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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二月河:谁比我更爱皇帝?
·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
·仿余秋雨原韵,含泪劝告北大清华教授勿上访书
·钱钟书: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优伶中国”之一
·宫廷和皇帝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二
·朝廷和官场的“优伶化”
·儒林和文苑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四
·贾平凹:废都里的废人
·余秋雨:你的眼泪随风而飞
·民间和江湖的“优伶化”
·冷眼旁观季羡林的“祝寿大会”
·贾樟柯:一个并不独立的“独立导演”
·谁是“反动人士”?——杨澜如何为丈夫吴征的假学历辩护
·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劣马方吃回头草——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中国人,你的厕所有多脏?
·谁将魔鬼当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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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香港沉没(2010年完成)
·香港基督徒怎样活出丰盛的生命?
·温家宝先生,你没有资格让中国的孩子充当“杜鹃”和“精卫”
·梁家麟院长为何“变脸”?
·毛泽东陈永贵才是真汉奸
·香港科技大学的“自我检查”
·穿布鞋的陈日君枢机
·从马力到叶刘淑仪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永远的梅艳芳
·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有容乃大”的“香港经验”
·“自由行”何以自由?
·反贪局与廉政公署
·港人也上访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爱国港胞不可放过习近平的卖国行径
·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李柱铭与胡锦涛,谁在“卖国”?
·投给叶太的十三万张票
·叶刘淑仪综合症
·香港与深圳水火不容
·谁之香港,何谓主权?
·“港台腔”与“北京腔”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香港是华人世界的灯台
·中共能活在二○一七年吗?
·奴隶主与奴隶的“沟通”
·自由港变成大监狱
·没有李柱铭的香港
·向香港新闻界的“巾帼英雄”致敬
·新华社如何报道香港立法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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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新官场现行记
·中国人还没有走出义和团的阴影
·谁毁灭了我们的家园?
·两朵金花耀中华
·习近平以北韩为师?
·连运钞车一起贪污的贪官
·赖斯访华,我失自由
·世界公园变动物庄园?
·你从古拉格归来——致索尔仁尼琴
·人之子——再致索尔仁尼琴
·致万科董事长王石的公开信
·写在奥运边上
·献媚中共的西方左派政客终将自食其果
·百姓为何痛恨警察?
·鲁迅和他的敌人仍然活在今天——论鲁迅思想的精华与软肋
·生态危机源于信仰危机
·李鹏连说谎的自由都没有了
·警匪联袂的江湖
·历史大视野中布什总统的是非功过
·谁在用谎言折腾我们?
·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鲁迅与当代文坛
·七十年代人,仅仅是同龄
·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岁月的温情与锋芒——序吴藕汀《药窗诗话》
·我们需要拥抱吗?
·夏瑜的自觉
·我们如何宽恕日本?——兼论葛红兵的言论自由以及我们如何纪念抗战
·黑暗深处的光——读班忠义《“盖山西”和她的姐妹——山西日军性暴力十年调查》
·以民间文化交流解中日之结——中国作家余杰与日本汉学家藤井省三的对话
·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在赎愆祭的观念下纪念"六四"二十周年
·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基督徒为什么要为“六四”祷告?
·菩萨能够保佑贪官吗?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下)
·律师也要讲政治
·集权专制没有真正的智囊
·没有自尊,何来贵族?——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这是一个盗贼统治的国家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
·黑帮老大过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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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也要讲政治

   来源:观察

    二零零九年八月六日,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在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律师队伍的教育管理,切实做好律师代理敏感案件和群体性事件的指导工作,教育引导广大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忠诚履行律师职责使命。”

   讲这段话的人无疑是一个法盲。让法盲来担任司法部部长,这就是今天中国无比荒诞而又真实的现状。在真正的法治国家,不会有所谓的“敏感案件”的说法,因为任何一个公民、任何一个案件,在宪法和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没有“敏感”与“不敏感”的差别。单单将某一些案件孤立出来,纳入到禁区之中,这本身就是对法治精神的粗暴践踏。

   在今天的中国,“敏感案件”实在太多了,为刘晓波、陈光诚这样的异议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辩护,是敏感案件;为藏族和维族等少数民族人士辩护,是敏感案件;为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和法轮功修炼者辩护,是敏感案件;为死于毒奶粉的婴孩的家长和死于四川地震中豆腐渣校舍的学生的家长提供法律援助,也是敏感案件……于是,涉足“敏感案件”的律师便成了“敏感律师”。

   那么,“敏感律师”的下场如何?吴部长的讲话处处暗含杀机,“要健全律师执业准入、执业状况评价和执业奖惩机制”。也就是说,不听话的律师,会被敲掉饭碗,会遭到秘密警察的监视、骚扰乃至殴打,会被官办的律师协会以及司法局刁难甚至取消律师执照。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仅北京便有五十多名律师因“年检”没有过关,而被终止执业。

   我在访问台湾时,与若干当年承办过人权案件的律师、后来成为党外运动中坚力量的前辈有过接触。他们告诉我,即便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最严峻的时期,国民党当局也没有像今天的共产党政权一样对律师展开如此卑劣的迫害。对于法律的尊严和荣誉,国民党当局还是有三分敬畏之心;而在彼岸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向如毛泽东所说,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

   吴爱英部长便是“无法无天”之典范。在讲话中,该部长根本不提及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是反复强调党的绝对领导,“律师队伍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本质属性,确保律师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换言之,就是党大于法,当党的利益与法的权威发生矛盾时,要以党为大、枉法媚党。既然党无所不在,律师界又怎能让党缺席,所以要“坚持不懈的抓好律师行业党组织建设,努力实现党的工作对律师行业的覆盖”。这不仅是法官和检察官必须遵循的“潜规则”,也是律师不得不烂熟于心的紧箍咒。

   律师不独立,司法也就不独立,一个公平与正义的法治社会也就成为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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