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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孙丰《“革命”的争论不休,是因意志与认识是两个立场》


   

与孙丰兄商榷


   

评孙丰《“革命”的争论不休,是因意志与认识是两个立场》


   

徐水良


   

2009-8-26


   
   
   “革命”的争论不休,是因为中共地下势力搞谎言重复一万遍就是真理,否则哪会争论不休?这是中国特色,中共地下势力搞自由主义告别革命派。这是其它国家没有的。
   
   老孙头的文章理由不成立。
   
   哪个国家有人写《告别革命》的书?全世界其他国家,革命都是褒义词,没有人攻击革命概念。
   
   人家也有认识,也有意志,但哪里有“争论不休”?哪有什么认识和意志的对立?
   
   我们没有必要把明明白白中共情报机构中共地下势力的特产,说成全世界普遍性的认识和意志的普遍性产物。
   
   我们没有必要把这种简简单单的事情复杂化,更没有必要把任何实际问题都扯到抽象的哲学高度,当然更加完全没有必要扯到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上。老孙只有明白这些道理,才能使自己的文章有可读性。王希哲劝你不要学王军涛故意把简单问题玄虚化,伪“学术化”,是对的。但他说胡平也是这样,不符事实。胡平的东西还是尽量通俗化的,他的缺点倒是相反,有点啰嗦,深度过浅。如果胡平的文章有时混乱,那不是因为他的语言混乱或故意玄虚化,而是因为他自己的思想在这些问题上混乱。当然,胡平其实是政治评论家,不是理论家。浅显的政治评论文章,当然比深奥的理论文章容易懂。但是,即使理论家的专业文章,也必须在保证理论准确性的前提下,保证文章的通俗、明白和易懂,否则,你的文章七拐八弯,高来高去,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人家读不懂,不能承担信息传递的责任,那就没有意义。
   
   我早已对孙丰兄说过,把任何问题都扯到哲学高度,一般是人生高中末期,大学时期的特点。这是人的一个认识阶段。对于人的成长并走向成熟,这个阶段很重要。但人一成熟,就会告别这个阶段。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实践需要自然会逼迫人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什么问题都扯上哲学,从哲学出发。如果人不能越过这个阶段,那就很难算成熟。像孙丰兄这样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的,很罕见。刘国凯根据他自己读文章的体会,讲了孙丰和刘自立先生文章的难懂。他们在这个阶段逗留很久,其优点是时时从哲学高度论证,没有太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东西。其缺点是文章太过抽象,缺乏可读性。
   
   实际上,哲学和实际之间,有很多中间和中介,什么问题都从哲学或尽可能抽象来直接论证,表面上是玄虚化。但实际上,最后未免简单化武断化甚至错误化。
   
   争论不休的问题,同认识与意志的矛盾,几乎风马牛不相及。全世界,包括心理学家和其他理论家,真正搞清楚认识和意志等问题的,没有几个。谈论这个问题,一般读者当然更不懂。因此,把这个几乎完全无关的问题引进来,结果只是把问题搞得玄而又玄,完全玄虚化。所以下面我对这个问题简单讲几句。
   
   人的意识,由感性过程开始,感性过程包括感觉、知觉、表象,记忆表象等等。感性过程后同时展开两个过程,就是认识思维过程和情感过程,这两个过程的结果,形成人的意识中认识系统和情感系统的并存和交织。这种两种系统并存的人的意识,对后来人们处理问题的意志过程,即决策和行动过程中起指导作用。因此,一般情况下,在指导作用下产生的结果,与指导意识是一致的,意志和认识是一致的。认识和意志不一致,产生矛盾的情况,是在感情系统和认识系统相矛盾的情况下,并且在意志过程中,感情战胜理智,感情用事的情况下发生。而争论不休的情况,几乎与感情用事没有关系。因此,争论不休的问题,与认识与意志“两个立场”的问题,几乎风马牛不相及。
   
   
   
   附:
   

孙丰:“革命”的争论不休,是因意志与认识是两个立场


   
   告别革命是一个立场,使用的是意志
   “革命即良性质变”是判断,使用的是认识
   在这个问题的争论中一忽儿意志一忽儿认识
   就不可避免地屡屡逻辑偷换
   逻辑一偷换就越论证距离越远
   
   
   ——响应张三兄倡议,但对议题做出修正
   
   张的呼吁是:用简易口語启动和倡导“革命的定义是良性质变"理论。但这呼吁已内含矛盾。
   
   几天前阿哲对我的《“民主就是‘共产’”,这判断没有必须的过渡》跟贴:《孙兄不要学王军涛胡平把简单的东西尽量弄复杂化以表示“学者”》,阿良则附合:《希哲这个意见请老孙考虑。写文章宜通俗明白,不要什么都往哲学拉》,后来洪兄又跟了:《写文章通俗一点当然好,但是仍然需要安保过渡合法》。此正可以拿来说清张兄呼吁里的矛盾。
   
   先说对革命久辩却不能达共识的原因:只要人在了是非实践不可的。所以在生命存在里天然包含着实践必然性。但实际的实践却以理性的形成为条件。这就发生了“行先还是知先”这个鸡生蛋还是蛋变鸡的孰先孰后的争论,从古争到今。中国举办的华语学生曙期论辩还常常以此为题。其实实践与认知在实际上的先后(时间上的)与逻辑上的先后不是一囬事,解决的也不是同类问题,不应混在一块。教育机关在设定课目上就应严格区分:是为求知呢,还是为培养应变能力?在目的上得分别对待。可教育部自已就没达到这一自觉,又怎能不在实际课目上造成含混?二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已有此发现,他说:“要求数学家(求真理的人)接受非定论(日常交流)的说法,与要求演说家(只为鼓动,为求功)做真理性证明是一样荒唐可笑”。提出“告别革命拥抱改良”是基于实际,说“革命是历史的必然,谁都废止不了”却是据于规律,前者是意志后者是证明,一鸡一鸭,何来统一?
   
