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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负棘天涯做楚囚”——读刘禹轩老《生死路上诗抄》

   
   我与刘禹轩老先生结识于20年多前青岛文联举行的一次座谈会。当时,禹轩老是青岛文联文学刊物《海鸥》编审,而我不过是个业余作者。多年来,我始终把他视为一位可敬的前辈师长。记得2001年我因言获罪,深陷牢狱前,曾与朋友们一起登门探望过已退休在家的禹轩老。先生古稀之年依然思维敏捷,谈锋如剑。2004年我获释后,也多次与朋友们谈起要再去拜访禹轩老,但都因阴差阳错未能成行而心中念念,反倒让已是耄耋之年的先生托朋友带话嘱我保重。最近禹轩老又托朋友转来他用生命底色创作的诗集《生死路上诗抄》。我得获大作,碾转捧读,不禁心潮涌动,潸然泪下,深感先生若不是已把自己与共和国命运嚼读成章,是不可能有如此《生死路上诗抄》这样波动人心的题目与作品的。真可谓“足迹两行,都是刀雕的石刻!”
   
    刘禹轩老是青岛大右派、文化名人 。他早年出身在一个富豪之家,但其先父却大爱不溺,毫不留情地把包括才10几岁的刘禹轩在内的六七个儿女全部赶出家门,让他们自谋创业,不给子女继承家业的依赖,反在自己的耕地上推行减租减息,甚至最终仅留下可以养老送终的有限耕地,多余的全部分给当地贫困农民,成为当地口口传颂的佳话。这可比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要早好多年,以至于“红色政权”土改时,土改干部怎么发动、教唆农民斗刘家这样的“地主恶霸”,农民都不买账,演绎出了中共“红色记忆”的一种另类版本。
   刘禹轩老少年时就才华横溢。我看到张思之先生曾在其回忆文章《绵绵师魂谁继?——追忆战时中学生活片断》中这样记叙:“那时六中各校都有社团,社团个个办刊—壁报。三分校最主要的两份一名‘萌芽’一称‘野火’:观点有异,互相颉颃;期期各有美文登出。二年级的刘禹宪、刘禹轩两兄弟分为主笔,两个才子,水平相当。我偏爱禹轩文章,他的长篇连载——《流亡入蜀记》被我视为范文,每期必读。按年龄他只长我一岁。战后储安平《观察》上关于学运记实的文字,大多出自他的手笔。现在想来,当时中学生能有那样高的水平,实源于一个坚实的基础,而这与名师的授业解惑,又显然不能分开。”青年时期的刘禹轩老还在当时的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读英文,有很好的英文功底。他在《生死路上诗抄》前言中写到:“解放前,由于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仓皇逃往解放区”。他当时是满怀豪情,向往“光明”,参加“革命”,是“带着枪”来到青岛接管了国立山东大学的。那时的禹轩老是华岗、罗竹风的秘书,亲历过中共高干华岗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全部过程,因此它更清醒地认识到党内高层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刘禹轩老在如此中共执政的背景下,因其“剥削家庭”出身,政治上始终不被信任,尽管资历很老,也涉足了权力高层,但却很早就受到排斥,先后被安排去了中苏友协、青岛文联这样的一些帮闲单位。1957年,刘禹轩老又成为毛泽东大搞“阳谋”的牺牲者,被剥夺编稿权,直至劳动教养。先生在《感怀》一诗中悲愤地写道“功名尘土半生休/负棘天涯做楚囚。”文革时期,禹轩老甚至连城市居住权都被剥夺,导致其遣返原籍,妻离子散。禹轩老的爱妻是他的高中同学、大学恋人和战友,青梅竹马,梁祝之恋。先生在诗抄中题记了在那个苦难岁月里有一个信念支撑着他“总有一天我们会团圆/这个信念至死也不能变”。