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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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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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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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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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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下)

来源:纵览中国
   
   (接上篇)
   二二八是台湾的十字架
   余杰:我经常在思考,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基督徒和教会可以充当一个什么角色,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是成为政治集团的工具,还是为社会提供超越性的价值?而在具体推动社会进步的历程中,除了来自与上帝的勇气之外,还要有属天的智慧,如圣经中所说的如鸽子般温顺,如蛇一般灵巧。

   作为一位社会行动者,你的若干策略十分成功。以我个人的理解,你采取的大都是“边缘突破”的方式,一般不与官方发生正面冲突,自己也比较低调,以事情的成功为目标,而不是让自己暴得大名。你的这些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台湾的转型正义,自己却从不居功自傲。当人们纷纷以能够与二二八难属接近为荣的时候,你却选择退居幕后,陪伴他们走过一段最幽暗的人生之路,对你来说就是全部。
   二二八事件的平反,堪称台湾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一把钥匙。今天听你谈及二二八冤案翻转过来的过程,为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换言之,并非当局主动释放善意,而以民间力量的成长,以巨大的耐心和勇气,将社会上潜在的善意激发出来。你在这方面里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我认为这些经验中有相当一部分可以用到中国当下的争取公义的公民运动当中。
   苏南洲:一九七九年我无辜地被台湾警备总部抓进地牢,出来时看到门口盘根错节的大树,我就知道单凭肉拳是无法打倒大树的。我开始尝试用建筑师的理念来展开行动,凡事先要有一个清晰的理念论述与设计规划蓝图,然后是施工大样图、资金、人力资源等的结合,然后是开工、完工、验收等程序。我用一个比喻,我是给社会做按摩,让社会尤其是当权者放松再放松,让他们认识到,开放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天不会塌下来,难属不会要求一命偿一命。所以,在我开始二二八关怀行动的时候,我发现这绝对是一项艰巨的社会工程,既是工程,那就要问设计规划理念为何? 蓝图在哪里? 需要哪些材料?哪些工班?工序为何?成本如何?何时完工?我们及对手双方的强项、弱项、机会、威胁是什么?这些都要通盘考虑。
   在我们的系列纪念活动中,黄色成为“标准色”。清明节的时候,我们制作大量黄色的气球,在台湾五个大城市同时展开“无语问苍天”空飘气球活动,将受难家属的心声写在布条系上气球寄语青天。当时,执政当局很紧张派出大队镇暴警察,以为我们有大型的抗议活动,结果看到我们是出来送气球。很多路过的小孩子手上都兴高采烈地拿着我们的气球。镇暴大队的队长说:“谢谢你们了,我们回去的报告很好写了。”我回答说:“辛苦了,谢谢你们陪同我们放气球。”
   我的做法跟其它人相当不同,一九八六年开始有党外人士每年应景搞二二八平反活动,我则在圣诞节前办平安礼拜,在一月成立家属团契,三月办等待礼拜,四月办清明礼拜及“无语问苍天”空飘气球活动,五月举行“安慰二二八母亲”巡回音乐会,端午节举行河祭,父亲节办“我的父亲”儿童绘画比赛,中秋节办团员,重阳节办思亲及在国家音乐厅办“二二八纪念音乐会”与在诚品画廊办“二二八美展”等等活动,这样一个月一个月地推进,我们不搞直接的对抗,用这种柔性而良性互动的办法达成最好的结果,没有牺牲,饶富创意,而成果又可以积累,这种方式很容易赢得社会的支持。因为我们势单力薄,人少钱少,只有靠思想,靠创意,才能以小博大,以弱击强。虽然没直接冲突,但对很吸引社会关注,由于不按当局的牌理不断地出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让党政军特无力可施干瞪眼没辄。等社会力愿意站到我们这边,条件到位了,土方工程差不多了,再接着推动真相、赔偿、纪念碑等主体工程,就像工程最后阶段的上梁工序完成后,所余下的零星杂项工程及落成剪彩等事宜,让别人来处理就可以了。我讲这些是要用亲身经历向你说明,所有历史的改变,得有一个或一群历史作用者(historical agent)运筹帷握地持续推动才能竟功,我们必须有一个团队为运作主体,不然建筑物是不会从天上降下来的。历史可以证明,改变历史的往往是少数人(minority),而不是多数人(majority),在圣经中,上帝要用的是被选召的极少数人(highly selective minority),我始终认为基督徒在台湾人口占2-3%,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我相信只要有一百个来真的基督徒,就足以让台湾翻转过来了。
   古今中外,没有过攻不破的城池,特别是京城,罗马如是,特洛依如是。城墙再厚,可以把人隔开,可以把风隔开吗?只要持续的努力下去,我相信你们会成功的。
