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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北京向NGO组织开刀——“公盟”大喋血伦理辨识

   
   
    北京著名的NGO组织——“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公盟),近日突遭北京市税务部门高达142万元的处罚。与此同时,北京市民政局还将“公盟”创办的法律研究中心以未经登记注册为名予以取缔,并派人查抄了“公盟”的办公室,抄走大批财产和和物品。这个公权力向民间组织开刀的经典案例,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一个特别具有标识性的政治事件。
   
    近年来,世界各国正在发生一种深刻的、而且是极其重要的社会结构性变革,被舆论称之为“全球结社革命”,即国家和市场以外大范围的社会机构风靡全球,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这些机构被冠以“非营利的”“自愿性的”“第三的”或“独立的”部门,包括政党、媒体、维权联盟、利益集团、监督群体等成千上万的环保组织、劳工组织、人权组织、反腐败组织、职业协会等等,这些非营利部门构成了所谓的“公民社会”。正是由于“公民社会”的迅猛发展,使国家的官权与民权冲突得到了有效缓解。

   
    然而,在现代中国,国家观念中长期认同“大权力中心论”,排斥公民社会的形成。特别是中共建制后,政府有审批、约束民间社团的绝对权力,打压、遏制公民自由结社,已成为了社会常态。这从根本上背弃了理性配置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平衡的宪政原理。正是在当今中国法制如此坎坷多舛、荆棘丛生的现实面前,“公盟”不幸中箭,喋血在中国特色的制度污垢中,才使这一经典的案件,不仅具有重大的新闻效应,更具有政治伦理的辨识价值。
   
    众所周知,“公盟”本是北京为数不多的民间组织之一,其简单的诉求就是致力于通过法律手段来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并通过寻求典型个案的解决来促进国家体制的进步,带动民间社会成长。“公盟”自成立以来,曾经参与了一系列大案要案的诉讼:孙志刚案、陈光诚案、南方都市报案、毒牛奶案、邓玉娇案,以及最近对“绿坝”软件提出法律意见等等。这些案件对推动中国法制与民间维权都具有标本性的意义。“公盟”主要是与耶鲁大学法学院进行项目合作,包括北京户籍制度改革的研究;提出新移民准入制度的建议;为小区业主维权呼吁;反对打工子弟学校强制拆迁;为一系列极端冤案提供法律援助;提出司法改革建等等。因此,可以说“公盟”的理念相当温和,行止极为有度,可以有效地发挥缓解官民冲突的良性作用。“公盟”的成员包括许志永、腾彪、浦志强和李方平等众多学者与维权律师,其顾问还有江平、茅于轼和贺卫方等著名公共知识分子。
   
    据悉,“公盟”的前身生成于2003年10月,由对收容遣送制度提出违宪审查公民建议的“三博士”许志永、滕彪、张星水发起的“阳光宪政”更名而来。正是因为中国特色的制度性原因,他们因到民政部门申请社团组织不被受理,才迫不得已到工商部门注册为“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这一事实的本身,恰恰验证了只有在中国特色这样的怪胎制度里,才能出生公盟这样的怪胎组织。“公盟”本是一个完全公益性的非营利民间组织,在中国居然因没有“主管单位审查同意”,而不得不注册成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并且每年还要向工商和税务机关缴纳各种费用与税款。这种不让民间机构登记,迫使其戴上沉重的经营与赋税双重枷锁的现状,显示出中国的NGO组织,被制度性逼成怪胎“身份”的困境。在一种正常的法治国家里,“公盟”所开展公益性质的法律研究和法律援助,本应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经济援助。然而,今天在中国特色的行政执法中,“公盟”却被税务部门荒唐处以最高的五倍罚款,昭示出当权者运用公权力打击民间社会的本性。如此一个温和、理性的公益机构,居然由政府职能部门出面运用行政权力予以扼杀,其执法正当性伦理问题,就不能不引发全社会的广泛质疑。
   
    世所诟病的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早就对于社会团体做了许多限制。最大的限制即是第9条“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如果一个社团必须要挂靠到一个国家机构并得到国家机构的许可,那么这种法规公然违反的就是《宪法》第35条规定的结社自由。因此这个条例本身就不具有正当性。在一个法治社会里,结社自由意味着公民可以自由建立任何非暴力组织,政府不得对公民的结社行为设置障碍。而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要求申请登记社会团体必须“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就是在剥夺民间行使结社权的自由。因此,北京市民政局取缔“公盟法律研究中心”所依据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做出的“取缔决定书”(京民执取字[2009]第1号),毫无执法正当性,系严重违宪行为。
   
