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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38))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对这一消息,毛政权层层往下传达,邓两个月后同工厂工人一起听到。文件里提到“林彪迫害老干部”。念文件的说:“毛主席对老干部是不会置于死地的。老邓就坐在这里,他可以作证。老邓,你说是不是呀?”邓小平纹丝不动地坐着,面无表情,沉默不语。
   
   回家关上房门后,他一改往常不同家人谈政治的规矩,和他们一样兴奋激动。两天之后,他提笔给毛写了被打倒以来的第一封信,要求工作。他感到他有可能东山再起,林彪倒了,毛看来不得不否定文革了。
   
   没有回信。周恩来第二年五月被诊断出癌症,毛也没有召邓人京。毛尝试在文革既得利益者中培养周的接班人,选择了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三十七岁的王原是某纺织厂保卫科干部,他长相英俊,有些号召力,但谈不上有治国的本领。毛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开始训练他,一年之后,在中共“十大”上,把王提为仅次于周的第三号人物。
   
   王洪文显然无法替代周。澳大利亚的惠特拉姆总理访华,在毛那里见到王,发现他紧张得不得了,整个会见一个字也没说,只在最后没头没脑地蹦了一句出来。会见时惠特拉姆曾提起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义”,周恩来感叹说年轻的王那时还没出生。会见完毕,客人准备走了,王突然局促不安地尖声说:“总理,你说南昌起义时我还没出生,可是我也干了很长时间的革命。”
   
   这样的人自然不能教毛放心。一九七三年初,周的病势恶化。毛不起用邓不行了。他把邓接来北京,先让邓做了副总理,主要负责接待外国人。邓不像周恩来那样有风采,会见外国人时不断吐痰,令好几个政要部惴惴不安,但他毕竟有政治家的风度。
   
   这年年底,周的癌症进一步恶化,尿里的鲜血止不胜止。毛做了一项重大决策:让邓主管军队。为此,他恢复了邓政治局委员的身份。邓是唯一可以保持军队稳定的人。王洪文在军队的影响等于零,林彪死后毛任命的军队主管人叶剑英元帅,份量又不够重。
   
   给邓这样的权力对毛来说是场赌博。但毛的赌注押对了。毛活着时,邓没有对他人身造成任何威胁,就是毛死了,邓也不准公开批毛,尽管他抛弃了毛的主要遗产。
   
   毛把邓提上政坛中心,但在邓周围摆上自己的人,主要是他“命名”的“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康生当时已因癌症行将就木。“四人帮”代表着毛的政策。
   
   邓回京不久便同周恩来和叶剑英建立了自己的“联盟”。这三人中,邓、叶是文革的受害者,而周是助纣为虐的人。为了奉迎毛,周甚至把自己的家“西花厅”改名为“向阳院”,意思是心向红太阳毛泽东。他唯一的养女孙维世在文革中受到监禁,原因在于她曾给中共高层做过俄语翻译,见过许多苏联领导人,包括斯大林。毛怀疑他周围所有跟苏联有来往的人,把她也抓了起来。江青落井下石,因为孙长得很美,毛对她也似曾有意。孙惨死在狱中。尽管周恩来据说对她爱慕倾心,周没有伸手救她,死后他还批示调查“是否自杀或灭口”,好像孙真的卷进了什么“阴谋”。
   
   邓对周帮毛搞文革是不满的。毛死后他讲,周在文革中“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虽然他紧接着又声称“人民原谅他”。一九七三年春回京后,邓于四月九日去看望病中的周。他们有近七年没见面了。一开头,两个人对坐无言。终于,周开口了,第一句话是:“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周向来谨小慎微,这次他不仅要一棍子打死毛的亲信张春桥,而且直接抱怨毛泽东。他的话是经过仔细斟酌的,目的是向邓表态:他要跟邓站在一起,反对文化大革命。此话一出口,邓便了解了周,再看到周病瘦得不成样子,原谅了周。两人开始长谈,从此成了盟友。
   
   这是一个转折点。毛的两个最重要的同事携手结盟。邓还常去军队的重地西山见另一个盟友叶剑英,与叶配合默契。毛的同事“串通一气”,这向来是毛的大忌,如今成了现实。
   
   邓等人得以结盟,归根到底是由于年迈的毛病得不轻。终身的嗜好抽烟就是在此时忍痛戒掉的。眼睛半瞎,他对自己的安全比以往更加担心。身边工作人员接到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进来了,免得他不知道吓着。”视力模糊不能看书,一生手不释卷的毛难以忍耐,他叫人把一些文革中禁止出版的古典文学作品印成大字本看。为了印这些大字本,北京、上海各建了一个印刷厂,每册印刷量五本上送毛。为了保险多印了几本,作为档案封存。参与注释、校点的学者一本也不许保留。随着毛的视力越来越坏,大字本的字号也越来越大。当毛发现即使用放大镜也看不清这些特大号字时,他忍不住痛哭起来。他只得靠工作人员读书给他听。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不久,眼疾诊断出来了,是白内障,成熟后用小手术很容易摘除。虽然等它成熟要等一年,毛也长吁了一口气。他在南方待了九个月,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出行。
   
   为毛检查身体的结果还发现,他患了一种极少有的运动神经元病,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手、腿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坏死,身体逐渐麻痹瘫痪。由于喉、咽、舌功能失调,食物和水会流入气管囤积肺中,引起肺部反覆感染。在最后阶段,不仅无法吞咽,而且无法呼吸。这是不治之症,根据毛现有的病状,他只能活两年。
   