   余杰:回顾这二十年来在二二八事件上投入的努力,你最感欣慰的是那些地方呢?
       苏南洲:回顾近二十年来台湾社会各界对二二八事件的行动和努力,大致可分为“政治平反”与“人道关怀”两大路线。前者乃自一九八六年起五年间,由当时党外运动团体以每年一度的游行方式来突破政治禁忌,换取社会的关注;后者自一九九零年底“二二八平安礼拜”起十年间,由教会人士与受难家属在基督信仰的基础上,以去政治的方式建构出主体行动论述,展开长久而持续的真象、赔偿、道歉、建碑及文化教育等多方位工作的推动。我的工作属于后者,包括纪念碑设计和施工的过程,我都巨细靡遗地实际参与了,也帮李登辉草拟道歉文,二二八纪念碑碑文也是我在担任二二八纪念基金会董事时,与官方历史学者逐字抗争下敲定的。但这一切之中,最令我欣慰的,则是能够看到许多二二八受难家属愿意公开认同自己的身世,挥别暗夜饮泣,进而彼此关怀,成为社会的亮光。
       当初以一个基督徒,发心为台湾略尽服事,效法耶稣将十字架从钉政治犯的刑具化为上主对人类至上的祝福,成为一个生命重建的象征,而视二二八为在台湾跟随耶稣的人之十字架,也愿将其转化成台湾社会蒙福的印记,承上主的怜悯,二二八关怀运动终于往和解宽慰的向度迈出大步。
   余杰:这项工作还有哪些遗憾呢?
   苏南洲:台湾教会长期以来处于戒严体制的阴影之下,又习惯于中产阶级的保守意识形态,对二二八这样的议题过往长期噤若寒蝉,等到后来没有禁忌了,却以凑热闹的轻慢态度来加以任意消费,用二二八来给自己涂胭脂粉,甚至指鹿为马、沐猴而冠的事比比皆是,完全缺乏基督徒对苦难及受害者的同理心,比耶稣当年痛骂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还糟糕。
   我一直认为基督教之所以广传天下,乃是因为耶稣舍己的精神,在此精神的感召之下,基督徒为了真理正义不惜牺牲生命,对社会有出自信仰的贡献,是社会的正面力量,是黑暗中的明灯。人家自私,我却舍己;人人为己,我为人人;这是耶稣上十字架的道理,要做基督徒的人亦当若是。许多基督徒都知道韩国基督教很兴旺,却不知道韩国当年反抗日本暴政、全民起义的时候,染红汉江的血有一半是基督徒身上流出来的。在韩国走向民主化的道路上,基督徒的巨大贡献是无法忽视的历史事实。韩国教会之所以兴旺,应该是奠基在这么坚固的历史与社会基础上,台湾教会却因戒严心态或昧于历史与社会,绝少提及此一重点。
   余杰:如今,二二八成为热门话题,特别是在选举时成为被政客利用的工具。如何避免二二八被政治势力所利用?如何让二二八在上帝的慈爱与公义的光照下获得精神的提升?
   苏南洲:这项工作并未结束,虽然我如今不再担任关键角色。在此过程中,我深切地体会到台湾人心扭曲的严重程度,实在离出黑暗入光明之际尚有莫大的距离。这条路,必须靠更多更多有心的人,贡献更多更多的力量,也需要上主的怜悯与奇妙的引导,才有可能竟功。
   我们若是真想记取二二八对今天的意义,就应以更多同理心去聆听二二八家属的心声,怀着敬重肃穆的态度去陪他们探望屈死的二二八受难者之墓,进而反省到二二八事件的悲剧根本是政客操弄下的牺牲品,而应改由医界、文化界、教育界、宗教界及市井小民等非政府组织来策划、举办相关纪念事宜即可。政客往往只会利用二二八和族群对立的议题并加以践踏,一定不要让任何政客的脚印站在二二八的血地上,才能保全二二八的基本尊严。
   我们更应该深刻体认到,经过二二八苦难的台湾社会可以扩大关怀到所有类似二二八悲剧下的受难家属(如六四天安门及库尔德灭族事件,其性质与过程虽有相当差异,但在抚平伤痕的理念与作法上有共通处),共同努力,防患于未然,让悲剧不再发生,让经过二二八的人都成为人类和平的守护天使,如此才不负二二八这场苦难的发生,也才可让二二八的深刻意义,不致走调成庆祝活动,或沦落成政客的脚垫。
   余杰:是的,六四与二二八是可以类比的。当年,你们为二二八遇难者和难属求索公义与慈爱;如今,我们也当为六四遇难者和难属求索公义与慈爱。如果说二二八是台湾基督徒的十字架,那么六四就是中国基督徒的十字架。
   苏南洲:二二八的确是台湾的十字架,受难者是牺牲了,但如何牺牲得最有价值?受难家属是得到同情了,但如何赢得应有的待遇与敬意,甚至使他们由苦难中升华成为社会合谐的动力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是应该止于为基督讨回公道呢?抑或应为基督发扬十字架精神?因耶稣的受难与复活,代表痛苦、恐怖的十字架成了上帝祝福与荣耀的象征。台湾没有十字架,却有二二八,二二八便是台湾人历史上最血腥的十字架。如何让二二八化为台湾人由性灵深处升起的盼望,让全世界看到台湾人在重大苦难之后,被炼成荣耀尊贵的生命情操;让这世界能以台湾为荣、为盼望;让二二八如十字架般被重新竖起;让上主的公义和平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我们衷心期盼,也愿踏实地一步步来促成的真平安。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社会最巨大而幽暗的集体记忆,那场上万以台籍为主的菁英与青年学子在短期内突然消失的剧变,实在是整个社会难以承受的沉痛。然而在前述民间与政府的各种努力下,以差可告慰已逝往者及其后代子孙;今天若是国人能够谨遵前人“远离政治”的谆谆教诲,拒绝让二二八一再被卷进政治及选举的漩涡之中,进而从这充满血泪与悲恸的苦难里,透过深刻的人道关怀与理解,淬取出旷世的智慧和勇气,转化为深化与丰富化我们的文化与教育的泉源,则是将二二八作为历史的慧炬,照亮每一个人的心灵角落之无上礼献。如此,亦方为成全二二八精义之所在。
   二二八事件的善后工作进行至今,虽不见得得到彻底解决,但也不见得凡事都得追求到彻底解决,毕竟悲剧一旦发生,时光是不能倒流的,已逝者是无法复生的。然而,若能跳脱二二八的悲情,将之转化为这片土地的瑰宝,则所有因二二八而受苦的心灵不但能够得到救赎,并将为台湾社会精神文化的跃升提供莫大的动能,此乃达到万民蒙福之境所必经的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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