   “简易口語”就是日常语汇,即不求专门性,不讲学术性的随意交流。要加以证明的“良性质变‘理论’”既是理论,就是学问。凡学问就是对规律的探求,各领域有各领域的专门性,要不怎么会有分类学?专门的领域当然要用有专门的语汇,专门语汇不就是学术吗?日常话不分领域,混杂一起,因情、因境而发,它有效于日用扫洒,怎么能有专门知识的有效性?“良性质变理论”却是专门的,因而学术的,混杂的“简易口語”怎么会有效于理论的专门性?
   
   单说“理”就已是关于理的可靠性学问,能不专门吗?不要以为只有在“理论”前再加限制成分,如:数理、物理、生理,医学理论、政治理论、逻辑理论……才是专门学问。只讲理、理论,与随境交流相比,已很专门,叙述必须规范,一规范就是学术。所以既要用简易口语又要保证理论界定的有效,这永远不可能。理伦和具体理论都是规范的,只是具体理论更为狭窄,但学术性上却一样专门,一样严密。学问一经规范就是学术。希哲这个跟贴,还多了形词“尽量”,动词“弄”,去掉这三个字读读看,更顺口更有效,知识论上这叫这种句为拖泥带水。
   
   人只要不是白丁,就不至于有强拉硬套的嗜好。哲学是关于人生的系统学问,就是说哲学是解决人的境界问题的学向。咱们是在议伦社会、政治,社会、政治虽涉及实际,但在起始上却是人生,政治求至善,所以政治本就属人生境界,是哲学的内容。所以不是我硬往哲学上拉,而是政治就是哲学的课目。要不苏格拉底、柏拉图、奧古斯丁、托马斯、但丁、休漠、康德、黑格尔、胡塞尔、萨特……岂不毫无意义?既无意义又怎么能成为人类导师?不是他们故意的说些常人听不懂的话,而是有效性证明非专门化、学术化不可,一学术化、专门化就非日常语汇所能理解。从人类有史到十八世纪,未澄清的理性混淆一经《三批判》的洗涤,就横看成行竖看成岭了。这就叫学术的有效性,也只有学术才有穷尽的有效性。
   
   没有德国康德建立的,谢林继承的,黑格尔光大的古典学派,就没有有效的理性澄清。在吃喝阿尿睡,柴米油盐醋上,相信马克思不会说出让人听不懂的话。可到了专门领域,是非学术不可的。
   
   七九到八一年,我被贬称民间理论家。八六年春节在上海还被李存荣、胡可师嘲笑一通。李存荣诚恳地说《存在与虚无》、《存在与时间》不是维邦兄所能读,有十几人在场(有林牧晨),幸亏我天生红脸,别人看不到我那尴尬。那时让我学术也学术不了。八九年入狱,因一些根本性问题的讨论陷于障碍,我才一头扎进萨特,后是康德,再后是亚里士多德,也就被学术的透彻性所吸引,迷醉在哲学中不再思蜀。因为学,才体验到什么是不足,也因为学,才理解到所有有效解释都非学术化不可。十年冷凳下来,你刀架脖子上我也囬不到《海浪花》的通俗。我要说:要想有效或穷尽地解决问题,非学术化不可。而海外民运的主流也应该将自身提高到穷尽有效性论证的成熟度----因我们不只要破坏共产主义旧世界,更要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世界,没有有效理论是建不出新世界的。
   
   你不妨考察对“革命”的讨论,十几年不得终果,不就因用的是日常语汇(即简易口语)吗?可要囬答的却是规律问题。提出告别革命的动力是:“共产党怎么还不倒?我们付出了这么多努力了呀”!这是心灵对成功的渴望,是意志,可这个问题的本质却是社会前进程式背后的根据,那是不变规律。这问题的囬答只有依靠对社会与天律的关系的考察,即对规律的揭示。可实际讨论的展开却往往一忽儿从实际出发,一忽儿又求有效性,前者用的是求成立场,后者却是遵守规律。且不说讨论者之间,就是同一个人也往往在反驳李四时一个立场,到碰上赵五,基于赵五别有立论,就不自觉地偷移为另一立场。后个自己已在反对前个自己,却还木知觉也,又怎么会有共识呢?你提出的这个既要简易口语(也就是不分学类),又要在理论上(就是专门上)有效,就是一个不能克服的矛盾:前半截=要马儿不吃草,后半截=要马儿快快跑。你能提出问题,却没有对问题的提出也须无矛盾的自觉,怎么保证讨论中不发生逻辑转移?一发生逻辑移位问题就永无解决,永无共识。
   
   更有明显的自身矛盾的是施化的阐述,他的后文常常反对前文,却又不自知,这种讨论怎么会有结果?
   
   你提出的问题很重要,但只有参入争论的人能分清议论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治学出发,所反驳的问题是求实际功效,还是学术上求解。要有让自己不走题的自觉,处处防止偷移概念。在用学术立场来回答实际问题时也要让人看到必要的还原、过渡,得约束自己不生搬滥造。从行文上看施化先生还在书面语汇范围内,算说得过去。他却生造了一个“革政”,两个要素无从衔接,不通。你的批评没有指出,而是跟在其后强为论证,这种论证无伦是批还是跟,都不会有令人信服的结果,因先于论证的论域已经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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