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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鹿毒奶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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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的专制:从三鹿毒奶事件看新极权主义的特征与弊害

文章摘要: 许允仁《平庸的专制》一文,是当下中国时代精神的一幅素描,它的笔触是犀利的,批判是深刻和尖锐的,但它的情怀是悲悯和仁厚的。通过对种种新极权主义现象中,人性与党性关系的深遽的揭示,它让人情不自禁地反思,在一个极权社会中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处理我与党的关系。许文仿佛锻造了一面透镜,通过它,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了自己身处其中社会深藏的内在结构,同时,也更清晰地照见了自己灵魂的形状。它使我们在长期的党化教育下日渐麻木的良知和理性,重新变得敏感和警醒。
   
   
   作者 : 吴源
   为胡锦涛主义画像--——评许允仁《平庸的专制:从三鹿毒奶事件看新极权主义的特征与弊害》

   
   和宪政民主国家相比,党国体制中的政治领袖对整个社会有着更大的影响力。因为,极权制度赋予了党不仅仅管治人们的外部行为,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意志重塑人们内在信念的无限权力。这样一来,政治领袖不仅仅是他们的政策,而且连他们的个性,都会在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刻下深深的烙印。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执政党的新一代领袖,治理中国已经6年多了。在其任期眼看着已过2/3之际,人们不禁要问这一代领袖将会为中国留下怎样的政治遗产?
   
   许允仁教授《平庸的专制:从三鹿毒奶事件看新极权主义的特征与弊害》一文,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许文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对胡的执政理念,乃至他的个性,对中国社会导致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的描画。
   
   许允仁将胡锦涛主义命名为新极权主义。并将新极权主义与宪政民主主义和威权主义一起,并称为目前中国这个后极权社会中的三大思潮。许先生认为这三大思潮是以对邓小平留下的政治遗产的不同态度为标志的。新极权主义将30年来取得的进步归因于党的坚强统治,并且认定进一步加强党对整个社会的组织控制和思想控制,是解决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引发的种种矛盾的唯一办法。一言以蔽之,新极权主义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看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战无不胜的终极法宝。
   
   许允仁以震惊世界的三鹿毒奶事件为例,从“经济领域的政企不分;法治领域的以党代法;外交上狂热的民族主义;对舆论和思想的严密操控;道德上的自欺和伪善”等各个方面,刻画了新极权主义的特征与弊害。
   
   许文除了描述新极极主义在经济、司法、宣传、外交等各方面的表现之外,特别着力揭示了新极权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文中对团派和新极权主义的关系进行了精湛的分析,对一个党国体制下竭力追求上进的团干部,如何被炼成新极权主义者作了发生学的描述。通过对这些深遽的现象学描述的阅读,有助于我们每个人理解自己在适应这个体制的过程中,究竟付出了怎样的精神上的惨痛代价。
   
   通过将新极主义最核心的精神特征概括为平庸的专制,和一般人提及极权主义时所用的愤怒控诉的口吻不同,许允仁在揭露新极权主义惊心动魄的外在罪恶的同时,对新极权主义者内在的心路历程,则作了充满怜悯的人性化的理解。
   
   似乎有些出人意外,但仔细想想却极富启发性,许允仁将竭力向人民兜售假民主和假道德的新极权主义者,和向牛奶里掺三聚氰氨的奶农的内在心态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是以追求自己的“生存权”为理由,自欺地将一种建立在损害他人权利基础上的不正当的利益,美化为自己正当的权利。而这一切都只是由于思想的贫瘠和眼界的狭窄。
   
   许允仁《平庸的专制》一文,是当下中国时代精神的一幅素描,它的笔触是犀利的,批判是深刻和尖锐的,但它的情怀是悲悯和仁厚的。通过对种种新极权主义现象中,人性与党性关系的深遽的揭示,它让人情不自禁地反思,在一个极权社会中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处理我与党的关系。许文仿佛锻造了一面透镜,通过它,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了自己身处其中社会深藏的内在结构,同时,也更清晰地照见了自己灵魂的形状。它使我们在长期的党化教育下日渐麻木的良知和理性,重新变得敏感和警醒。
   
   
   许允仁:平庸的专制——从三鹿毒奶事件看新极权主义的特征和弊害
   
   作者 : 许允仁,
   
   尽管中宣部竭力想将由三鹿引爆的在牛奶中掺毒事件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并运用其一贯的宣传技术,想将人们受到毒奶伤害的坏事,转变为党和政府对受害者亲切关怀的好事,但这一事件在亿万普通国民心灵深处造成的伤害和震撼,依然远远超过了四个月前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在数以万计的结石宝宝撕心裂肺的痛哭面前,连有着最为精湛的文宣技艺的党国总理的歉意和眼泪也显得如此的无力和苍白。
   
   三鹿毒奶事件的影响还正在扩展之中,现在不仅仅是婴幼儿奶粉,还有成人奶粉,不仅仅是奶粉,还有液态奶,接着在奶糖、糕饼、冰淇淋、巧克力、三合一咖啡……几乎所有含有乳制品的食物中,都被陆续检测出了含量不等的三聚氰氨,世界各国都在对从中国进口的奶制品进行紧急检测,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禁止中国奶制品进口的行列,中国食品制造业在世界范围内的信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然而,和亿万民众在心理上受到的巨大冲击相比,上述经济上的损失还远不是这一事件最为严重的后果。人们发现牛奶中掺有三聚氰氨的远不止三鹿一家,几乎所有奶业和奶制品业的大型企业都牵涉其中,这些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超过了60%。也就是说为了对付蛋白质含量检测,而在牛奶中掺入有毒的化工原料三聚氰氨,绝不仅仅只是少数原奶提供者的偶然行为,而已成为全行业默认的潜规则。
   
