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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途多舛”叹汪锋——新疆历任一把手(之五)

   
   
   汪锋(1910—1998),陕西蓝田人,原名王钧治。高中学历,早年曾入师范学校读书。1926年秋即投身“革命”,资历颇深而遭遇曲折。
   
   

   他参加过“半个长征”,指的是1935年3月他到陕南,遭红二十五军误会扣押,此后随军北上,到9月红二十五军胜利到达陕北才获释。
   
   
   此前的1933年5月,他和刘志丹、王世泰率领的红二十六军,在陕西兰田县陷敌包围圈,部队溃散。其后他到了上海在中央临时分局军委工作。1935年中央军委派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重回陕西,与红二十五军联系,以求协调该军与陕西地方杨虎城部警三旅的关系。当时担任警三旅旅长的是1925年参加中共的张汉民,另一位任团长的阎揆要也是中共党员,黄埔一期生。但红二十五军不知就里,在汪锋抵达前几个小时伏击该旅,俘虏了张汉民。
   
   
   这红二十五军是在主力离开根据地后,由留守部队和赤卫队重新组建的。因目睹许多亲人被杀害,故满怀怒火,报仇心切。汪锋赶往该军驻地后,虽竭力证明张是共产党员,是同志,要求马上将其释放放人。随后又向他们口头传达了中央文件,想不到适得其反,因为政策变化太大,例如从以往杀地主变成现在要给地主生活出路等等,听来像是叛变革命的言论。引起该军将士极大反感。以致其后不仅张被处决,连汪锋本人也险遭杀害。
   
   
   所幸他到底是中央特派员,带有写在蚕丝纸缝在袍子内的介绍信。加上有次夜里部队转移,而看押他的战士却睡着了,他不但没有乘机逃走,反而叫醒该员一起追上了部队。最后经该部老根据地河南信阳的地下党联络员调查,证实了汪的身份。他遂得以和红二十五军一起长征到陕北。而张汉民则于1945年中共“七大”上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汪锋后来回忆说当时被看押是五花大绑的,头上套着布袋,只留眼洞,身上背着东西像个驮夫,透过眼洞他看到了张汉民和张明远(旅参谋长,中共党员)与他一样,被绳子牵着行军,大约一个月过后,先是张明远不见了,他问战士说是放了。后是张汉民又不见了,他知道大事不好。
   
   
   而张汉民被俘的过程也纯属意外。张部本可以逸待劳截击红军,而他却尾随之,本意想起掩护作用。他还多次派人与二十五军联络,并按其要求提供了援助。因此,他误认为自己已与该军达成了谅解,不会兵戎相见。阎揆要倒已发现对方有异动,派出的联络员均未返回,曾提醒张汉民情况异常,张却不以为然,结果阎团由前锋变后卫得以保全。
   
   
   汪锋的“长征”的确匪夷所思。如某作者文中所言:他是作为“反动派”,天天面对死亡和内心痛苦的煎熬,被自己人押着,高一脚低一脚地在坑洼不平、崎岖嶙峋的陕南山区艰苦地跋涉,走完这段路的,可称为另类的“长征”。
   
   
   不过,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种“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的事,竟会在31年后重演。“文革”期间,官至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甘肃省军区第一政委的汪锋,自1966年底即被关押,受尽迫害。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才获解放。
   
   
   1977年7月他奉调新疆,任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兼新疆军区党委第三书记、自治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实质已把赛福鼎架空。1978年1月正式接任区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并兼任新疆军区(后易名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此期间还兼任自治区政协主席。
   
   
   不过,尽管他资历深,有文化,对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尤富经验,对西北地区的情况也不陌生,但毕竟是“空降”到新疆来的。在“文革”十年积重难返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他确实不可能很快实现拨乱翻正,打开局面。
   
   
   所以,其后邓小平亲自点将,让王恩茂重返旧地,再任“新疆王”,是必然的事。他在疆主政四年,只能是过渡人物,此乃时势使然,与其才具无关。
   
   
   1987年4月,汪锋被增选为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凭心而论,他是完全够格的。
   
   
   1998年12月12日他在北京逝世,此乃其“米寿”之年,算是善终吧。
   
   
   (0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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