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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四:不要遗忘历史那黑暗的一页
·五:布什:一半是火,一半是冰
·六:公民有焚烧国旗的自由吗?
·七:看哪,那些办报纸的人
·八:劳拉:从图书馆馆员到第一夫人
·九:马车上的阿米西人
·十:美国人是公民,也是志愿者
·十一:墓碑之美
·十二:那栋朴素的小房子
·十三:记一位在“九•一一”中罹难的弟兄
·十四:瓦尔登湖:大地的眸子
·十五: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总统
·十六:美国作家和站在作家背后的人
·十七:希拉里: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
·十八:耶鲁与中国
·十九:在“左”与“右”之间的美国知识分子
·二十:最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
·《光与光的背面》后记:“八仙”还是“九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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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拒绝谎言》(香港开放杂志社)
·《拒绝谎言》目录
·包遵信序《拒绝谎言》: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勇气
·刘晓波序《拒绝谎言》: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说谎
·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
·就本人与中国作家协会的劳动合同纠纷致读者的公开信
·末路的狂人与末路的主义——论米洛舍维奇的垮掉
·一代新人的觉醒和受难
·丧钟为谁而鸣
·朱熔基总理,请您尊重台湾的民主
·面对中国的“国难”
·中国大地上的毛幽灵
·薄熙来的“神光圈”
·论邓家菜馆的倒调
·同胞之间的杀戮
·愚蠢的“远攻近交”
·谎言王国迫死说谎者
·"幸灾乐祸"的文化背景
·从杨子立等人的遭遇,我们如何学习“爱国”?
·流沙河笑谈“一毛”——百元人民币“变脸”
·从华国锋的退党谈起
·谭其骧与毛泽东
·为了在阳光下生活——读北明《告别阳光》
·台湾的选择
·姜恩柱的"个人意见"
·哈维尔的态度
·谁出卖了中国?
·一百步笑五十步
·中国知识界的堕落和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从身体囚禁到心灵控制——我所经历的军政训练
·从北大的堕落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才化
·黎明前的黑暗
·俄罗斯悲剧与极权主义后遗症
·我们的尊严和血性在哪里?
·董建华的“自动当选”与香港的危机
·大陆眼中“暧昧”的香港
·李敖的堕落
·辞职的勇气与生命的价值
·从“小说反党”到“电影救党”
·毛毛笔下的毛泽东
·美国是魔鬼吗?
·义和团,还是维新派?
·真话与饭碗
·余华的奴性
·走出坚冰的金大中
·我们为什么要申奥?
·无法告别的饥饿
·“瀑布模式”的新闻
·“长江读书奖”与皮影戏
·丁石孙的风骨
·又一个“岳麓书院”?
·中国的人肉筵席
·不能沉默——就高行健获奖的声明
·被背叛的蔡元培
·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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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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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

来源:纵览中国
   
   (苏南洲简历
   苏南洲,一九五三年生于台湾台北,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建筑系和台湾大学土木研究所,长期从事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方面的工作。曾多年担任台北市社区规划师、中华民国都会发展协进会秘书长,并以“忠孝东路四段人行道既地下街再生计划”及“敦化南路与仁爱圆环都市空间改造计划”等设计方案,获颁第一届台北市都市设计奖最佳推荐及优等奖项。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他亦致力于以文化工作传播基督信仰与价值,于一九八六年与妻子彭海莹一起创办雅歌出版社,半年后又创办《旷野》杂志。《旷野》以基督精神针砭时弊、明辨善恶,将信仰灌注于当下的生活之中。苏南洲先后担任过《新新生命》杂志总编辑、中华基督教文字协会创会秘书长、中华国际圣经协会会长等职务,并着有《开放‧关怀‧参与》、《教堂空间之社会分析》、《基督教与二二八》、《基督徒的社会参与》、《风火山林——时代信仰骑士的呐喊》等诸多著作。
   苏南洲是一位信仰纯正、信心坚定、满有智慧和勇气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在台湾社会转型过程中,他扮演着一个先知的角色,不断提醒基督徒要成为社会的良心,要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行人所不敢行之路,“因为基督在哪里,我们就该在哪里”。他是台湾基督教界较早触及二二八事件这一“敏感”议题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在警总尚未裁撤、人们对二二八议题普遍噤若寒蝉之时,在台北怀恩堂举办”二二八平安礼拜”,震动朝野,随后又在自家地下室开始了有十多位难属参加的“二二八家属团契”,及筹组“二二八关怀联合会”并出任执行长,以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成功地推动了二二八的公共化及平反。十年后功成身退,恬淡自安。苏南洲在回顾大学毕业之后的信仰实践苦路时曾经如此写道:“南洲自台大土研所毕业,正欲回偿专业宿愿,特别是自少独钟之基督教建筑设计;却遇六四天安门事件周年,台湾军事强人领政,民间思革,蓄势待发;遂效法近代行动神学家潘霍华之典型,想以基督教信仰告白的方式,为纠结深植在台湾人心灵底层的根源——二二八事件,略表‘化苦难为祝福’的心意,也为长年暗夜里泣不出声的受难家属解怀,更为台湾社会求取平安;这原本是单纯不过的动机,不意小小的‘二二八平安礼拜’竟引起朝野极大的关注与肯定,也从此将自己推上原本不在生涯规划中的单程人生航班;虽然始终没有完全离开建筑本业,甚至跨足都市规划与城市改造工作,但已经说不清何为主业,何为副业了。”

