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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国殇前夕 万里谈中共执政非法性(多图)

梁新


前言


   
   在国殇60周年之际,中共高层有人出来谈中共的执政非法性,这意味着中共对中国的统治已经走到了尽头的尽头。
   

   苏共曾是世界共产阵营中最强大的组织,1991年12月25日,前苏共末代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苏共正式解体,这个让西方民主国家视为头号敌人一夜之间垮台了。随后,叶利钦出任俄罗斯第一任总统。
   
   2006年底当事人叶利钦接受《俄罗斯报(Russiskaya Gazeta)》专访,对于前苏联的解体,表示原因很简单:「那是必须要发生的历史安排」。他说:「这是一个已经被确定了的历史过程,一个无法逃脱的过程」;「我们都知道,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些历史上的强大帝国,都无法逃脱自己的历史命运,苏联也是一样,它的解体已经被天定了」。
   
   中共高层中并非没有爱国者、思想者,并非没有好人。当掌握权力的正义之士,虽则是共产党专政的既得利益者,但当他们对国家对民族有责任感时,当他们的责任无法实施时,那些既得利益无法埋没他们的良心,当时机成熟时,他们要出来讲话的。
   
   在「天灭中共」的当口,在《九评共产党》发表5年,近6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时,在中共60周年「大庆」之际,93岁的万里,这个曾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山东汉子披露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共的执政是非法的。

● 中共是个没有注册的非法组织

   
   60年国殇前夕 万里谈中共执政非法性(多图)

   
   中共前人大委员长万里
   
   万里说:我告诉年轻教授,建国六十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七千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六十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
   
   万里这段话非常尖锐的指出:中国共产党没有在任何部门注册过,它是个非法组织。
   
   万里并明确指出爱党不是爱国。他说:中共统治下,「『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六十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

●中共党非法附体国家

   
   在《九评共产党》系列文章中专门谈到「邪灵附体的特征」,文章说:共产党组织本身并不从事生产和发明创造,一旦取得政权,便附着在国家人民身上,操纵和控制人民,控制着社会的最小单位以保护权力不致丧失,同时垄断着社会财富的最初来源,以吸取社会财富资源。
   
   在中国,党组织无所不在,无所不管,但人们从来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财政预算,只有国家的预算,地方政府的预算,企业的预算。无论是中央政府一直到农村的村委会,行政官员永远低于党的官员,政府听命于同级党组织。党的开销支出,均由行政部门开销中付出,并不单列开支。
   
   这个党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着社会。(引自《九评之一》)
   
   前副总理、全国委员长万里的谈话中谈到了中共党非法附体国家的事实,他说:「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
   
   万里把每年3月份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究竟起什么作用说的透透的,他说:「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八十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六十年来没有变化的。」
   
   60年国殇前夕 万里谈中共执政非法性(多图)

   
   中南海新华门的影壁《为人民服务》骗了中国人60年!
   
   民主党派人士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中共60年来做不到,最具讽刺意义的是,60年来中南海的新华门那块大影壁上刻的是毛泽东的题词「为人民服务」。更具讽刺意义的是,民主党派人士建议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但60年来竟然做不到,这个事实说明,中共默认它是「非法的地下机关」。
   
   民主国家,人民养活军队,军队是国家的,用途是保护人民,而中共的御用军队由人民养活,用途是镇压人民。万里说:「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六十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
   
   中共官媒60年如一日的声称某某「当选」什么什么职位都是谎言。万里是这样揭示这个独裁体制的:「即便在党内,六十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

● 换个与中共宣传不同的角度想问题

   
   万里说:建国六十周年了,听说正忙着阅兵准备,我已经老了,腿脚不灵了,可能去不了天安门城楼了。以前,我不分管宣传报道这一块,但我知道,为了六十年大庆,会有很多大规模的宣传,主要为了宣传国家的成就和进步,这是六十年来的老办法了,一直没有变过。前些天,中央党校一位年轻的教授到我这里来聊天,他很年轻,很有思想的。他总说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这样的老头子是革命的一代。
   
   万里并不象中共那样动不动就把不同意见的人民称作「与国外反华势力内外勾结」,要迫害和镇压。万里说: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很活跃,给我出的难题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们党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可是,和他们谈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们还是真诚的,没有乱来的意思。有时候,我觉得被他们的问题冒犯了,这可能说明我本人还不如这些年轻人真诚,我只是经常告诉他们,年轻人要多知道一些历史。
     
   前些天,他又来了,说要向我请教历史。问题还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个地厅级干部班的学员提的,他说他回答不出来,就把问题提给了我。那些学员干部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建国都六十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
   
   他的意思我明白,「六十年大庆」的宣传报道天天向老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六十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建国都六十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六十年该当何论呢?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

●中共野蛮宣传怕的是搞清基本事实

   
   直到今日,中共的网络封锁,和在新闻报道上要抢先一步的做法,都是为了让谎言占上风。但万里说,「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
     
   万里说:后来,教授告诉我,他自认为对一些问题特别有研究,但还是没有想到怎样来理解这么一些基本事实。我通过很多渠道知道这十多年来的新思潮、新提法,不管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流派,对国家六十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够变,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我对年轻教授说,你提那么个问题,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万里说:前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说很想跟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谈。他说他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说,我保证转达到。后来,一位常委同志来看我,我就传了话。我特别忘不了的是,这位老同志专门提到,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史作个交代,还有那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
   
   中共要求治下的大小官员必须按照它的命令去办,但真理是永远不变的,而谎言经不起推敲。那位去世的中共高级官员虽然「党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他却知道这么做是错的,党性最终没有压制住他的人性,让他带着愧疚和疑问而去。
   
   93岁的万里对于国殇60年,中共要大庆特庆,是这样评价的:建国六十年了,我想,这是好机会,应该好好总结,好好讨论的。我是个老头子了,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注意这种国家在前党在后的提法,在中共高层是首次),那种感情是怎么也割舍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九十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我的话没有人听。这六十年来,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变,不但年轻人要想一想,我们这些过来人更要想一想,这叫反思。
     
   有一位八十年代初在中共中央主持书记处工作的老干部,晚年在深圳住过几年,有一次万里去看他,那位书记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两大遗憾。一个遗憾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憾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他俩只是相对无语,因为这是他们都无力解决的问题。那位老干部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万里说,「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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