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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八旗中高丽士大夫家族

满洲八旗是以建州女真为主的一个政治共同体。从清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直至高宗,历时二百余年,融合了部分蒙古、汉族和朝鲜等族的民众,使他们成为满洲八旗的正式成员。这支人马即是清王朝最终实现统一中原整体战略目标所依赖的中坚力量。乾隆九年(1744年)奉敕修竣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以下简称《通谱》),则是这个政权共同体最后确立的标志。应当说这部《通谱》在满洲民族的认同上具有法典性质。该谱共收录了满洲、蒙古、高丽(即朝鲜)、尼堪(即汉人)共1163姓,其中有为数不少的世家大姓,例如,满洲的瓜尔佳氏、钮祜禄氏、富察氏、舒穆禄氏、完颜氏等,蒙古的博尔济吉特氏等,尼堪的张、李、高、雷氏等,高丽的金、韩、李、朴氏等[1]。《通谱》共附载高丽43姓,其中金、韩氏等功劳尤著,他们“屡奇其功,爱授厥职”,“秩晋亲臣,职居重任”,深得满洲贵族的青睐与器重,成为后金社会中颇具影响的一些高丽士大夫家族。
   满洲八旗中高丽士大夫家族

    金氏和韩氏等是后金“国初”归附满洲较早的朝鲜大姓。凭借着他们在清初开国创业中立下的赫赫战功,逐渐地成为清代满洲贵族所信赖的“辽左名家”、高丽望族。他们的地位与声望在满洲上层社会颇为显耀。那么,这些高丽士大夫家族是怎样形成的?他们有什么特征?现以满洲八旗中金、韩等高丽大姓为例作些历史考察。
   
   (一)融合满洲的高丽43姓皆是“弃彼来归”后金的

   
    十五世纪以降,东北亚地区的汉族、蒙古族、女真族、朝鲜族等民族正处于相互融合的历史时期,民族间彼此依附接纳是一种自然发展趋势。朝鲜金、韩、李、朴等大牲,或兄弟率属投奔,或举家迁附。这是他们取得后金汗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信任的首要条件。当然,朝鲜人来附的原因有多种。例如,韩润(一作云、又作运)、韩义(一作尼、泥、又作季、基)兄弟等来归皆因朝鲜国内政治纷争所致。《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记载:
   
   天命十年正月,朝鲜国韩润、韩义来降。润父韩明廉与总兵李果谋篡,兴兵攻王京。国王遣兵迎之,为明廉等所败,遂弃城而走,二人领兵入城。有李果部下中军,执二人杀之。明廉子润与侄义,脱走来归。
   
   《满文老档》第六十四册天命十年正月初二日条记录同事较详:
   
   韩润之父韩明廉,在朝鲜先王时曾任总兵官,因得罪新王,降为参将。有名李 (即李果)者,乃新王继位之功臣。然新王并未留其于身边,而遣往外省任总兵官。故李怨恨新王,与我父韩明廉共谋,举兵攻打新王,途中连克三处之兵。王闻之,离位南逃。我军得京城,正欲寻王杀之,不料,因李 总兵官之中军哗变,李道与我父皆被杀害。我二人力战得出,无处投身,欲投汗而来,故逃于义州所属之箭匠家中,俟渡口结冰后前来。唯因毛文龙之哨卡密布,至今始得前来。
   
    《朝鲜王朝仁祖实录》卷一二仁祖四年四月丙戌亦载:
   
   韩明廉之子润,暨其弟泽,兵败之后,脱身逃窜,未知去处。上年接得边臣驰报称,剃汉王四明等来自胡中言,韩姓人兄弟,以甲子十二月投入奴穴,自称其父谋叛伏诛,尽输本国事情。
   
   
    再如,金氏新达礼一家则属主动自愿来归者。清宗室盛昱辑《雪屐寻碑录》卷一二《皇清诰赠光禄大夫佐领兼总理内务府三旗火器营事务金公神道碑》云:
   
   
    公姓金氏,讳新达礼,朝鲜翼(义字,原文误)州人。性果敏,多干略。我太祖高皇帝,勃兴辽海,神武天授,疆圉式郭,任贤使能,俾各尽其谋力,一时人心翕然向倾。公于天聪元年(1627年)率其弟音达礼、三达礼、季达礼来归。
   
   
   《通谱》卷七二金氏条亦载:
   
