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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响发聋振聩的雷霆之音

怕就怕一响之后仍然苦旱不雨!所以加此按语提请胡温高度重视!



——《国庆60周年前夕一位老同志的谈话: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按语

《特权论》作者:陈泱潮(陈尔晋)


   2008-8-1

自古以来,中国有一句充满公义的至理名言:“天下有德者居之”。

   窃以为这篇《国庆60周年前夕一位老同志的谈话: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是中共建政60年来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文字。此文的重要性和含金量,远远超过毛泽东建国文章讲话与邓小平所谓“改革开放”文章讲话的总和。
   
   一因为毛泽东虽然建国,却不仅没有着手建立执政党的政治伦理道德,而且,居然在《毛泽东选集》中删除了他自己长期以来关于民主自由的种种承诺,完全等于背信弃义,严重丧失政治伦理道德!诚如这篇文章所说:

   
   “那些(关于民主、自由的)承诺在毛主席三四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二十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
   
   二因为邓小平搞所谓“改革开放”,也不仅没有认真总结毛泽东的经验教训,没有重视执政党对政治伦理道德的建设,而且,变本加厉误导全党全军全民“一切向钱看”,致使我国政治伦理道德进一步全面崩溃,世风日下,党政军干部以及民族心灵全面从根坏死!

   
   因此,此文堪称对中共建政以来最严重的罪过――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丧失了丧尽了的政治伦理道德问题,第一次全面地进行了的批判性、总结性的揭示,难能可贵地明确提出了完全是基于中国全民利益和符合时代进步潮流与需要的诉求。

   
   从我对万里先生过去文章及讲话风格、气质和政治高度的印象来看,我相信这篇讲话是出自万里先生。
   
   没有登记注册、没有经过自由普选、尤其是没有政治伦理道德的执政党,是没有合法性的政党!是必将遭到彻底清算的土匪骗子党!要改变最近遭到愤怒的职工群殴致死的总经理陈国军的命运,必须从建立政治伦理道德着手,还政于民――建立宪政民主新五权分立政治体制!还权于民――确立和确保主权在民原则,实行普选制多党制!!还軍于国――实现军队国家化!!!

   
   建议胡锦涛温家宝先生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尊重万里先生这篇发自内心肺腑的肝胆之言,将万里先生这篇非常难得的极其重要的讲话,作为党政军各级干部必读文件印发传达到基层,并且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界人士认真思考此文所提出的问题。

   
   我认为如果作为现任党和国家与军队最高领导的胡锦涛温家宝先生回避和掩盖此文所尖锐提出的问题,就是极其严重的犯罪和失职!各省、自治区、大军区,完全有理由联合提出更换最高领导的动议,并且付诸实行!这一定会获得全国人民的衷心支持和拥护!

   
   识时务者为俊杰。希望所有健在的中共党政军老干部(包括江泽民、乔石、李瑞环、曾庆红等人),都应该奋起争先恐后积极向万里先生学习,重新焕发青春的活力,站在全民和国家立场上,为建立健全执政党政治伦理道德,为推动军队国家化、政治体制民主化……竭尽全力,做出积极的可贵的贡献,为自己和儿孙留下可圈可点的口碑和佳话,而不要遗臭万年贻害子孙后代!

   
   如此,则为个人、家庭、国家、民族之幸!

   附录:
   

   
   国庆60周年前夕一位老同志的谈话: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

   
   (此稿由四次谈话整理而成,经谈话人审定。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新世纪特稿2009年7月29日】建国六十周年了,听说正忙着阅兵准备,我已经老了,腿脚不灵了,可能去不了天安门城楼了。以前,我不分管宣传报道这一块,但我知道,为了六十年大庆,会有很多大规模的宣传,主要为了宣传国家的成就和进步,这是六十年来的老办法了,一直没有变过。前些天,中央党校一位年轻的教授到我这里来聊天,他很年轻,很有思想的。他总说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这样的老头子是革命的一代,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很活跃,给我出的难题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们党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可是,和他们谈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们还是真诚的,没有乱来的意思。有时候,我觉得被他们的问题冒犯了,这可能说明我本人还不如这些年轻人真诚,我只是经常告诉他们,年轻人要多知道一些历史。
   
   前些天,他又来了,说要向我请教历史,问题还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个地厅级干部班的学员提的,他说他回答不出来,就把问题提给了我。那些学员干部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建国都六十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他的意思我明白,六十年大庆的宣传报道天天向老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六十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建国都六十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六十年该当何论呢?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
   
   我告诉年轻教授,建国六十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7000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六十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六十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六十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六十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六十年来没有变化的。
   
   后来,教授告诉我,他自认为对一些问题特别有研究,但还是没有想到怎么样来理解这么一些基本事实。我通过很多渠道知道这十多年来的新思潮、新提法,不管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流派,对国家六十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变,要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我对年轻的教授说,你提那么个问题,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前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说很想对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谈。他说他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说,我保证转达到。后来,一位常委同志来看我,我就传了话,我特别忘不了的是,这位老同志专门提到,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史作个交代,还有那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建国六十年了,我想,这是好机会,应该好好总结,好好讨论的。我是个老头子了,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那种感情是怎么也割舍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的。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我的话没有人听。这六十年来,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变,不但年轻人要想一想,我们这些过来人更要想一想,这叫反思。六十年了,应该好好庆祝,也应该好好反思。要举国反思,要举党反思。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这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六十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有一位八十年代初主持书记处工作的老同志,晚年在深圳住过几年,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个遗憾的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憾的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建国都六十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六十年来都是如此呀。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六十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六十年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变化呢?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六十年对二十二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间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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