   苏南洲不仅坐而论道,且起而行道,是一位少有的具有基督徒身份的社会运动健将。他创办过杂志九种,创立过公益组织十个,出版新书数百本。他不畏权贵,不怕争议,实践真理,呼唤公义,敢于突破教会内部长期形成的“好好先生”式的潜规则。因此,伊甸园社会福利基金会执行长陈俊良称赞他说:“沿着雅歌、旷野、二二八、反雏妓、平安运动、干净选举、都会发展、城乡生态及国际圣经工作,一步一脚印地在‘风火山林’中救火、灭火、点火、煽火,忙得不亦乐乎,一会儿是隐身幕后、筹划操盘的大手,一会儿是一马当先、领军冲撞的前锋,允文允武、能动能静、精力充沛、万夫莫敌。”这样的基督徒,即便在两岸三地乃至整个华人基督教世界,都屈指可数。
   二零零八年底,我在美国湾区访问陈佐人牧师的时候,听到陈牧师介绍了许多苏南洲弟兄的情况,便很想与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会面。此后,我与苏弟兄透过电邮开始了文字与心灵的交往,彼此惺惺相惜,《旷野》先后刊发了我的几篇文字。我告知苏弟兄,我和王怡正在写作《以神为本》一书,并希望他成为我们的访谈对象,他慨然应允。二零零九年六月底,我应台湾民主基金会的邀请访问台湾,终于有机会与苏弟兄会面,他伟岸的身材与率直的话语可谓相得益彰。七月一日晚上,在我居住的美仑饭店内,我们开始了这场对话。)
    
