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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茂是好书记” “新疆历任一把手”(之二)


   
   “最高统帅毛主席,王恩茂是好书记,……我们一定保到底!”
   
   

   这是文革前期响彻天山南北的一首歌(大意),唱的人既有佩戴鲜红领章和红五角星帽徽、奉命“支左”的现役军人,也有维、汉、回、哈等不同民族的“保皇派”。男女老少、“黄发垂髫”,各色人等集会时莫不引吭高歌。这固然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也证明作为王震继任者的王恩茂[1913.5.19~2001.4.12],在当地不乏“粉丝”。
   
   
   列名“开国中将”的王恩茂,在“大老粗”充斥的共军高层中,属于稀有品种的知识分子出身。他是江西永新赤石村人,当地与朱毛红军崛起的井冈山区相毗邻。其本人高中文化程度,15岁投身“革命”,当过小学教员,后任小学校长。17岁入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后参加了长征,抵陕北后,先后出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红六军团政治部要职。抗战期间任著名的三五九旅副政治委员,为王震的副手。
   
   
   1949年进军新疆时他是一野第二军政治委员,在南疆主政两年余,至1952年6月接替王震出任新疆一把手:1955年9月之前为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后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直到1967年1月离任入京候命。
   
   
   从1952年到1967年这15年里,他还兼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政委、党委书记,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以及自治区政协主席等职。党政大权集于一身,比王震在位时的权限有过之而无不及。
   
   
   上面提到的那首歌,便是在他赴京前后在新疆各地流行起来的。起初开头两句歌词为“红色司令毛主席,王恩茂是好书记”,被对立的一派“造反派”抓辫子,说有贬低“伟大领袖”之嫌。因为按中共规矩,“司令”地位在“书记”之下。于是“保皇派”的秀才便从“最高指示”一词“偷师”,在“统帅”之前冠以“最高”,借以表明王恩茂这个“好书记”还是毛麾下之一员。
   
   
   如此一来,“造反派”再无法在文句上挑剔。但仍不改初衷,把“打倒王恩茂”叫得震天价响,固然其声势远逊于“保皇派”,却由于获得驻疆的空九军支持而继续与对方分庭抗礼。
   
   
   话说这空九军又称7335部队,直属中央军委指挥,新疆军区无权调动。也就是说,封疆大吏王恩茂尽管囊括军区三项最高职务—司令员、政委和军区党委书记,却鞭长莫及无奈空九军何。
   
   
   非但如此。文革之初王恩茂“丢卒保车”的策略亦一再失败。
   
   
   最先,他把早已调离新疆的鲍尔汉抛出,称之为“自治区最大的走资派”、“黑线的总头目”,以此充当标靶,避免红卫兵冲击自己。但鲍原属共产国际干员,其共产党人的身份一直不公开,却挂着“维族民主人士”的头衔,担任中共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主要负责民族及宗教方面的统战工作。因此无人认同“揪出”鲍尔汉就意味着新疆文化大革命大功告成。
   
   
   接着,“保皇派”又把矛头对准调来新疆不久的武光,抓住他曾被捕而诬蔑其为叛徒。一时间“打倒黑武光”的口号传遍城乡,震耳欲聋甚嚣尘上。
   
   
   可是武光只是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在新疆政要榜上连前五名也未必够得上。偏偏此人又当过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而“北航红旗”是当时首都五大红卫兵组织之一,属江青一伙的宠儿。其“联络员”遍及全国各省区,俨然一副文革新贵之代言人的模样。武光忝为该院老书记,且口碑不错,故“北航红旗”联合本地造反派“红二司”力挺之。再加上未几武光即被召到北京“隔离审查”,其人不在,缺席批斗无论气势或效果都十分有限,不可能取代王恩茂成为替罪羔羊。
   
   
   因此,虽然王恩茂本人根正苗红,资历战功兼备,治下“粉丝”不少,但还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
   
   1967年初,在上海“一月风暴”声中,王恩茂被召上京,住在京西宾馆。该处可谓冠盖云集,各省区以及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集中在一起。这些曾为新朝不惜性命披肝沥胆的功臣战将,目睹首都红卫兵及造反派的“革命行动”:给“走资派”戴高帽,坐“喷气式”,肆意侮辱残酷批斗等等,莫不胆战心惊,生怕落在自己头上。
   
   其中,少林武僧出身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表示,如果红卫兵胆敢对其无礼,就拔出身上的驳壳枪把他崩了,然后带上一个连上山打游击。当过小学校长的王恩茂自然不会效法许和尚,他确实不知道如何是好。
   
   就在这班封疆大吏、各路诸侯惶惶不可终日之际,毛御驾亲临宾馆,“看望”昔日打江山的得力部下来了。
   
   
   据网上资料:
   
   毛一边往里走,一边和站在前面的同志握手问候。突然,他看到身材高大的王恩茂,特别显眼。于是,一边和他握手,一边随口问:“听说新疆造反派要打倒你,怎么样,能打倒吗?”
   
