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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薄也喊“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基础”
·是共产主义犯法还是“异见人士”犯法?
·“革命”与“正能量”都是本己性自涵
·雾霾攻陷中国,证明“科学发展观”就是“形式主义”!
·“科学发展观”是最典型的煞有介事!
·科学在心外可操作,是器,谓之形而下;“观”呢?
·“不做李自成”不过就是张决心书
·做了李自成又有何妨?只要人人过得好。
·共党当世英雄者,就应沦自已为李自成!
·这份文件是“历史顺势还是逆势”下的?
·既是官场丑闻,为什么还要对“敌对势力”亮剑?
·政治局会议承认自已是恶覇坏蛋
·胡德平注意:理论只有有效性,没有先进性。
·习近平的只有人话没有党话的新年贺词!
·吴稼祥“习李一年远超胡温十年”之说不怎么严谨
·共党的当世英雄者,就应甘愿把自已沦为李自成!
·到底是“势力”敌对,还是党性本恶?
·得道多助,失道当然寡助!--对火烧领馆的评说
·不在于習是否想做事,而在于他懂不懂事
·“黄牛的品格千里马的气势”是要有就能有的吗?
·在王军涛论点上来比较国民党与共产党
·是政法委挑衅国民,还是国民挑畔政法委?
·拍蝇打虎所指全是果,时过境迁复又生,何哉?
·国民党能出了新,共产党为什么不能?
·活动在“教义”内,胆再大也改不了革!
·致姜维平:司法腐败只能说最严重不能说最大
·害群之马正在孤假虎威
·王军涛:習順勢幹壞事易,逆勢做好事難,为什么?
·王军涛等还有个“海外民運撕裂了”的误解
·公平=正义=普遍原则=普世价值=宪政(“=”号读为“就是”)
·只要“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在首位”,决无公平与正义!
·严家祺的《論聰明……》只是述说而非论究
·在“甭管甚麼陰招、損招”的宣示下,何来公平与正义?
·《习近平学“铁血宰相”》是开裆裤说大人说话
·就算《系统清理权贵恶政》也不是出路!
·李源潮也是满嘴屁话!共产党可真是烂到了头发稍!
·从来就没有群众路线这回事
·说党的纯洁性本质上就是欺蒙性
·只要“特色”就绝无民主!(不管什么特色)
·清问共产党:“普世”这个词抽象在哪?又片面了什么?
·“党同伐异”是一切政党得以合法的先验条件
·只要一党,它就肯定是违法的!
·老虎非天生,那孕育老虎的乳汁才是罪恶之源
·对习平平的两个不能放弃的思辩
·对习近平的两个不能放弃的思辩
·我在推特上的帖子及网友提出的问题:
·我的闻答----
·文革中的左与右
·只要还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休想改革!
·向孙丰请教一个问题。
·回凯源
·支持习近平就是“支持自己”?乖乖!
·人们要问的是:社会主义就这个好法吗?
·价值观讨论中的一些问题:
·“对恐怖纷子不施仁政”是逻辑错话
·对俞正声的屁话:“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的质问
·俞正声的屁话二:
·因暴恐对标本兼治的思考:(1)何为标?
·评宋鲁郑
·评《中国正迎来自信时代》(2)
·没有有百性相信官方也信的信仰
·讲一讲思辨:
·“法如天大”可,“国法如天大”绝对不可!
·辨“道理”
·是党员抹黑了党还是党毒化了党员?
·习近平的法国骚与老子的道
·不存在治了治不了疆,只存在共产党治不了中国
·《儒家应该意识形态化》此议无效
·意识形态既非物亦非生命,何来安全?
·让高瑜用自己的嘴来证明自己有罪,恰恰证明了共产党对“高输有罪”心存疑虑
·任何存在物都只能“是”其所“是”,不能“是”其所非
·不论何种敌对势力,都是共产政权的物极而陷的必反
·占中马后炮: “一国两制”这是一个承诺
·对《奧巴马是讲普世价值,习近平是讲法治》的纯粹理性分析
·明镜《習近平的打貪對中國來說是壞消息》立论不妥
·是徐才厚误党误国误军,还是党误徐才厚?----析军报《再批徐才厚》
·到底腐败是什么?
·历史进程不再是关注敌不敌对,而是回答:该不该灭共党!
·人是伦理动物。而“党”是被人伦出来的一个“理”。党是私。
·“意识形态安全”被提出,意味着共党人向自己承认:社会主义反人类!
·历史是合规律的进程!
·就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不折不扣的错话
·“红色基因代代传”是对人类历史的明目很胆的反动!
·自由、独立及合法性
·人不是为社会也不是为国家而出生为人的
·爱国不是义务,爱地球却是义务!
·党并不是个从严就能治了的玩意
·“女官情妇化,男官西门庆化”所呼唤的就是党必须灭亡!
·《中国青年报》说:女官情妇化,最直接的根源是男官西门庆化。
·朋党是“共产”与“党”两个要素不能融溶的表现
·人是理性存在物,人不是神性存在物
·谈“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
·新年贺词虽无意识形态,但并得不出习能锐意革新
·仲维光,“反共是做人的底线”此话不妥
·习近平与敌对势力一样都厌恶社会主义
·何为普世价值?
·自然怀抱里无敌人,敌不敌是人意的指令!
·“普世”说的是物的先天性质,“价值观”说的是“先天性质”之从后天能力里
·蒋、习不可比。国共可作经验的对比。三民与共产是先经验的差别
·再论“意识的形态性”
·把人清除出党他还是人还在人生中,把党员清除出人籍他还是党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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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外民运的历史性失败》的批评