    新达礼,正黄旗包衣人,世居易(义字,原文误)州地方。天聪元年,率子弟来归,授为通事官。
   
   当皇太极大举用兵朝鲜半岛时,朝鲜官兵发现韩润、新达礼等人“皆在阵中”,他们有一种明显的感觉,如同清使所言,“韩润为复仇出来,今方上京”[2]。由此可见,朝鲜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导致一些大姓离国投奔后金。此外,还有满洲多次征伐朝鲜,大肆掠夺来的人口,以及朝鲜民众为躲避各种战乱,渡江来到建州生活者。此事在明清两代与朝鲜的典籍中多有记录,兹不列举。前一种朝鲜人等尽管数量较少,却影响大,最典型的是高丽43姓;而后两种朝鲜人数较多,社会地位低下。朝鲜人李坤在其著《燕行记事》中将所有在后金的朝鲜人笼统地概括为“被掠者”,并得出断言:金氏三达礼的后裔“金简、金辉两人本是朝鲜被掠人之子孙”[3]。有的学者因此推导出,金简之先世至建州的程序是“义州……捕虏……中国引渡……边境移住”[4]。纵观上面诸例引文及其断语,似乎含有一种浓郁的民族同情感,显然缺乏必要的史实依据,是不确切的。
   
   (二)以血缘为纽带,世袭管理一个或二个世管佐领
   
    后金所属的两类朝鲜人:一是率部或举家自愿来归者,一是多次战争中“俘获高丽人户”,将其中的大部分人纳入满洲八旗,编入旗籍。前者多单独编为满洲旗分佐领,例如,正黄旗满洲第四参领下属的第九佐领、第十佐领,正红旗满洲第一参领下属的第十二佐领、第十三佐领、第十四佐领、第十五佐领,这些佐领亦称“朝鲜佐领”;后者则编人满洲包衣佐领,名为“高丽佐领”,譬如,正黄旗满洲包衣第四参领所辖第一高丽佐领、第二高丽佐领[5]。清初各部落长“率众归诚,功在旂常,赐户口者,曰优异世管佐领;仅同弟兄族里来归,授之以职者,日世管佐领”[6]。上述佐领多数为世管佐领,管理的方式是世袭的。金氏和韩氏等主要世家所辖佐领均属此类。据《八旗通志》卷四旗分志记载:
   
   第二高丽佐领,系国初编立,始以辛达礼(一作新达理)管理。辛达礼故,以其弟尹达礼管理。尹达礼故,以辛达礼之子胡住管理。胡住缘事革退,以其弟花柱管理。花柱故,仍以胡住管理。胡住故,以胡住之子他穆保管理。他穆保因疾辞退,以其子花色管理。花色故,以其族人三保管理。三保调管公中佐领,以常明之弟蓝翎侍卫双保管理。
   
   新达礼于天聪元年率领三兄弟等来归,“越二年,朝鲜归附人户益众,分置佐领”,“特命入内务府,授佐领,兼总理三旗火器营事务”[7]。第一高丽佐领则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因“花色所管高丽佐领人丁滋盛,分出一佐领”,由常明管理。可见金氏家族祖孙世代管辖正黄旗满洲包衣第四参领所属的两个佐领。
   
   同书卷六记录韩氏所管理的正红旗满洲都统第一参领所辖的第十四佐领,其云:
   
   原系国初以朝鲜来归人丁,编为半个牛录,始以韩运管理。韩运故,以其子韩季(一作基)管理。韩季故,以韩泥之子那秦管理。那秦升任宁古塔协领,以韩季之孙二等哈思尼哈番钮钮管理。康熙二十三年,人丁繁盛,定为佐领,仍以纽钮管理。钮钮故,以其子阿达哈哈番韩都管理。韩都缘事革退,以那秦弟之子一等阿哈达哈哈番、又拖沙拉哈番进(一作晋)德管理。
   
    此段史事说明韩氏管辖的朝鲜佐领也是子孙世袭的[8]。金氏、韩氏等以家族血缘关系世代掌管一个或两个佐领,这是他们在满洲得以立足和发展的坚实根基。还有的大姓成员则充当了“两姓三姓迭为是官”的互管佐领,或“各位领拨出余丁”增编的公中佐领。如金氏三保管理的正黄旗包衣第三参领所属第四佐领;再如金氏德倍族孙佛保,担任镶蓝旗包衣第二参领所属第二满洲佐领。因佐领各姓更迭频繁,其势力单薄,形不成气候,远非那些掌理世管佐领的高丽士大夫家族相比。
   
