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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能跳出历史兴亡的周期律/张建


   
   
   
   

   谁能真正跳出历史兴亡的周期律?答案是否定的。
   客观世界中,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都有一个由无到有,由弱到强,由强到盛,然后又经历由盛到衰,由衰到弱,最后消亡的过程,兴亡相随,是在普遍不过的事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同样遵循这样一个普遍的规律。任何想使自己的权力、组织、政党能够千秋万代,永远成为统治者的思想和行为,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事实都将证明,那完全是徒劳的,因为这是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
   “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 “人亡政息”、“求荣取辱”,谁能跳出这一历史兴亡的周期律?纵观历朝历代,都没有人能跳出这一历史兴亡的周期律。
   一人、一家、一组织、一政党,在取得成功、夺取政权之后,从古到今,无一例外地就是要巩固自己的地位、政权,并且都无一例外的要想做到“千秋万代、万岁万万岁”,但又无一例外地进入到历史兴亡的大轮回中,没有任何人、任何家族、任何组织能做到千秋万代,万岁万万岁!
   为何?因为 “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 “人亡政息”、“求荣取辱”,这一历史兴亡的周期律,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客观规律基于人的本性而产生的。所以,想要“千秋万代,万岁万万岁”的思想和行为,是违反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所以,没有人能跳出这一历史兴亡的周期律。
   历史兴亡的规律是由人的思想行为范畴决定的,而人的思想行为范畴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人的一些固有本性,如私心、功利心、占有欲、不可遏制的各种非理性欲望、喜新厌旧的思维等等,在这些本性的共同作用下,体现到政治生活中,就表现为一个社会历史兴亡的周期律。因此,只要是人,而不是神来主宰历史,他们就很难摆脱人的本性束缚,那么也就难以跳出历史兴亡的周期律。
   也就是说,这种历史兴亡周期律时由人的本性引起的社会现象。承认这种客观现实,有利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每一个政党,能够正确的对待个人、组织、政党、政权的兴亡,少做、或者不做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更不应该用武力镇压的方式遏制普通民众对政权、执政者的自由选择。只有这样,才能让社会在一个相对平和的环境中不断前进,否则的话,兴亡事既然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爆发摧毁旧政权的激烈革命,那将是不可避免的。
   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有一段著名的“延安窑洞对”,探讨的是历史兴亡的周期律,有没有可能跳出这个历史兴亡的周期律?谁能跳出这个历史兴亡的周期律?
   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访问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黄炎培指出,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他特别提到了“人亡政息”的历史现象。“人亡政息”,出自《中庸》。原文是:“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意思是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令都记载在典籍上。他们在世时,其政令都能得到执行;他们亡故后,其政令便停止执行了。也就是政令的贯彻因人事更迭而中断;政治局面因执政者的代谢而改变。
   毛泽东听了黄炎培的一番话,当即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十分赞同毛泽东的答话。事后还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黄炎培对数千年来,政权兴亡的历史总结是非常客观的,也对以毛泽东在执掌政权后可能出现的变化表示了担忧。而毛泽东以民主理念表现出的要跳出这种历史兴亡周期律的自信,让当时的很多人,包括黄炎培这样的名士来说,的确是倍受鼓舞的。
   然而,真的有人能跳出黄炎培所说的历史兴亡周期律吗?事实并不那么简单。
   从建党88年、建国60年以来的情况看,毛泽东当年要跳出中国历史兴亡周期律的自信推断要实现,也是不现实的,还有很大难度。或者说,毛泽东的判断本来就不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