   对《海外民运的历史性失败》的批评
   
   有贴曰:《中国海外民运的历史性失败》,并说:
   “今年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各种人士在各地有很多纪念活动,也有人在反思“六四”后海外民运的高潮和失落。从1978年西单民主开始的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其主要参加者基本上都来到了海外。这其中还包括客死异域的刘宾雁、王若望等老一代自由化分子。所以,海外民运是中国最近三十年来的民运力量的汇聚之所在。
   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断言:中国海外民运已经遭遇了历史性失败,而不仅仅是“历史的失败”。“历史的失败”可以再卷土重来,而“历史性的失败”,则是被历史淘汰,此路不通,必须放弃。”

   
   
   我说:此议是穿着开裆裤,说着爱因斯坦的话。
   
   这么说吧:对成人,若抄袭或顶代别人的成就,一旦被发现,即便嘴硬心里头也难免不泛起一份愧疚。奧运会上唱歌的那位小可可,就体会不到被揭穿的苦恼,因她的理智还未成熟到发生此类体验的水平(这事是中宣部干的,她不知也与她无关)。我先表个态:我不是对作者人格上有任何不敬,我的批评是只就人的理性所达的成熟程度说的:青年林彪己多次打了胜仗,锋茫显露,可赏识他的毛泽东还说林彪是个娃娃,他懂啥?人就是这样,不到那个年纪,再聪明也说不出长远有效的话。我批评《海外民运的历史性失败》不是冲着作者,我要纠正的是大多朋友都有这个看法。其实这算不上一个看法,它是把直观的事实当成看法来看的看法。“民运”是历史的必然进程,是进程就不能避免。所以有个实没实现,却没有失不失败的问题。
   
   无论是人类的还是个人的理性,都处在进化中,进化表现为阶段性,如同座标。即人们常说的境界。民运、历史都是名词,因而都须有被观察的对象;而失败是形词,用为评价,评价得对着任务。该文说的一切都是作者看到的事实。试问你用什么看到的?当然是用感性。所以他说的统统是他的经验:经验只应是被研究的对象,不可纳为结论。
   
   因为:“无论科学还是哲学,皆系写出或说出道理,皆必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述之。……以直觉为方法,吾人可得到一种经验(你说的那些都是经验),若以直觉为方法,吾人可得到一种道理则不可。换言之:直觉可使吾人得到一种经验,而不能使吾人成立一个道理。一个经验之本身,无所谓真妄;一个道理是一个判断,判断必须合逻辑。各种学问的目的,皆不是为叙述经验,而在成立道理。故其方法,必为逻辑的。”《海外民运的历史性失败》说的那些事,只是看到的事实,即那是些经验。它们只应成为被研究的材料,以求从中推出道理。作者没用逻辑去推,直接成立为道理。故不足为训。
   
   要说某一努力已陷“失败”,就得先弄清“失败”是个什么词,干什么用。失败是评价词,评价得对着被评价的事实,那事实必须属于人的“努力”,即必须是主观设定。而且又必须有确实的标的,若所说连努力都算不上,又哪来的成败?也就是叙述得证明是什么力量、在什么时间,通过什么方式曾给海外民运规定或下达过“任务”,以及这任务的时限、量限,不对着要完成的任务怎么判定它“失败”?再,作者为文,必须保证自己是对“的”而放话。连“的”都未设定,何来的“成”?何来的“败”?
   
   说某事失败,就须先澄清其所说必须是主观事实,必须属之心里的努力。因客观世界只有存不存在,并无败不败。人上学的近期目标是考大学,没考上大学则是失败。蒋委员长及其领导的国府的目标是抗战,打垮了鬼子则是成功;成功这个评判是对抗战这个任务而言的。这一目标完成后又一目标是捍卫政权,结果却退守台湾,这是失败。这个失败是相对捍卫政权这又一任务而言的。考大学、御外侵,捍政权这都是人加给自己的任务。任务所以为任务,就因它是人心的提出,是主观的选择,只有对着人心设定的目标(可见任务来自主观)才有失不失败。
   
   若要说“民运失败”,就得保证“民运”是人心的提出,即是一个任务。可“民运”偏偏是个客观概念,它是客观的趋势但不是任务。作者的理性连分清主客关系的成熟度都未达到,连什么是事实什么是任务都没弄通,何敢谈失败?
   
