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海外民运的历史性失败》的批评
   
   有贴曰：《中国海外民运的历史性失败》，并说：
   “今年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各种人士在各地有很多纪念活动，也有人在反思“六四”后海外民运的高潮和失落。从1978年西单民主开始的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其主要参加者基本上都来到了海外。这其中还包括客死异域的刘宾雁、王若望等老一代自由化分子。所以，海外民运是中国最近三十年来的民运力量的汇聚之所在。
   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断言：中国海外民运已经遭遇了历史性失败，而不仅仅是“历史的失败”。“历史的失败”可以再卷土重来，而“历史性的失败”，则是被历史淘汰，此路不通，必须放弃。”

   
   
   我说：此议是穿着开裆裤，说着爱因斯坦的话。
   
   这么说吧：对成人，若抄袭或顶代别人的成就，一旦被发现，即便嘴硬心里头也难免不泛起一份愧疚。奧运会上唱歌的那位小可可，就体会不到被揭穿的苦恼，因她的理智还未成熟到发生此类体验的水平（这事是中宣部干的，她不知也与她无关）。我先表个态：我不是对作者人格上有任何不敬，我的批评是只就人的理性所达的成熟程度说的：青年林彪己多次打了胜仗，锋茫显露，可赏识他的毛泽东还说林彪是个娃娃，他懂啥？人就是这样，不到那个年纪，再聪明也说不出长远有效的话。我批评《海外民运的历史性失败》不是冲着作者，我要纠正的是大多朋友都有这个看法。其实这算不上一个看法，它是把直观的事实当成看法来看的看法。“民运”是历史的必然进程，是进程就不能避免。所以有个实没实现，却没有失不失败的问题。
   
   无论是人类的还是个人的理性，都处在进化中，进化表现为阶段性，如同座标。即人们常说的境界。民运、历史都是名词，因而都须有被观察的对象；而失败是形词，用为评价，评价得对着任务。该文说的一切都是作者看到的事实。试问你用什么看到的？当然是用感性。所以他说的统统是他的经验：经验只应是被研究的对象，不可纳为结论。
   
   因为：“无论科学还是哲学，皆系写出或说出道理，皆必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述之。……以直觉为方法，吾人可得到一种经验（你说的那些都是经验），若以直觉为方法，吾人可得到一种道理则不可。换言之：直觉可使吾人得到一种经验，而不能使吾人成立一个道理。一个经验之本身，无所谓真妄；一个道理是一个判断，判断必须合逻辑。各种学问的目的，皆不是为叙述经验，而在成立道理。故其方法，必为逻辑的。”《海外民运的历史性失败》说的那些事，只是看到的事实，即那是些经验。它们只应成为被研究的材料，以求从中推出道理。作者没用逻辑去推，直接成立为道理。故不足为训。
   
   要说某一努力已陷“失败”，就得先弄清“失败”是个什么词，干什么用。失败是评价词，评价得对着被评价的事实，那事实必须属于人的“努力”，即必须是主观设定。而且又必须有确实的标的，若所说连努力都算不上，又哪来的成败？也就是叙述得证明是什么力量、在什么时间，通过什么方式曾给海外民运规定或下达过“任务”，以及这任务的时限、量限，不对着要完成的任务怎么判定它“失败”？再，作者为文，必须保证自己是对“的”而放话。连“的”都未设定，何来的“成”？何来的“败”？
   
   说某事失败，就须先澄清其所说必须是主观事实，必须属之心里的努力。因客观世界只有存不存在，并无败不败。人上学的近期目标是考大学，没考上大学则是失败。蒋委员长及其领导的国府的目标是抗战，打垮了鬼子则是成功；成功这个评判是对抗战这个任务而言的。这一目标完成后又一目标是捍卫政权，结果却退守台湾，这是失败。这个失败是相对捍卫政权这又一任务而言的。考大学、御外侵，捍政权这都是人加给自己的任务。任务所以为任务，就因它是人心的提出，是主观的选择，只有对着人心设定的目标（可见任务来自主观）才有失不失败。
   
   若要说“民运失败”，就得保证“民运”是人心的提出，即是一个任务。可“民运”偏偏是个客观概念，它是客观的趋势但不是任务。作者的理性连分清主客关系的成熟度都未达到，连什么是事实什么是任务都没弄通，何敢谈失败？
   
