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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中共建制60周年“重大课题”——“北京模式”发展“两强”集团

    当下,中国官方正在大肆炒作纪念建制60周年,讴歌执政60年业绩。然而新华网最新消息称:《瞭望新闻周刊》第35期《瞭望论坛》栏目刊载文章聚焦“强势资本集团与强势权力集团”的新话题。该文指出,“以更加严密的法律政策,依法阻断、严厉打击强势资本集团与强势权力集团之间的交易与合谋,是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由此可见,强势资本与强势权力“两强”集团交易与合谋的“重大课题”,正成为今日国内舆论媒体奉献给中共建制60周年的一道大餐。
    在当今中国,权力集团不仅拥有政治上的绝对权力,还因为失去监督的市场取向改革而享有相当大的经济权力,拥有在各利益集团之间分配政治与经济双重资源的独占权力;而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崛起的资本集团,因拥有在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和技术而享尽经济优势。这些年来,由于中共和政府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导致上述两个集团结缘合谋,在社会中占据着强势位置,成为“两强”集团,本文统称为“权势利益集团”。
    改革开放以前,中共及政府由于意识形态之故,一直宣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利益高度一致”,强调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因此他们从不承认中国有不同利益集团。但事实上的各利益集团间的利益分配,只能由中共及政府按各利益集团的政治等级决定。改革开放以后的1988年,中共在13届2中全会工作报告里,首次承认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为此,党内理论权威郑必坚与贾春峰还配合发表了长篇文章。但后来由于邓小平大唱“四项原则”的紧箍咒,导致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无法突破,特别是1989“六四事件”时,太子党等利益集团问题,竟成为中共控制媒体的一个禁区。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对利益集团话题的议论又开始活跃起来,其中孙立平、何清涟、李强、杨继绳等学者都很关注。本作者2004年因言获罪出狱后,发现“利益集团”这个专有名词,开始在中国媒体舆论中频频使用。2006年“两会”期间,一些媒体又是把“利益集团”当作重点话题发挥出来。但这个本来流行于西方社会的中性词,在中国特色中却演化成为人们口诛笔伐的“活靶子”,网络世界更是纷纷谴责公权私谋与资本贪婪的两个利益集团,影响和操纵国家公共政策,危害民众利益。
    利益集团本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和制衡砝码,利益集团的社会意义取决于各利益集团之间是否实力相当,势均力敌。只有利益集团之间处于均衡态势,最终决定法律与政策调整与出台的利益诉求,才具有公共利益的性质。然而,如果社会出现了资本集团与权力集团交易合谋,使之走向了强势化,并由此影响乃至左右了公共政策,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整体走向腐败。对此,政治学家西奥多.洛伊曾批评说:“其一,它扰乱和破坏了人们对民主的组织机构及其制度的期望,并表露出它基本上对民主的不尊重;其二,它使政府变得无能,不能计划;其三,它以关心管辖权限(由哪些采取行动的人作出决定)来代替关心正义(作‘正当的事’),使政府道德败坏;其四,它用非正式的讨价还价来反对正式的程序,削弱了民主的组织机构及其制度。”在中国特色的社会实践中,“两强集团”勾结生成“权势利益集团”,本身就是对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其它社会群体的权利威胁。

    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所有领域,都已出现了制度化、组织化的腐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权力集团与资本集团的合谋交易。权利集团借助资本集团的市场力量大肆拍卖权力,把公权变现为私产;资本集团则借助权力集团的政权力量疯狂掠夺民众利益。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利益结构已发生了重大分化、重组,新的利益群体、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不断膨胀起来。资本集团趁社会转型、体制和制度漏洞,通过贿赂、收买、腐蚀政府官员的“钱权交易”等非法途径,与权力集团攀结,共同形成损害公共利益的“权势利益集团”。这种具有共同政治目的、经济利益、社会背景而结成的集团性同盟,具有官方性、垄断性、贪婪性的明显特征。