   为什么说“民运”是个客观概念:
   
   因为“民”就是人,人能不是天然的,因而客观的事实?“运”是历史的进程,就是说在公共领域里的自主的要求是从“民”这个天然事实里必然地派生的。但因人是在有了能力才能有要求,既是能力在要求,能力就能感应此要求。所以我们能感知对民主的要求,却不能感知要求是由于生命本性的必然。所谓“进程”所内涵的就是:不是人心的要求,而是人在时间前进里的不可避免。不是人“要”有历史,而是人在了,不问高不高兴自不自觉,都必然地成就出历史。只要是历史,又必是从昨天前进到今天,今天过渡到明天……此一秩序永恒不移,没有什么力量能用别针把时间别住,也没有有什么力量能用钢钉钉住历史。因而进程就是时间+文明,这两个要素综合而成的时间的阶段性:就像青年别于少年,壮年别于青年……不论孩时的你,少年、青年的你,还是壮年、老年的你----都还是你。婴儿、少年、青年、…老年的不同是你这个人在时间之流里表现的阶段性,不是个体的不同。可问一问自己:从襁褓到少年,到青年,再到……成长的不同阶段是你主观要选择的吗?能避免吗?历史的进程也就是人从婴孩到少年到青年……同一个体在时间之流里留下的阶段性痕迹。前进也好,进化也好,不是客观还能是选择?只是,历史的进程里已综合上文明在时间里的过渡:从较低阶段走向更高阶段,从不够成熟走向更加成熟。在个人,阶段性除体现在肉身的发育,也还有理性成熟的表现。因而历史的进程与人的生命成长虽异曲却同工。
   
   “民运”就是永不止息的时间所必然导致的前进趋势,以及由趋势吸纳围绕趋势而活动的人。它表示的只是:先天事实的“民”所具有的本然性(即生命独立性)必然要在公共联系获得体现,这一体现就是意志自主。民运说的不是人的选择,要求,而是只要有人这种自然物质存在,就必然地要向个人自主制度前进。只要有了人,就必走向意志自主。这是自然的趋势,不是人的故意要求,是人性不可抗性的表现。因而不是英雄创立了“民运”,是历史的必然性机制出“民运”的。“民运”就不是什么人提出的或分派的任务,而是时间之流的不可逃避的方向性。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是从不够成熟向成熟的前进,从较低文明走向较高文明,从直观有效向长远有效,因而就是从恃力走向恃德,即从专制走向民主。这个方向是不变的,我们的视觉所看到的那些不同性只是历史的外在面貌,不是历史的本质。
   
   只有把历史的趋势(客观必然)错当成了主观任务来看待,才能得出《海外民运的历史性失败》这个结论。
   
   请明确:无论是五十年代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还是李昭;六十年代的遇罗克、张志新……七十年代较早的王希哲、陈尔晋、徐水良,较晚的李家华、黄翔,魏京生、徐文立,还有在下……或八九年的民主大潮……从来设有人“想”过创立“民运”。我清楚自己:是因收听中外广播,阅《人民》与《光明》两报,为华、邓时代所表现出的可能走出专制的开明气氛所鼓动,按奈不住内心的激动,才写了那几万字的大字报。迈出了第一步,也就身不由己了。去囬观所有人的作品,即便有“风头”的私心,那私心也不是要建立二十多年后的“民运”。就在历史上留下足迹的人说来,能体验到的是自己的要求,愿望、动机,他就往往从这种局限性上来看待历史。其实不是什么人创立了民运(不是人在创造历史),而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在吸引社会智慧,使一些社会才俊围绕趋势来活动:只要有毛泽东的阳谋为历史条件,即便不是五七年,也会是别的年,即便不叫右派,也会叫别的派;即便不是章、罗、储,也会有赵、钱、孙,即便不是李昭,也必有张昭……六十年代的不是遇罗克、张志新,也必有别姓的罗克,别姓的志新,如那《美国之音》的张郎郎……王希哲、魏京生、徐文立、王炳章……都没有创立海外民运的主观故意,倒是“海外民运”这个词最适合戴到他们头上。
   
   总之,有了某类性质的活动,总得有反映这种性质的活动的名称,是“民运”这个概念最适合反映我们这些人的意识及活动。不是我们有创立民运这个圈子的主观故意。
   
   “民运”既不是主观创立,不是任务,就不能避免,它非出现不可。非出现不可的潮流哪有失败不失败可言?是因大多数朋友把客观必然性当成主观任务来看待了,才得出那些对它的不当批评,说它失败。民运不存在失败,它必定能成功,请听下囬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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