   王恩茂不知该怎么回答,唐突回了一句:“这就看毛主席您的态度了”。
   
   主席边走边笑着说:“我看打不倒”,离开几步,突然回头又叮了一句“王恩茂打不倒”。
   
   此处不妨借用林彪当时的名言:毛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金口玉言,御赐金牌,王恩茂顿时有了底,感到无比欣慰。
   
   
   不过,毛到底是人而不是神。他把造反的妖魔从宝瓶里放出来,一时间根本收不回去。他一手扶植的接班人兼副统帅,可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百依百顺的。
   
   
   原来林彪与贺龙早有芥蒂,或者说工于心计的林彪对大大咧咧的贺龙心存嫉妒。1963年9月,毛让贺龙取代体弱多病的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林彪认为贺龙夺了自己的权,不禁怀恨在心。
   
   
   1964年国防部副部长廖汉生奉毛之命,前往新疆察看地形,同王恩茂研究新疆“反修”大计。廖和王恩茂同属二方面军,其本人为贺龙外甥女婿。林彪硬是无中生有地将此视为贺、王合谋,说贺要把新疆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基地”,指使王搞“兵变”。此前的1963年罗瑞卿到新疆视察,王恩茂当然要接待这位总长。林彪也说与贺龙的阴谋有关。
   
   
   两帅之间的这种权争,本与王恩茂无涉。讵料其后新疆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贺龙奉命率团赴疆慰问,更加导致林彪极为不快。
   
   
   有报道称:
   
   
   1965年10月,值新疆自治区成立lO周年庆典之际,党中央为了表达对新疆各族人民的关怀,决定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率中央代表团(包括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7个部委,25个少数民族的代表共65人)前去祝贺,同时随团参加庆祝活动的还有5个文艺团体的数百人。9月下旬,中央代表团离京前,正逢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刚刚结束,王恩茂向参加会议的人民解放军各兵种、各大军区负责人发出到新疆参加自治区成立10周年庆典的盛情邀请。这样,就有不少大军区的负责人向贺龙要求,让他们随中央代表团一起到新疆参加庆祝活动。这一要求经请示中央,并且得到周恩来的批准。当时到新疆的有北京、沈阳、济南、武汉、成都、广州、昆明、南京和福州等军区的司令员或政委。对于这样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林彪却认为贺龙竟有如此大的号召力,于是便一口咬定这次庆祝活动是贺龙在“拉山头”,诬陷贺龙带着大军区司令员、政委是到新疆密谋“搞兵变”,王恩茂是“搞兵变”的“急先锋”。
   
   
   林彪从此认定在新疆工作的以王恩茂为首的原红二方面军和八路军一二零师干部都是贺龙的“死党”,必欲除之而后快。(祁若雄:《批判王恩茂“两个主义、一个王国”始末》,《百年潮》2007年第6期)
   
   
   由此可见,王恩茂在文革中处于逆境,实属无妄之灾。
   
   
   当然,这也和他自己的取态有关。本来,林彪为迅速除去眼中钉贺龙,极力拉拢和“争取”王恩茂倒戈,要他起来揭发贺龙,却遭其拒绝。于是林彪恼羞成怒,认为王不可救药,诬指“王恩茂同贺龙在新疆搞了很多的鬼,人拉着他不走,鬼拉着他飞跑”。而空九军就受林操控,成为“打倒王恩茂”的有力后台。须知当时凡现役部队都是不可侵犯的,所谓“反三红”,其中一项便是反解放军(红领章、红帽徽),有杀身之祸的。
   
   
   正是在林彪和江青一伙指使下,新疆的“造反派”有恃无恐,散布王恩茂“不听毛主席的话,不听林副主席的话,不听中央文革的话”(三不听),“大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独立王国”等言论,使王恩茂无法很快摆脱困境。
   
   
   一年后的1968年2月,毛已考虑让王恩茂重返新疆,任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此时,恰值许世友放下身段,与江苏省及驻军造反派关系缓和,从而得以出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毛接南京军区电报得悉此事,特地批转王恩茂和陈锡联、韩先楚三名高级将领阅读,让江青派人传递。王阅后当然致函“谢主隆恩”,感谢其关怀、爱护和教育。不料百密一疏,漏掉了感谢传送电文的“娘娘”。致使江青嗔怒,节外生枝,其操控的中央文革迟迟不开会讨论解决新疆问题。
   
   
   王恩茂见两个月过去了,还毫无动静,便致电给周恩来,说:“总理,我在北京三个多月了,新疆问题还没有解决,总理能否开个会,讨论一下如何解决新疆问题?”周答称:“好,我同中央文革商量,你要准备一个发言,检讨自己的错误,时间20分钟。”
   
   
   4月11日,讨论解决新疆问题的会议开会,自治区两派和新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空九军的负责人出席。周恩来和陈伯达、康生、江青到会。周恩来主持会议,首先让王恩茂发言,还没有讲到两句话,江青就起身戟指大骂王恩茂道:“你的态度是最坏的,长时间跟刘少奇,对毛主席有‘二心’。为什么不到造反派那里去?到造反派那里去,捅你几刀子我才高兴呢。”周见江青如此,只好宣布休会,会议不欢而散。
   
   
   会后造反派迅即大造舆论,散布江青所言王对毛有“二心”,要打倒王“二心”。 后经过多次反复,至当年9月5日,“大联合、三结合”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终于在乌鲁木齐成立,统揽自治区党、政、财、文大权。
   
   
   革委会主任为龙书金,兼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此人原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司令员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曾获颁少将军衔。王恩茂则仍任新疆军区政委,兼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
   
   
   王由京返疆就任。不料林彪、江青依然对他揪住不放。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前后,林彪同龙书金谈话时仍诬陷说:“贺龙和王恩茂搞了鬼,把新疆搞成了独立王国。”黄永胜也说王恩茂犯了“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和独立王国”的错误,并责成新疆军区立即召开会议进一步揭发批判。
   
   
   1968年11月至12月底,新疆军区和革委会先后召开会议,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会上龙书金秉承林、江旨意,号召彻底揭发批判王恩茂“三不听”、“两个主义、一个王国”,彻底砸烂他这个“独立王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甚至以新疆军区党委名义向军内各级党委下发“打倒王恩茂”的电报,在全疆军内外引起极大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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