   为什么说“民运”是个客观概念：
   
   因为“民”就是人，人能不是天然的，因而客观的事实？“运”是历史的进程，就是说在公共领域里的自主的要求是从“民”这个天然事实里必然地派生的。但因人是在有了能力才能有要求，既是能力在要求，能力就能感应此要求。所以我们能感知对民主的要求，却不能感知要求是由于生命本性的必然。所谓“进程”所内涵的就是：不是人心的要求，而是人在时间前进里的不可避免。不是人“要”有历史，而是人在了，不问高不高兴自不自觉，都必然地成就出历史。只要是历史，又必是从昨天前进到今天，今天过渡到明天……此一秩序永恒不移，没有什么力量能用别针把时间别住，也没有有什么力量能用钢钉钉住历史。因而进程就是时间＋文明，这两个要素综合而成的时间的阶段性：就像青年别于少年，壮年别于青年……不论孩时的你，少年、青年的你，还是壮年、老年的你----都还是你。婴儿、少年、青年、…老年的不同是你这个人在时间之流里表现的阶段性，不是个体的不同。可问一问自己：从襁褓到少年，到青年，再到……成长的不同阶段是你主观要选择的吗？能避免吗？历史的进程也就是人从婴孩到少年到青年……同一个体在时间之流里留下的阶段性痕迹。前进也好，进化也好，不是客观还能是选择？只是，历史的进程里已综合上文明在时间里的过渡：从较低阶段走向更高阶段，从不够成熟走向更加成熟。在个人，阶段性除体现在肉身的发育，也还有理性成熟的表现。因而历史的进程与人的生命成长虽异曲却同工。
   
   “民运”就是永不止息的时间所必然导致的前进趋势，以及由趋势吸纳围绕趋势而活动的人。它表示的只是：先天事实的“民”所具有的本然性（即生命独立性）必然要在公共联系获得体现，这一体现就是意志自主。民运说的不是人的选择，要求，而是只要有人这种自然物质存在，就必然地要向个人自主制度前进。只要有了人，就必走向意志自主。这是自然的趋势，不是人的故意要求，是人性不可抗性的表现。因而不是英雄创立了“民运”，是历史的必然性机制出“民运”的。“民运”就不是什么人提出的或分派的任务，而是时间之流的不可逃避的方向性。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是从不够成熟向成熟的前进，从较低文明走向较高文明，从直观有效向长远有效，因而就是从恃力走向恃德，即从专制走向民主。这个方向是不变的，我们的视觉所看到的那些不同性只是历史的外在面貌，不是历史的本质。
   
   只有把历史的趋势（客观必然）错当成了主观任务来看待，才能得出《海外民运的历史性失败》这个结论。
   
   请明确：无论是五十年代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还是李昭；六十年代的遇罗克、张志新……七十年代较早的王希哲、陈尔晋、徐水良，较晚的李家华、黄翔，魏京生、徐文立，还有在下……或八九年的民主大潮……从来设有人“想”过创立“民运”。我清楚自己：是因收听中外广播，阅《人民》与《光明》两报，为华、邓时代所表现出的可能走出专制的开明气氛所鼓动，按奈不住内心的激动，才写了那几万字的大字报。迈出了第一步，也就身不由己了。去囬观所有人的作品，即便有“风头”的私心，那私心也不是要建立二十多年后的“民运”。就在历史上留下足迹的人说来，能体验到的是自己的要求，愿望、动机，他就往往从这种局限性上来看待历史。其实不是什么人创立了民运（不是人在创造历史），而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在吸引社会智慧，使一些社会才俊围绕趋势来活动：只要有毛泽东的阳谋为历史条件，即便不是五七年，也会是别的年，即便不叫右派，也会叫别的派；即便不是章、罗、储，也会有赵、钱、孙，即便不是李昭，也必有张昭……六十年代的不是遇罗克、张志新，也必有别姓的罗克，别姓的志新，如那《美国之音》的张郎郎……王希哲、魏京生、徐文立、王炳章……都没有创立海外民运的主观故意，倒是“海外民运”这个词最适合戴到他们头上。
   
   总之，有了某类性质的活动，总得有反映这种性质的活动的名称，是“民运”这个概念最适合反映我们这些人的意识及活动。不是我们有创立民运这个圈子的主观故意。
   
   “民运”既不是主观创立，不是任务，就不能避免，它非出现不可。非出现不可的潮流哪有失败不失败可言？是因大多数朋友把客观必然性当成主观任务来看待了，才得出那些对它的不当批评，说它失败。民运不存在失败，它必定能成功，请听下囬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