看(心理)医生?我虽不无同感,但认定她绝对不是祥林嫂,她始终清楚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不过,尽管她不乏理性,感性因素有时也会使之间或出现某种失控。这在会议闭幕的晚宴上便表露无遗。
   
   
   晚宴在酒店一间不大的餐室内举行。熙熙攘攘坐满了五桌。我们都知道“反右”半世纪之后的这场盛会既是空前的,很可能也是绝后的。即使五年或十年后再度召开,“前度刘郎”也不可能全部再来。
   
   
   为了给大家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更为了舒缓会议论文与发言所勾起的沉重感,笔者自告奋勇,临时组织了一场文娱表演。事前本已约请同居一室的五十年代留苏学生张轶东,跟多才多艺的戴晴合唱俄文抒情歌曲。不料曾在东北劳改多年的张兄,刚散会就被居于当地的孝顺女儿开车接走了。戴晴孤掌难鸣。
   
   
   好在年逾古稀的方励之教授不乏文艺细胞,慨然登场与戴晴联袂,高歌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身手不凡的戴晴载歌载舞,会场顿形活跃,一扫此前的沉闷。而会议东道主、“老美”林培瑞教授的单口相声《戏剧与方言》,那惟妙惟肖的满口京片子宛若侯宝林再生,更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较方教授大1岁,比戴晴年长6岁的林大姐睹此大受鼓舞,主动请缨讲故事助兴。不料她过分投入,竟成画蛇添足。
   
   
   她满怀深情地回忆自己花季年华的初恋,直言其对中共之反感始于私人情愫受到“组织”粗暴干涉。随后缕缕忆述谓当年倾慕自己者大有人在,并举出在场的戏剧家杜高为例。此言一出,座席离她不足两米的杜高夫妇均颇为尴尬。而她却全无觉察,继续口没遮拦地尽情发挥。
   
   
   眼看她谈兴正浓,欲罢不能,我赶紧上前,以林培瑞教授需乘飞机赶回美东为由,婉言制止其即兴表演。从而结束了当晚的这场余兴节目。
   
   
   林大姐是个天生的演说家与革命者。正如著名的北大百花学社核心人物陈奉孝日前对她的评论:
   
   
   林希翎(当年)三次讲演提出的三个问题“党(法)大还是法大”、“胡风不是反革命”、“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这在中国可说是振聋发聩的。林希翎作为一个青年学子第一个公开提出了这样三个严肃的政治问题,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她提出的这三个问题现在都证实是完全正确的,她不仅思想超前,其政治观察力之敏锐也是惊人的,因此她成了当年右派学子的一面旗帜。
   
   
   曲高和寡,思想超前者往往受难。林昭如此,林希翎(程海果)也如此。
   
   
   愿林大姐在再无所谓“左派”“右派”的天国安息!
   
   
   (09-9-26)凌晨零时十五分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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