    如今,北京当局对公盟通过税务巨额处罚与民政取缔查抄的双重联合打压,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将“公盟”这个公民社团组织扼杀在摇篮里。联想到不久前,一大批维权律师被官方以年度考核为借口而取消执业资格,再明白不过地透露出,中共为应对当下的社会公共危机,确保庆祝建制60周年,选择对“公盟”示范性打压的意图,就是要震慑当今中国日趋活跃的民间维权与民间NGO机构生长。由此可见,这是中国官方对NGO组织最具典型意义的一次政治迫害事件。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官方对NGO组织的压制态度似有松动,社会开始接纳了一些非政府的或非营利的民间团体的诞生。但这些团体主要都是从事慈善、环保、教育、妇女、儿童等多方面的社会福利或者社会公共发展事业。同时也有一些跨国公司,而且还有许多国际的NGO进入中国,开展相关的扶贫、环保、社会福利等事业。但公民社会的本质在于民间维权,而恰恰当今中国最需要的那些反腐维权方面的民间组织,却仍被政府严加拒绝。政府对民间组织管理先后出台了若干政策性规定,使此类民间组织产生的准入条件更为苛刻,凡是未经挂靠登记的民间组织一律被视为非法组织,都会遭到政府强制取缔与暴力镇压。因此,导致了中国的公民社会无法发育,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非正常的剧烈对抗中。当前,中国社会之所以矛盾尖锐,难以排解,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现行国家结构中,只有政府与公民两端,而没有“民间组织”的生存空间。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政府与公民的直接矛盾与冲突,而没有缓冲领域。继去年贵州瓮安暴动、上海杨佳袭警、广东惠州群体骚乱事件和昆明连环爆炸等引发的官民冲突余波未止,2009年以来,恶性公共事件又频频发生,玉娇刺官、石首事件、乌鲁木齐暴力群体冲突等等,而官方的应对方式,同样都是更多的封杀舆论、打压维权和取缔民间团体,杜绝一切指向制度问题的反思与批判。
   
    公民社会一向被视为推动民主建设的重要动力;民间组织的缺乏,则被看作是中国不能完成社会变革的主要原因。因此,政府如何对待民间组织的态度,就成为了一种解读中国政治改革状态的模式。然而,在中国政府的潜意识里,一直视公民社会为西方的“舶来品”,把反腐维权类民间组织看成是抵制或对抗政府的异己力量,甚至是敌对组织。官方看到民间组织在苏东剧变和“颜色革命”中所扮演的脚色而杯弓蛇影,认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势必会削弱党对社会的一元化控制权。如今北京向NGO组织开刀,致公盟大喋血而引发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可谓一个最新例证。
   
    公盟人田奇庄先生谈到,值得大家关注的是,目前大部分中国民间非政府组织都会以各种理由遭到打压,“现在他们有的组织也受到了警告,也有被查帐的,所以说这些组织生存的状况实在是非常糟糕。但是我只是说有一些政府当中的顽固政治势力,他们对于社会的一点不同声音,一点进步,他们都容忍不了。对于我们所做的一些维权的事情。他们都非常的厌恶和痛恨。我觉得这些势力一旦占到上风,对我们的民族会是一个很大的灾难。”由此而论,扼杀“公盟”的黑手来自哪里,已经是言在其中了。
   
    人类政治斗争史证明,单个的、分散的公民根本无力直接面对国家,更不可能与政府权力相抗衡。只有当社会能有介于公民与国家之间,公民自愿参加,并以自治为基础的权利共同体与活动领域,形成与政府权力对治的另一翼,才能实现“有限政府、充分人权”这样的宪政目标。从这一意义上理解,宪法的主要任务不仅在于限制政府,更在于创立和保护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公民社会。结社自由不仅是宪法必须确认的自由,也是公民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变革,只有从彻底废除政府对NGO的准入制,转而实行公民自由登记制,放手发展民间社会成长才有出路。
   
    眼下,“公盟”虽被官方不正当取缔,但“公盟”的精神并没死去。中国公民社会到来的脚步无人可以阻挡。
    (转自《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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