   谁没有喝过牛奶或吃过含有奶制品的食物呢?也就是说,多年来,十多亿中国人已从牛奶中饮入了数以百吨计的三聚氰氨。由于成年人的抵抗力较强,这种慢性中毒过程,难以被发现,更因为成年人的饮食结构复杂,即便是肾结石、不育症等疾病的发病率上升,也难以证明一定是由毒奶引起的,所以,这一事件最后在身体最为娇弱,饮食结构也最为单一的婴幼儿身上爆发出来。
   
   牛奶生产业,就如这一行业的寡头在其广告中宣称的那样,本来应该是强壮一个民族身体的产业,现在竟然变成了集体地对整个民族秘密地进行施毒,特别是对民族下一代的健康加以摧残的产业,这个惊人的转变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
   
   为什么不仅仅只是非法生产的小作坊,而且有头上戴满了国家赠予的所有“名牌”、“免检”桂冠的大企业;为什么不仅仅只是个别企业,而是囊括了全行业所有的寡头?这一可怕的秘密究竟如何可能被集体地守住,它为什么能够遮蔽该行业无数知情的从业者的内在良知的呼声,能够在一个信息时代成功地逃避社会舆论的监督和国家法律的制裁,而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全行业的潜规则?
   
   纵观人类历史,我们发现,不管是政治上最黑暗的专制极权时代,还是礼崩乐坏的道德彻底崩溃的社会中;不管是在秦皇汉武的传统的专制君主的统治下,还是希特勒、斯大林治下的现代极权社会中;不管是在长期战乱的春秋战国时期,道德崩溃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还是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动荡中,我们都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令人惊悚的“奇观”:一个社会的某个最重要的食品行业,会集体性地在明知某种物质对人有毒而无任何益处的情况下,出于欺诈性地赚取利润的目的,故意将其掺入食品之中,并且,能够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成功地将这种有毒的食品输送到全社会几乎所有人[1]的口中,从而使整个民族处在某种慢性中毒的状态。[2]
   
   即便是在最酷烈的民族国家间的生死决战中,我们也很少看到有对异族的敌人,不分男女老少集体性地全部进行投毒的现象。而现在,这样的“超限战”竟发生在一个国家的某个食品行业和它的全体国民之间。显然,这样复杂的系统工程绝不是仅靠少数人就能做到的,它需要全行业各个环节上众多的生产、管理和技术人员,需要国家的安全生产督察人员,相关的政府官员,党的领导者,媒体的管理者和记者等等,在有意无意之间,或者在某种外部压力之下,完成某种合谋。
   
   在笔者看来,在“举国办奥运”的背景下发生的祸害了全体中国人的毒奶事件,就像“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和“文革”导致的社会大崩溃一样,注定了要被永久性地载入史册。假如说,后者是理解什么是毛泽东式的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的典型案例的话,那么,前者则为我们考察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精神特征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窗口。这一的令人惊悚的反人类反道德的合谋,正是在新极权主义竭力营造的制度环境和人文道德环境下滋生出来的一只色彩斑斓的毒蘑菇。三鹿毒奶事件为我们剖析新极权主义的本质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经典案例。它必将在未来的世代里,成为无数的法学家、道德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反复分析和研究的对象。
   
   在本文中,我们运用了和以往常用的后极权主义有所区别的新极权主义的概念。和毛泽东时代的典型的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相比,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至今的30年都可以被称为后极权时代。所谓的新极权主义是在这一后极权时代里,近年来在执政党内兴起的政治上的一股新思潮。
   
   主要是在邓小平的主导下,中国走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体制转型的道路,那就是一方面积极推动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则依然依靠一个列宁主义政党的一党专政来维持整个社会的政治秩序。这一邓小平主义的改革路线,一方面使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骄人的成就[3],另一方面,则由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间的裂隙不断加大,而引发出越来越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
   
   在如何对待邓小平的遗产和处理目前中国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的问题上,中国社会中的各种政治思潮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这些答案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宪政民主主义的回答,它认为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是,在最高权力分解制衡和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造,使其和已经变化了的经济社会相适应;二是威权主义的回答,它认为为了经济急速发展中的社会秩序的稳定,不要急于引入政党轮替和民主选举,而应由执政党垄断政治权力,但是,必须建立严格的法治秩序,对政治权力的边界进行规范和限制,将党从一个极权主义的专政党,改造为威权体制下的执政党,而这往往被看作是最后通向宪政民主政体的一个代价最小和比较可行的过渡方案;三是新极权主义的回答,它认为解决一切矛盾的唯一真实可行的办法,就是加强党对整个社会的全面“统筹”,也就是使党的权力触角,非但不受任何外部强制性规则的限制,而是更加深入细致,不留任何死角地伸到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4],与此同时,则不断地通过组织建设和思想教育使党本身变得更加强大和英明。
   
   由于种种传统和现实的因素的交织,直接地看最主要是由于主政的党国领袖的全力推动,近五、六年来,新极权主义逐渐成为执政党内的主流思潮,并且,以自己的逻辑一步一步,虽然缓慢却坚定不移地改造着整个中国社会的面貌。经济领域的政企不分;法治领域的以党代法;外交上狂热的民族主义;对舆论和思想的严密操控;道德上的自欺和伪善,这些构成了新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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