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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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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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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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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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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也要讲政治

   来源:观察

    二零零九年八月六日,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在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律师队伍的教育管理,切实做好律师代理敏感案件和群体性事件的指导工作,教育引导广大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忠诚履行律师职责使命。”

   讲这段话的人无疑是一个法盲。让法盲来担任司法部部长,这就是今天中国无比荒诞而又真实的现状。在真正的法治国家,不会有所谓的“敏感案件”的说法,因为任何一个公民、任何一个案件,在宪法和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没有“敏感”与“不敏感”的差别。单单将某一些案件孤立出来,纳入到禁区之中,这本身就是对法治精神的粗暴践踏。

   在今天的中国,“敏感案件”实在太多了,为刘晓波、陈光诚这样的异议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辩护,是敏感案件;为藏族和维族等少数民族人士辩护,是敏感案件;为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和法轮功修炼者辩护,是敏感案件;为死于毒奶粉的婴孩的家长和死于四川地震中豆腐渣校舍的学生的家长提供法律援助,也是敏感案件……于是,涉足“敏感案件”的律师便成了“敏感律师”。

   那么,“敏感律师”的下场如何?吴部长的讲话处处暗含杀机,“要健全律师执业准入、执业状况评价和执业奖惩机制”。也就是说,不听话的律师,会被敲掉饭碗,会遭到秘密警察的监视、骚扰乃至殴打,会被官办的律师协会以及司法局刁难甚至取消律师执照。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仅北京便有五十多名律师因“年检”没有过关,而被终止执业。

   我在访问台湾时,与若干当年承办过人权案件的律师、后来成为党外运动中坚力量的前辈有过接触。他们告诉我,即便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最严峻的时期,国民党当局也没有像今天的共产党政权一样对律师展开如此卑劣的迫害。对于法律的尊严和荣誉,国民党当局还是有三分敬畏之心;而在彼岸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向如毛泽东所说,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

   吴爱英部长便是“无法无天”之典范。在讲话中,该部长根本不提及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是反复强调党的绝对领导,“律师队伍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本质属性,确保律师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换言之,就是党大于法,当党的利益与法的权威发生矛盾时,要以党为大、枉法媚党。既然党无所不在,律师界又怎能让党缺席,所以要“坚持不懈的抓好律师行业党组织建设,努力实现党的工作对律师行业的覆盖”。这不仅是法官和检察官必须遵循的“潜规则”,也是律师不得不烂熟于心的紧箍咒。

   律师不独立,司法也就不独立,一个公平与正义的法治社会也就成为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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