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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桑梓话香江

   

前记


   
   岁在己丑,下月乃余发配新疆七七四十九年。韶华易逝,古稀将届。抚今追昔,感叹唏嘘。“情动于中而言于外”,兹撰此文,略抒胸臆。亦以明事在人为,大爱存人间也。
   

   
   “重返香江二十年,时代风云启新篇。克宫红旗倏落地,禁城贝叶渐飞天。四女飘洋成学业,二书上网吐心弦。师友恩情常铭记,六九莽人再加鞭。”
   
   
   这首《望七书怀》是我去年10月底自美返港飞越太平洋时所作,其中固然表达了对世事沧桑的感慨,更蕴含了对自己出生地的由衷之情。
   
   
   上世纪30年代最后一个月,当我在九龙红勘(石旁)一家西式接生院呱呱堕地时,邻近的“省城”广州已在日寇的铁蹄之下。其后不过两年光景,港九也堕入“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深渊。襁褓中的我由母亲背着,融入数十万被遣送回乡的难民大军。据说历经海上的风浪,陆路的艰辛,危机四伏,惊险万状。但途中情景和战前的港九旧貌一样,在我脑海中是一片空白。
   
   
   记忆中的香港,最早的映像集中于西环羲皇台。那是1949年暑假,母亲领着我和二姐从广州前来探望避居此处的大哥。他因所谓“通匪”在台湾被捕,经父亲营救获释来港,正伺机北上参加祖国建设。
   
   
   大哥租住的是三楼一间用木板间隔而成的斗室,约五十平方英尺大小。我们来的几天,他让出自己的房间,晚上拿张凉席到四楼天台睡觉。那一排十多栋楼房天台相通,上面满是乘凉的人,男女老少无不手执一把葵扇,或坐或躺,煞是热闹。
   
   
   那次短短三四天的旧地重游,几件事至今还如在目前:
   
   
   一是每到黄昏炊烟袅袅之际,“楼下闩水喉!”的喊声便此起彼伏,据大哥说,住户为争用自来水口角甚至动手的事并不罕见;二是每天早晨西环海旁码头站满鱼贩子,俗称“买手”,他们引颈而待对岸开来的渔轮,为得到更好更多的货源,水性较好者往往当船离岸百十米便纵身入海,冒险游去,然后水淋淋地攀过船舷,以夺先机;三是到某戏院看了一场电影,片名已忘记。只记得场内开放了冷气,凉飕飕的,不过其低温远不及现时戏院之甚。至于其所在之中环一带则平平无奇,简直毫无印象。
   
   
   一晃三十九年,我再次跨过罗湖桥,面对的已是高踞“亚洲四小龙”之首的世界级大都会了。
   
   
   重返故地以来,我对这座海港之城的感情与日俱增。我为它倾倒,以之自豪,更对它感恩不尽。
   
   
   倾倒的是,它无愧于“东方之珠”的美誉,尤其维多利亚港之亮丽堪称举世无双。
   
   
   无论白天黑夜,倘从太平山鸟瞰,所见蔚蓝色的海港都是如诗如画。范仲淹《岳阳楼记》有云:予观乎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仿此可曰:香江胜状,在维港一湾。这是最令港人依恋之所在。像“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以及“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壁”等等自然景观,固然均可一一见到;尤为难得者,现代文明的突出表征,诸如:摩天大楼,文化中心,高速走廊,滨海大道,大型码头,万吨巨轮,圣诞灯饰,激光映像,无不荟萃其间。五光十色,精彩纷呈,科技与自然交互辉映,相得益彰,集中于一个面积不过十余平方公里的迷人港湾,这不是当今世界的奇观之一吗?
   
   
   自豪的是,这里人杰地灵,在我国的近现代史中,英才辈出,星汉灿烂,熠熠生辉,推动了古老中华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当你在港岛半山漫步,脚下的小径可能是孙中山和黄兴当年并肩走过的一段。上环某棵枝叶扶疏的老榕树下眺望到的海景,或许触发过陆皓东烈士构思青天白日旗的灵感。而尖沙咀海旁休憩的一位银髯飘拂的长者,说不定曾经听过工运领袖苏兆征对省港大罢工工人的演讲。铜锣湾那座教堂的金顶在橙色的夕阳余辉照耀下泛起的光芒,相信曾映入从青年会演讲归来的鲁迅的眼帘。西贡海边附近一处古旧的祠堂,也许是何香凝、柳亚子和茅盾等著名文化人,在东江纵队营救下逃出日寇魔掌前会合的地点。而蔡元培、萧红去世前黄昏散步的身影,难道没有长留摩星岭和浅水湾?。。。
   