   医生们依汇报程序报告了毛的大总管汪东兴。汪报告了周恩来。正是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周的胆子大壮,虽然外表上,他对毛是照常的恭顺。
   
   周的盟友邓,叶也得到这一消息。他们决定不通知“四人帮”,连毛的夫人江青也不告知。告诉江青是自找麻烦。两年前毛休克,她骂医护人员是“特务”、“反革命”。周恩来找她讨论毛的病情,她反说周要逼毛交权。可是,这次不告诉她毛的病情,不光是怕她乱指控,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毛本人也被瞒着。他要是知道自己只能活两年会怎么反应,谁也不敢说。医生们对毛说他的身体很好,还可以活很多年。有一个外来的医生说了句:“主席的病不好治啊!”马上就被送了回去。对病状的解释是上了年纪之类的话,毛半信半疑。为了保证把毛蒙在鼓里,真实病情对他贴身的工作人员一律封锁。
   
   知道了毛来日无多,再加上周恩来本人也病入膏肓,邓——周——叶联盟行动起来,要让毛指定邓做周的接班人,把一大批文革中打倒的老干部任命到关键位子上。十二月,周拖着病体飞往长沙,带着人事安排的名单去见毛。毛对这些老家伙在京城做些什么心知肚明,他有留守北京给他通风报信的“四人帮”。江青说她对看到的“咄咄怪事”,感到“触目惊心”。但是毛没有办法管束邓、周、叶等人,军队在他们手里。“四人帮”对军队毫无影响力,毛又无法在军中新建一支与邓、周、叶抗衡的力量。他力不从心。
   
   怪病缠身的毛一天天衰弱下去。刚离开北京南下时,他还可以在院子里散散步。几个月后,他就只能拖着步子一点一点蹭。十二月五日,他在长沙的游泳池里只划了划水,发现手脚实在划不动,那天便成了他与终身爱好的游泳诀别的一天。游泳池边,毛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这是意志力极强的毛从未发出过的声音。跟他二十七年的警卫队长听到时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肌肉萎缩器官失调的结果,毛说出的话越来越不清楚,饭菜也不断掉进肺里,他不断地呛着,肺部不断地感染。毛只能侧躺在床上由人喂饭。
   
   在这样的状况下,毛只能认可周恩来送上的人事名单,特别是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代行周恩来之职。毛没有完全示弱,他把张春桥提拔为不论在政府还是在军队都仅次于邓的人物,而且把媒体让“四人帮”牢牢把持,使他能够直接向全国发号施令。
   
   邓、周、叶的策略是先利用张春桥、江青历史上的污点打击他们,把他们搞掉,以架空毛。十二月二十六日毛八十一岁生日那天,周以严肃的神情对毛讲这两位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毛说他早就知道了,意思是有问题又怎么样?
   
   一向俯首帖耳的周,竟然胆大包天地当面把毛的妻子和亲信打成敌人。毛知道他面临一番恶战,他和“四人帮”一边,同邓、周、叶以及重新任职的老干部对阵。
   
   此时邓在全国大批起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毛指示“四人帮”在一九七五年三月透过媒体发起一场针对这批人的“批经验主义”运动。四月,毛回北京后,邓当面向毛表示反对这场运动。毛被迫说同意邓的意见,把运动怪到“四人帮”头上,叫江青做检讨。五月三日,当着整个政治局,毛停止了批经验主义的运动,说:“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这样带表白性的认错在毛是破天荒。毛明白自己的虚弱,到会的人都看得到,他眼睛几乎全瞎,说话嘟嘟嚷嚷,一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样子。这是毛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
   
   会上,毛反覆讲“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的意思是:不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不要跟我分裂,不要搞阴谋害我。这是毛对中共最上层的老家伙们提出的请求。那段时间,毛三番五次对他们讲“周勃安刘”的故事:在刘邦死后,军事长官周勃与丞相陈平合谋,铲除掌握了政权的吕后一党,使汉室重新成为刘家天下。当时,人人皆知江青以吕后自诩。毛讲的故事给老家伙们一个信息:你们不妨也像周勃、陈平一样,搞掉江青一党——等我死了以后。
   
   听毛讲故事的有军队将帅,他们在文革中吃足了苦头,现在由邓周叶联盟委以重任。他们不跟毛翻脸则罢,要是翻脸,毛就岌岌可危了。尽管张春桥、王洪文被安插进军队,也无济于事。
   
   一九七五年六月,军队对毛进行了一次示威。那是贺龙元帅去世六周年纪念日。贺龙因为不幸听见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说要“搞掉毛”的话,成为毛疑心的焦点,惨死在监管中。军方决定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毛无法阻止,只能规定“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导,不宣传”。在军方支持下,贺龙长女给毛写信,指出贺龙一案牵连了一大批军队的人,对贺龙后事的这种做法在军队行不通。毛只好答应安放仪式怎么搞由周恩来安排,但强调一点:“不登报”。
   
   仪式笼罩在一派悲痛的气氛中,周恩来以体重仅三十来公斤的垂危之躯,挣扎着前来参加,并且感情冲动地致了悼词。他一进会场就喊着贺龙遗孀的名字,扶着她的肩膀,声泪俱下地说“我很难过”,“我没有保住他啊!”
   
   周措辞很巧妙,“保”而没“保住”,根子在他的上峰:毛。周需要洗刷自己,他是贺龙专案的负责人,贺的死,以及贺部下的入狱、受刑、死亡,他都有责任。人们对他有气,他很清楚。他缓缓对在场的人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就这样,他争取了同情,把人们的不满导向了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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