   (三)开基创业,屡立战功
   
   在满洲贵族立足辽沈、征伐朝鲜、问鼎中原的一系列重大战争中,均有朝鲜的将士驰骋沙场,前扑后继,数建功勋。而金、韩等家族的表现最为出众。正黄旗包衣人金氏新达礼效力戎行,“在军首尾十余年,每于危急时,独身奋死,摧锋陷阵,为士卒先,数立奇功,著声疆场”。皇太极“再四褒嘉,恩礼逾同列,白金文绮,子女良马之赐,不可备纪”[9]。崇德二年(1637年),皇太极兵伐朝鲜,新达礼从征,“遇伏兵,以计败之”。清兵进抵岗花屯,他遵照上谕善为保全朝鲜国王与妻孥。皇太极优加赏赉。再征松山,“奋勇追击,斩获七十余人,得马四十余匹”;又灭海滨叛贼有功,复蒙奖赏“用作熙朝硕辅”。其四弟季达礼以护军校从征福建,“击海贼阵亡”,赠云骑尉。镶黄旗包衣人金氏都赉子浩善由委署护军校从征浙江与福建,“屡立战功”,授云骑尉。镶蓝旗包衣人金氏德倍次子几蚌伊由司库从征察哈尔布尔尼,“于大卤地方击贼,阵亡”,赠云骑尉[10]。正红旗人韩云同弟韩尼来归,“编佐领使统焉”。尔后,他率兵三围锦州,“时(明)松山马兵来夺我红衣炮,而于梅勒章京瞻前杀入对阵,败之”;“落雨之日,击松山洪军门(承畴)来犯左翼兵,尔同固山额真叶格书对阵,败之”;又同叶格书击溃“洪军门三营兵”;“定鼎燕京,入山海关之日,击流贼(指李自成)马步兵二十万,尔又同固山额真、和硕额驸杜磊对阵,败之,追及流贼至庆都县”。叙功,韩云由二等阿达哈哈番升为一等阿达哈哈番[11]。其弟韩尼次子杰殷由护军统领从征察哈尔,击贼有功;“又引兵赴榆林,平定延安等处”;“参赞军务,累有劳绩”,优授骑都尉。三子杰都由护军参领从征福建,“于厦门地方,击海贼郑成功舟师,败之”;又从征四川,“于朝天关击败伪总兵施存礼等兵一万七千余众”;“又于盘龙山,击贼伪将王屏藩等兵,殿后阵亡”。优赠骑都尉,兼一云骑尉。正黄旗包衣人韩氏聂尼之孙硕石提,由委署骁骑校从征浙江、福建,“累著战功”,授云骑尉[12]。高丽大姓子弟为清王朝政权的创建与巩固,抛头颅,洒热血,勇往直前,忠贞不渝。这亦是他们被满洲贵族视为一体、逐渐崛起的先决条件。
   
   (四)与满洲通婚,同皇室联姻
   
    后金初年,满洲贵族为了表示对归附各部族首领的诚意,均给予封官加爵、赏赐人口布帛、配以满洲王室之女、安家落户等优厚待遇,在政治、经济、生活诸方面,施恩照应。尤其是以“指婚”方式嫁女,使其成为清廷的“额驸”(即驸马),此种为了家族利益的政治姻缘,旨在强化君臣裙带关系,促使他们加倍报效朝廷。这样的事例颇多,其中包括归顺的有一定地位的蒙古、汉人在内。当然,对来附的较有影响的朝鲜人也不例外。天命十年(1625年)正月,朝鲜国总兵官韩明廉子韩润与弟韩义投奔建州。努尔哈赤赐韩润游击之职,韩义备御之职,“给以委,及僮仆、田宅、牛马、财帛、衣服,一切器用诸物”[13]。“韩润兄弟变姓投奴,老汗(努尔哈赤)极其厚待,即以胡女嫁之”[14]。从蒙古、汉人早期归附的代表人物成为后金的额驸看,所谓“胡女”并非一般满洲女子,应多系汗、宗室诸王之公主、格格等世家有地位的闺女,或他们的“养女”,“指婚”下嫁。例如,战败而被擒的朝鲜降将朴兰英,“在虏中娶女”,即贵永介(代善,努尔哈赤次子)养女,人称“二王子之婿者”。至于嫁以何种女子为宜,还取决于“指婚”之人对后金的态度。如前者诚心诚意,剃发归服,自然许配上层“胡女”,待为上宾。否则易类相符。像萨尔游之战被俘的朝鲜都元帅姜弘立多年“尚不剃发,故不给达女,嫁以汉女生男”[15]。因此,在嫁女问题上,区别是很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般朝鲜人与满洲、汉人之间通婚日益增多,而归附的高丽世家与满洲贵族的关系也越发密切。清制规定,每三年选阅八旗及驻防、外任旗员之女,年十四而合条件者,入宫备皇帝妃嫔之选,或配近支宗室,谓之“选秀女”。尔后,“秀女”延及八旗蒙古、汉军,当然也包括八旗中适龄的朝鲜姑娘。正黄旗包衣人金氏三保之女被选中“秀女”,成为乾隆帝弘历的皇贵妃,即是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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