   
   尤其值得骄傲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神州板荡,满目苍痍之际,香港以蕞尔小岛发奋图强,迅速实现经济腾飞,令寰球刮目相看。教育科学文化同步发展,先后出现崔琦、丘成桐这样的诺贝尔物理奖或菲尔茨数学奖得主,还有李小龙、李丽珊等电影、体育巨星,扬威国际,为中华民族争了光。
   
   
   香港何以有此骄人成就呢?九七之前末代港督彭定康曾以一句话概括:这是英国管治下中国人创造的奇迹!如果抛开意识形态的偏见,这无疑大体符合事实。
   
   
   所谓“英国管治”,实质在于自由、法治和文官制度等西方文明的体现。其核心价值是人的自由。回归后由于“一国两制”方针的贯彻,此一核心价值得以保持。十余年来香港继续居于全球各地经济自由度首位。我本人就从这高度开放的自由社会获益良多。
   
   
   
   当我只身回到桑梓所在的“香港地”时,带了在大陆工作28年的离职费---28个月的工资,共3549.6元人民币,按牌价折合港币8000余元。离职时我的月工资为126.77元,这是全家六口的主要收入。我妻子是南海县某藤厂的工人,月入不过30余元。
   
   
   因此,当时几个巨大的问号摆在我面前:今后如何养家活口?过几个月即将获准来港定居的女儿们,其学业如何继续?在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万一父女生病,再无往日在大陆的公费医疗,该如何是好?
   
   
   就在前路茫茫忐忑不安的时刻,一位昔日的中学同窗蔡君给了我一颗定心丸。在广州读书时我们并非同班,从无来往;中学毕业后30余年不通音信。但他在港多年奋斗,事业有成,而又古道热肠,助人为乐。我抵港当晚,他即亲临几位同班同学在旺角为我举行的洗尘晚宴,然后又不辞劳苦开车送我到港岛下榻处,临别时赠我5000港元“压袋”,并称若有困难尽管开口。
   
   
   如果说蔡君的雪中送炭,可能部分缘自我俩均属57反右受害者的话;那么,一个月後我经名记者朱启平先生推荐,被某教育基金会录用,便主要源于本地的公司文化----唯才是举。当时大陆的学历尚未在此得到承认,但老板慷慨地给我与香港的大学毕业生同等的待遇。三个月试用期满后转正,工资涨了五百元;年底再增百分之十,折合成人民币,约等于我在大陆离职时月入的21.2倍。
   
   
   所以,当年年底我四个女儿一起来港后,全家衣食无虞。第一个问题顺利解决。
   
   
   其后十余年间,第二个问题喜出望外地有了圆满的答案。大的两个女儿先后在美、英获得硕士学位,长女并成为会计师。小的两个也负笈海外,完成了大学学业。此期间,政府和许多善长仁翁提供的各种奖、助学金,车船与书簿津贴,以及本港大学低息贷款,起了重要的作用。杨钊先生设立的旭日集团奖学金,帮助我最小的女儿以中学交换生的身份留美一个学年,这是大陆学子难以想象的幸运。
   
   
   至于医疗方面,全赖本港向市民以及学生提供的优惠,包括较完善的妇幼保健与产科服务,使我添了两个壮健可爱的外孙。纵使最近颇有些负面报道,但与大陆民众“看病难”的实况相比,我觉得应该承认本港的医疗卫生“成绩是主要的”。
   
   正由于一家大小平安,我在谋生的同时有余力创作,先后在海峡两岸三地获奖,已出版长篇小说、电影剧本、文艺随笔及纪实文学等著作8种,内两种在网上全文连载。
   
   
   和众多名成利就的港人相比,我只是身居廉租屋,领取“生果金”的一介小民。但“位卑不敢忘忧国”,两年来于报刊时有建言,忝列某网站“2008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榜上。自感精神充实,身心健康。对此,如果文革期间蒙冤去世于哈尔滨狱中的大哥泉下有知,定当无比欣慰。
   
   
   回首20年来的心路历程,我不禁要对香港说一句肺腑之言:没有你,就没有我幸福的今天。衷心感谢!
   
   
   (注)“克宫红旗”即克里姆林宫上的红旗,“禁城”谓北京紫禁城,“贝叶”原指佛经,此处喻毛的“红宝书”,“飞天”是“飞在天上”,不能落实。
   
   
   (09-8-12)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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