   回到信仰的原点
    
   余杰:苏弟兄,很高兴这一次能够在台北与你见面。神交已久,文字因缘加主内情谊,使我们之间毫无陌生感。我很想听听你谈一谈信仰的经历,在青少年时代,有没有对你影响颇大的牧者呢?在哪些方面对你有帮助?
     苏南洲:我不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我的父母原本并非基督徒,我是家中第一个受洗的,后来全家都受洗了。我在读高中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参加了青年团契。那是一九六九年,台湾的经济还没有起飞,物质还很缺乏,我当时什么都不懂,被几位非常善良的大哥大姐带到台北一个信义宗教会的团契。那时,团契里经常包饺子吃,还可以打乒乓球,吃完饺子、打完球之后,大家再一起祷告和查经。我对祷告和查经不懂,却很喜欢吃饺子和打乒乓球,而且不用花钱,便经常去参加。不是说笑话,我当时连“团契”这个词语的意思都弄不清楚,正体字的“团”和“契”字,可以拆除重组成“专”和“吃”两个字,我便认为这是“青年专吃”,是冲着吃饭来的。
   在我高中启蒙时期,曾有一位美国宣教士傅立德牧师,也是台湾基督教心理辅导的先驱,学养深厚,人极谦和(他原本主修音乐,长于指挥及伸缩喇叭,凡事要求完美),善于聆听与解惑,很尊重每一不成熟的生命个体。我后来参加他的查经班,也请教他有关存在主义的问题,惠我良多。
   余杰:在学道班中,你对上帝的认识是不是日渐加深?
   苏南洲:上帝的安排就是如此奇妙,我是一个来吃饭的少年,上帝却由此打开我的心门,让我对圣经渐渐有了兴趣,并经常与大家辩论圣经中的道理。我还报名参加学道班。当时的学道班比较严格,一个礼拜一次,延续一年之久。
   但是,我在牧师眼中是个“大难题”,一年的学习结束之后,我是班上惟一没有决志、没有受洗的人。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许多问题还没有想清楚。但我也没有离开上帝,第二年又报名参加学道班,在班上经常问很多别人难以回答的问题,牧师简直拿我没有办法,却仍然以爱心和耐心对待我。我并非故意捣蛋,我是很真诚地提出这些问题来。又过了一年之后,第二次学道班结束了,我仍然没有决定受洗。
   余杰:那么,后来“灵魂苏醒”的时刻是如此发生的呢?
   苏南洲:中学毕业之后,我离开台北,就读位于台中的东海大学建筑系。也许因为对基督教的好感,我选择了具有教会背景的东海大学。二十多年前,东海大学的宗教氛围远比现在浓厚许多。
   我的灵性觉醒是在东海念书的时候。当时我常到树林中读经和默想,反复问自己说:要不要做一个基督徒?基督徒的身份对我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我在“是”与“不是”之间挣扎。但每次到了最后,我的回答都是肯定性的“是”。
   于是,我回到台北信义宗的那间教会参加了受洗仪式。傅牧师看到我回来,就像牧者看到那只曾经走失的羊回到本圈一样,既意外,又欣喜。
   信主之后,我在大学里担任《葡萄园》杂志的社长及总编辑,由此熟悉了编辑工作,此后做杂志和出版,便轻车熟路了。这本学生刊物代表着那一代大学生心智的发展和信仰的历程。我和朋友们对生命和信仰问题的许多思考,都一一记载于其中。我的本科专业是建筑,但我的视野和思考并未局限在建筑之内。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是:教育是什么?学校是什么?我喜欢问这些追本溯源的问题。无论圣经还是《论语》当中,都有这样的画面:是一群人围坐在树下,一个老师,几个学生,有人教,有人学。这就是我理想中的大学。
   余杰:我二零零六年曾去东海大学访问过,校园很漂亮,尤其是由贝聿铭设计的路思义教堂,我还专门进去默祷了一会儿。
   苏南洲:东海大学是这样创建的: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迁台,大陆驱赶西方传教士,关闭教会大学。美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遂将原本支持大陆燕京、齐鲁等十三个基督教大学的经费集中起来,在台湾创立东海大学。东海大学的那座有名的路思义教堂,则是《时代周刊》杂志创办人路思义先生为纪念其父亲在华办学的信仰动力与宗教精神,捐资并邀约贝聿铭设计施工的。
   联董会之背景主要为美国南方长老会,他们重视启蒙教育、人格教育、价值教育、知识教育及宗教教育之整合性,更将基督教信仰、现代文明(世界)与中华(本土)文化三者之整合列入创校宗旨之中,从而发展出小班小校制、荣誉制、家长(开放家庭)制、图书馆开架制、劳作制、人文学科以及基督徒学生团契和葡萄园等多方面制度办法所共同构筑出来的师生互动模式之质量与信念,并透过校园规划的理念与影响及阐扬基督信仰的铁三角——学校、校牧室、教会来加以落实。当时,我便时常在路思义教堂旁边漫步,并与同学们讨论信仰话题。
   余杰:我与东海大学的几位学者聊天的时候,他们都说现在大学的基督教色彩已经很淡了,新儒家的力量反而占了上风。年轻学生到路思义教堂做礼拜的并不多,教堂成了人们拍婚纱的美丽背景。很多师生甚至羞于谈及东海的基督教色彩。这样的变化让人深感遗憾。
   苏南洲:是的,后来一九七五年联董会撤出资金支持,东海大学开始扩大招生以解决财政困难,由八百学生的小而美的自由大学,扩展成上万名学生的现实大学。东海大学几年前还曾出现了为了接受一名佛教居士的捐款,差一点将一所大楼以“般若”命名的怪事。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我对母校的期许是,应当重新恢复创校时的信仰原点,重构基督教大学的教育思想与核心知识。
   余杰:我注意到,有些人走进信仰之后,进入一种迷狂状态,心智的成长从此停滞了。而你的经历完全不同,你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成为基督徒之后也没有停止提问。
   苏南洲:是的,我对教会、对信仰从未停止追问,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受洗不应该是基督徒心智成长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心智的训练与信仰的成长是相辅相成的。当我回到信仰的原点重新出发的时候,许多伦理教义就变成了足以生死以赴的行动信念。东海大学的校训是六个字——求真、笃信、力行,影响我极大。对我而言,信仰不是学术知识、也不是礼仪规矩,更不是趋吉避凶,而是生命实践。
   在我所受的现代建筑专业训练中,所有创造性的设计必须先倒空既成现状,溯回到一切的原点(original point),再以全新的观点切入现实,这种回归本质的设计方法论,反复操练,久了就形成一种心智的习惯,相当有助于提出独到又有建设性的见解,对于我日后以信仰为原点观照现实,并在教会与公共事务的事工推动帮助很大。其实我们凡事从耶稣的观点来作为此时此地行事为人的准则,一切都会成为简单明了的事。我认为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每一个人诚于中、发于外地真实而充分展现他(她)独特而美好的生命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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