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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60年以来中国民间社会革命观念之嬗变

武振荣:论近60年以来中国民间社会革命观念之嬗变
   (首发稿)
   
   
   文章摘要: 革命和普通人就是这样的失去了联系,而在革命进行的时间里,它却是一个可以激励普通人奋发图强的东西啊!如果说在革命年代,普通人可以“逮着”革命的话,那么,革命胜利后,他们却不知道革命为何物了——这就是中国问题,我们民运人士对此理解多少呢?

   
   
   作者 : 武振荣,
   
   
   發表時間:8/22/2009
   
   提要:本文要说明的主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它在通常的情况下,并不必然地同统治者所提倡的那种“革命”的东西相吻合;在许多场合里,民间社会的革命观念是一种缺乏阐述的近似独立的“社会存在物”。
   
   (1)1949年以前的革命观念:
   
   在中国现代史上,民主革命虽然是一个从西方社会“引进”的东西,但同许多事物一样,它在获得了自己存在的同时也就在中国社会原有的“土壤”里寻找到了它自己发育、生长所需要的“营养”。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某些革命家刻意要使它保持被“引进”前西方社会的特征的话,那么,这样的革命家作为终将要被淘汰人物的命运是可以被论证的。正因为如此,在革命和革命观念因为“引进”获得了自己存在价值的时候,它的存在就必然地要驱使它走向本土化一途。
   
   我假设被“引进”的革命在西方社会是一种类似于“资产阶级革命”或者“中产阶级革命”的东西,那么,无论“资产阶级”或者“中产阶级”,是经济方面的功能促使它变化为“革命阶级”的原因就是主要的,所以,在变化发生的过程中,此类阶级的革命观念和革命意识都是“无意识”间获得的,不是一种由意识里面的自觉因素所发现和发动的。所以,它和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自在性”就比较接近;可问题恰恰就在于,当20世纪初的中国革命家需要一种明晰的可供自己“引进”的革命时,他们同时“加工”了被“引进”的革命就是一个毋容置疑的问题。
   
   全部问题的焦点也许就在于现代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改造社会的一切权力都集中在统治者手里,因此,如果说用“革命的方式”改造社会是可取的,那么,革命在这里就必须重新被定义;而被重新定义后的革命就只剩下“夺取权力”这一意了。可见,革命的意义一开始被“简化”了,而只有被“简化”了意义的革命才可以在中国获得立足点。如果把1949年之前的中国社会视之为一个简单的社会,那么被“简化”意义的革命在它这里获得胜利就一点都不意外。
   
   (2)20世纪50年代革命观念的变化:
   
   如果我们在中国革命家所构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发现,其中存在着革命“解放”生产力、直接推进了社会发展的因素,那么,革命所寓于的经济内容在“革命胜利”后迅速兑现就自不待言。这样,在战争年代,革命所树立的伟大目标在此时此刻显明自己的存在就具有逻辑的力量。
   
   50年代初是一个没有问题的年代,革命的政党和革命家成功地夺取了政权,新政权理所当然地建立了“新社会”,而在此时,如果说长期的“社会大动乱”和频繁的战争(1911-1949)之结束在某种意义上为“新社会”背书的话,那么,和历史上所有新生政权一样,它至少是现实了和平与安宁,把这样的情况和人类进步在50年代的成果联系起来看,医疗、教育以及农业技术的普及和工业化的起步等社会现象,都可以和过去了的革命联系起来看,不消说新政权用风扫残云的方式消灭了城市中的黑社会、消灭了卖淫、吸毒等“社会丑恶现象”也为革命时期的乌托邦社会的现实铺好了路子。
   
   所以,如果不是大跃进所引起的破产式后果,没有人可以对革命提出异议的,可问题就出了大跃进之后的时间里,经济运动的惨败严重地破坏了新政权的形象和能力,因此也牵扯到了革命的“后果”,一个眼看着就可以抓住的“新社会”在瞬间的流产不仅仅是一个政权的问题或者政治问题,它在更大的背景上引出了人民对于革命的广泛怀疑,于是,以纯粹的经济方式来印证革命成果已经是很不成功的事情了,剩下的问题就是对革命做出纯粹的“精神”解读。
   
   革命不再是为眼下的社会辩护,它是为着一个未来才可以实现的叫“共产主义”的社会做准备,于是,革命在“革命战争”中根本提不出来的问题,在“革命胜利”后的时间里被原来的革命家重新定义。这样一来,在革命过程中那种可能的民主因素也就因为革命自身的维护行为而蜕变为专制主义的东西了。革命和革命后社会的政治问题“合二而一”了,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普通人所参与的革命才完全地脱离了普通人的理解程度和理解水平变成了“革命后”社会中的革命家特权,此刻,革命也许需要维护,但是,首先被维护的是革命家的特权。
   
   革命和普通人就是这样的失去了联系,而在革命进行的时间里,它却是一个可以激励普通人奋发图强的东西啊!如果说在革命年代,普通人可以“逮着”革命的话,那么,革命胜利后,他们却不知道革命为何物了——这就是中国问题,我们民运人士对此理解多少呢?
   