    在“北京模式”的制度特色中,由于权力集团垄断着不受监督的交易资源再分配权力,出于利己的考虑,所以他们主导的“改革”无论如何都不会触动既得利益,所谓“人民民主”,只不过是唱支“山歌”给民听而已。由于公民缺少对权力和资本的制衡,使得民众在“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博弈”中难敌“两强集团”的贪婪,最终成为利益分享的弱势群体。而强势资本集团,为了赚取超高甚至是非法资本回报,便寻求权力靠山和保护伞;强势权力集团则借机以权力寻租为条件,为强势利益集团充当保护人与代言人,使公权力向强势资本集团倾斜,从而扭曲公共政策,损害公共利益。由此可见,当今中国的整体性腐败根源,就是因为权力集团不愿意放弃交易资源的控制权,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发展好、维护好”交易资源再分配的权力。这才是当今中国权力集团一定要高调“稳定压倒一切”而拒绝宪政民主的真实原因。
    近些年来,“两强”集团通过各种不同方法、结成各种不同形式的联盟来剥夺无权状态下的社会大多数,实现财富从多数人向少数人的迅速转移,这就是为什么“北京模式”中的经济发展越快,官员越腐败,两极分化越大,社会越不公,群体事件越频发的根本原因。
    如今,中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又大肆唱“红歌”,灌输“红色记忆”,并发展起一个崭新的特殊社会阶层——红顶太子“权势利益集团”。这一“权势利益集团”不仅续接、垄断利益丰厚的政治权利,而且透过钱权交易等非法活动,催生集体性腐败和制度性腐败。他们大多利用“红色优势”,控制大小官员,谋取集团利益。例如媒体已披露出的:广东省12家大地产商都是红顶高干子弟,其父亲包括前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前政协主席、前省长等在当地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上海市10家大地产商,有九家是红顶高干子弟为老板;15家工程建筑承包商,除2家属于国企外,13家都是红顶高干子弟,其父亲包括前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黄菊,以及前市委副书记。而江苏省有22家大地产商、15家工程建筑承包商,清一色由干部子女操控,其父亲包括现职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前省委副书记、前省法院院长等。如今的中国,已经是一个“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典型等级社会了。
    今年6月29日,中共政治局为“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问题”进行所谓的“第十四次集体学习”。这被官方舆论普遍解读为是中南海对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主题的一种释放,即此次中共四中全会要研究发展“党内民主”。为此御用文人叶笃初对媒体表示,“发展党内民主仍是前瞻十七届四中全会热门话题之一”。官方舆论喉舌也一直在宣传,“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而本作者曾在《中共政治局会议最新出牌——十七届四中全会应对“执政危机”》一文中写到:“我们纵观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所有政治实践,没有一种例证可以得出社会民主制度的建立,是由执政者率先垂范,带动民众实现的。事实恰恰相反,当今世界,没有任何国家民主制度的实现,不是在人民不断为自己争取权利,对执政者形成强大压力,并借助于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才得到的。本文可以十分肯定地做出结论:那种要人民相信抵制建立宪政制衡机制的权力垄断集团会示范、推动社会民主的说辞,纯系无稽之谈;‘党内民主带动论’,向来都是个伪命题”。如今官方大肆操作执政集团内部的“党内民主”,而将人民大众排除在民主范围之外,很明显这只是在调整、平衡、维护执政者内部的权益,而不是要实现公众民主。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30年“改革”形成的所谓“北京模式”,就是一条拒绝政治民主改革的“两强”集团发家致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始终都是以工人失业,农民失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来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邓小平路线做背书的。在“北京模式”“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这30年来,执政者一直不遗余力地追求GDP,为谋“发展”,从“消灭资本家”的一个极端,滑向媚资傍大款的另一个极端,以牺牲社会公平与正义为代价,政府的“政策屁股”,片面地坐在资本集团的立场上,因而拒绝工农成立自发组织,打压社会群体维权,使广大劳工弱势群体失去了平等谈判的资格,沦为资本市场上被任意宰割的羔羊,导致社会缺乏对资本贪婪发展的制衡力量。在这一进程中,“北京发展模式”为“两强集团”的膨胀与发展提供了肥厚土壤;“中国特色”的体制、机制,则为公权私谋与资本贪婪联手通过合法名义修改游戏规则和不合法的掠夺手段实现私利和腐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应该也是中共建制60周年的最大“业绩”之一。
    (转自《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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