但不幸的是,在他被遣返后,爱妻竟被执掌“无产阶级专政”权力的淫魔,一位“人民警察”所杀害,永远成为了中国“红色记忆”的一部分,成为当代中国公权力制造的爱情悲剧的残酷例证。这个罪恶的悲剧,深深折磨了禹轩老整整一生。刘禹轩老在这本诗集的前言中有这样的记叙:“1966年‘文革’初起,回家不久的我,又被‘遣返’原籍,其后文蕙又在下乡时惨遭欲行非礼的‘人民警察’杀害,我就成了一个家破人亡的活魂,固着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中国大地上的一个村子里……我是强忍内心的剧痛把残存的诗抄下来,作为一个时代悲剧的见证。” 禹轩老曾为此失去生活下去的勇气,是当地的父老乡亲们搭救了他。
   然而,禹轩老一生耿直,不屈不挠,从不媚俗媚权,更不出卖人格和朋友,具有典型的中国文人的风骨,以至于他能把右派的帽子一直戴到最后,戴出了气节,戴出了风流。直到先生快退休时,这位50代年就已14级的“干部”,才算被“落实政策”,在青岛文学刊物《海鸥》编辑部任副主任。不过在一些人眼里很重要的“党票”,党却不打算再给他。但禹轩老并不稀罕,他浩然正气地大喊了一声“我不要了!”这可比今天热闹非凡的退党潮要早好多年。
   刘禹轩老复出后,不仅从事编辑工作,还兼任夜校/业大教授育人,主讲外国文学,尤长莎士比亚。禹轩老培养出不少的青年作家。1988年刘先生离休后,兼事英语教育,间或写作随笔。他所撰写的苏联灭亡的系列随笔,思想性极强,在读者中反响很大。
   写禹轩老,我又想起与他同命运的青岛另一位大右派,港上文化名人,已经故去的金又新老先生。又新老既是禹轩老的挚友,也是我的恩师与“忘年交”。又新老当年也是背叛了自己上流社会的阔少爷的身份,唱着“解放区的天”歌曲,投奔了革命。然而1957年在老毛发动的“阳谋”运动中,同样难逃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厄运,被打成右派,与爱妻汪洋老师从此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完全埋葬了又新老这位当时充满才华与激情的青年与中年的大好时光,直至1980年才得以改正。当先生已经是近50岁时,党才想起来为了装点一下“民主党派”这个门面,又新老被“落实政策”后,先后但任过青岛市四方区干部职工业余学校教导处主任、副校长、校长,青岛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委、兼秘书长,四方区政协副主席,青岛市政协副秘书长等重要职位。当他正在被组织部门考查担任青岛市副市长期间,由于过度的劳累,突发脑血栓,再无法继续工作,一直在家疗养,直至病逝。先生每每向我诉及当年他被打成右派拉地板车、淘厕所、替死人穿衣服的不幸经历时,总重念那句话:“一个天使背着孩子过河,这孩子很沉重。孩子问:‘我是谁?’那天使回答:‘你是一个时代’。我们是背负着一个沉重的时代渡过了那不堪回首的河啊!” 又金老说:“那是一段惨不忍睹的时代”,他的这一震撼人心的感叹,与我今天从禹轩老《生死路上诗选》中读出的意境竟是如此契合的。
   刘禹轩老在《生死路上诗抄》里,写自己、写社会、写政治运动、写世界巨变和中国变革。他悼耀邦,致方励之;写苏联红场“心脏停止了跳动”,写天安门事件“学生运动万岁”。禹轩老诗中写道:“靠学运起家的‘老革命’怕起学运/而且暗地里恨得咬碎了残存的牙齿”。禹轩老的《生死路上诗抄》,用形象的语言记录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古体诗、近体诗,也有现代诗,甚至还有“顺口溜”。《生死路上诗抄》用血泪“言志”,用经历诉说,读后令我霍然联想到被打成“胡风反党集团”成员的诗人曾卓那首著名的诗歌《悬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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