   (3)60年代“革命精神”之高涨:
   
   近20年来,中国民主人士、民运人士和异议人士对于60年代毛泽东、共产党的乌托邦主义时期的批评、批判已经是硕果累累的了,但是对于在这个时间里中国人民精神以及思想变化的研究和探索却是如此之少,以至于到今天为止,许多人还把两者绑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欺骗说”模式,简单地认为毛泽东用“革命欺骗人民”;人民也跟着“上当受骗”了。
   
   在30前,上述“欺骗说”也许不失其价值,只是在30年后的今天,我们对于专制主义的批评、批判还没有脱离那种水平就显得非常“过时”,因此,我认为重新检讨我们过去的批评和批判行为,在其中寻找出当时还没有被普通人捕捉到的价值,是当务之急。
   
   我总体的看法是这样,60年代里人民革命精神的高涨虽然是一个被诱发的现象,但是已经高涨了的革命精神把当时的共产党社会放到了“过渡”的坐标上却意味着一种深刻意义的革命。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如果在“过渡”社会的后面真实地存在民主社会,那么人民以“革命的方式”摆脱专制主义统治的后果就维系着一个真实的民主意义。把这样的现象同战争年代中国人民那朦胧而又模糊的民主意象联系起来看,中国人民进步的指标就可以读出来了。
   
   对60年代重大事件的解读如果仅仅停留在“精神”的层面,没有把它同普通人所产生的观点以及由观点而维系的组织——这样一种极其重要的“政治现象”联系在一起分析,那么,人们是得不得任何有价值的结论的;可是呢?如果人们的研究进入了正题,在“政治现象”中发现了在传统的革命战争年代一直因为种种原因受到抑制、压抑的“民主革命精神”的“复活”,就可以捕捉到历史进步的脉搏。
   
   在过去的年代里,“人民创造历史”——之于普通人来说,只有“宣传”上的意义,但是当“人民”在“获得”了自己观点的时候,并且“带着”观点“创造历史”而观点又彼此冲突时,民主的真正意义才不得不现身。在民主中,“人民”是分裂的、分派的,是一种条重要的收获,遗憾的是,正因为这样的“收获”太重,普通人一时间拿不动它时,才最终地被抛弃了。
   
   问题已经很清楚了,60年代毛泽东主张的“革命”是要统一人民的“精神和思想”,但是实际发生的政治现实破坏了毛泽东的期盼,一个处于纯粹的“分派”状态的东西是毛的思想的敌对物;就在这个“敌对物”的背后隐藏着人民当时还不能够言说的民主。
   
   (4)毛和人民:70年代的两败俱伤:
   
   60年代是一个世界性的革命的年代。美国发生了黑人争取人权的运动和妇女运动,法国发生了“5月风暴”,东欧诸国也发生了革命性质的人权运动,而在这些之中,影响最大、规模最大、同时争议也最大的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到今天为止人们虽然对于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形成一种有价值的分析,其原因就在于它以失败而告终。因此,中国进入70年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革命的落潮,毛泽东定义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引起了人们对于失败了的解放政治性东西的厌倦,所以,到70年代末,民间社会的革命情绪如同潮水一般的退了,在革命之外去寻找生活的乐趣就成为一种时髦。在这里,我们如果认为现代社会是受时髦支配的,那么,我们对于此现象的产生和出现似乎用不着去做钻牛角尖的思考,革命褪色了,不再是人们的喜好之情形就同直筒裤过时、喇叭裤兴起一样,都是一种无厘头的事情。
   
   如果说革命的精神总是鼓励人们去关心和研究自己身外之事之物的话,那么,当人们在远离革命后,就把对自身的关切看成是“第一等重要的事情”了(在此之前它是革命)。可见,在民主没有成功的条件下,人们目光只看自己的行为被华国锋、邓小平的“新政策”所驱动,于是,和中国人对待民主的情况一模一样,人们在隔着一层玻璃的情况下眼睛又盯着自由。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开始产生出了一批官方从来都不容忍的异议人士,于是,这些非官方身份的人对于官方“新政策”的自由解读,就形成了一种“个人自由”。此时此刻,当普通人的在被“政策改变”后所造成的个人生活压力所逼迫时,人民就回到了在60年代他们曾经批判过的“只顾拉车,不抬头看路”的历史中去了。但是,这样的事情却恰恰为中国知识分子所说的“个人自由”做了背书。
   
   没有人在理论在否认人们需要“教导”,可是,在70年代末的急剧变革中,所有可以“教导”人民的人都被视之为“空头人物”,他们可能发表的议论,在发表前就已经被归档在“空头言论”之列了。如果说这个现象是对于60年代人们受到“过分”教导的一种反动的话,那么,“教导者”的缺位好像是在预示着人们“自己教育自己”时代的开始。于是,我们在60年代一个空洞的口号(“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中,却听到了一阵历史的先声。
   
   议论至此,我说中国的历史是在被人认识时被分段的,而不是历史自身分了段。因此,我的任务就是在研究被分段了的历史中去寻找历史的“藕断丝连”。正因为是这样,历史对于我们中国普通人来说,绝不是“现成”的,而需要我们的“创造”。《生死朗读》一书的作者本哈德•施林克说:“人们对历史遗产茫然无知,不知我们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我们生活在历史之中”。
   
   (5)90年代后的反思:
   
   现代人生活在一个选择的时代。可是呢?在我们中国选择的观念被人们滥用了,那就是说当中国人在制度上还远离民主时,选择之于我们就没有“时代”的意义,无论怎么说,我们都是不自由人,因此,“自由选择的事情”之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空洞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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