   首先,“人亡政息”这一规律已经在毛泽东本人身上得到了验证。事实上,毛泽东在位时,经过多年实践,确立了自己的治国理念和方针政策,称为“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他所确立的各项政策和治国理念基本上已经被彻底改变。在现在的中国,“毛泽东思想”已经基本不提,虽然还不时提到毛泽东,但那更多的只具备象征意义,已经没有任何实际导向作用了。
   毛泽东在位时,对体制内的官员们太过严厉,把他们当成了继续革命的对象,这为他身后“人亡政息”埋下了最大的隐患。从毛泽东身后的历史看,正是这些当时被他作为继续革命对象的体制内官员们,复出之后把他确立的所有方针政策全部废除,“人亡政息”的事实表明,毛泽东的自信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不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包括他个人的历史发展规律的。
   自邓小平让毛泽东“人亡政息”之后,确立了自己的方针政策和治国理念,现在称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吸取毛泽东被“人亡政息”的教训,对体制内的官员及其亲属后代,是倍加关爱。现在我们知道,很多高干子弟都成为了高官,没有成为高官,也已经成为一方富豪,或者至少也是个政协委员、什么理事之类的。
   具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根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
   高干子弟在亿万富翁中占91%的极高比例,那么,中、低级干部及其子弟们,在千万富翁、百万富翁中占的比例又是多少呢?还没有见到有人统计具体数据,但凭我们对周围有钱、有势的家庭和个人观察,这个比例一定不小!
   因此,这些体制内的群体对他是很满意的,所以在邓小平身后,虽然历经两代,仍然还在高举“邓小平理论”,没有出现“人亡政息”的结果。
   那么有了“邓小平理论”,就能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吗?恐怕也是困难的。因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群体仍然只是体制内的获利群体,体制外很多利益受损或者获利很少的群体,早已对其产生了怀疑,并极力否定之。
   回顾邓小平主政以来三十年的历史看,体制内的人及其亲属后代们都非官即富,或者是又官又富,至少捞个什么委员、理事之类的做做,获得了巨大荣耀和财富,因此,体制内不会出现毛泽东式的“人亡政息”。
   但他们正在走向另一条不归路,那就是“求荣取辱”。的确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体制内的人在追求荣耀、追求财富上,可以说是捷足先登,业绩辉煌,举世瞩目,令普天下人无不仰视。
   然而,在他们追求、并获得非凡荣耀和财富的时候,体制外的人则表现了极大的不满,仇富、仇官正在成为普通民众的基本思维。他们取得荣耀和财富的事实,并没有博得普通民众从心中发出的赞扬,相反,他们正在被普通民众视为极大的耻辱。他们获得的荣耀,事实上已经被相当部分的普通民众视为耻辱。
   他们获得的官职、财富和政协委员之类的物质占有、政治荣誉,并没有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可,而是更多的增加了普通民众的不满和仇恨。一些偶然小事件诱发的打砸烧政府机关、警用车辆等等事实告诉我们,他们正在走向一条“求荣取辱”的不归之路。他们在不断追求财富、荣誉的同时,也正在不知不觉的把自己置于广大普通民众的对立面,也正在向“取辱”的归宿走去。
   贫富差距无休止扩大,将使“邓小平理论”也同样会有“人亡政息”的结果,“邓小平理论”也无法跳出历史兴亡的周期律。不过,这次让“邓小平理论”“人亡政息”的,不会是体制内的群体,推动其“人亡政息”的力量主要是体制外的,利益受到损害的群体。
   从历史的经验看,这种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过程,也就是社会革命酝酿的过程,也就是当权者由兴到亡的过程。虽然一些体制内的所谓精明人士已经感到了这种危机,并试图改变这一进程,但趋势一旦形成,逆转也是不可能的了。
   客观的看,组成组织、政党的仍然是人,而不是神,那么他们应该具有人的本性,因此,所作所为也难以跳出人的思想行为范畴。因此,其不能跳出中国历史兴亡的周期律,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毛泽东之所以自信的得出:有了民主就可以跳出这一周期律的推断,一方面是他过高的估计了他领导的党的成员们的思想觉悟;另一方面,他没有考虑到中国没有实现民主的现实;再者,恰恰是“千秋万代”、“革命江山要万年红”、“要跳出这一兴亡周期律”的思想,阻碍了民主的实现,这种思想阻止了民众实施自由选择和有效监督的权力。没有民主也就谈不上民众对官员的监督。所以,毛泽东的自信推断,也应该是一个脱离实际的推断。实际上,任何所谓“千秋万代”、“万岁、万万岁”,那都只不过是脱立人类社会发展实际的空想、梦想了。
   那么民主了,就能做到一人、一家、一组织、一政党的千秋万代、万岁万万岁的执政当权了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观察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其执政当权的人和政党则是换的更快,而民主国家的相对稳定,则正是建立在执政当权的人和政党的相对不稳定基础上的。实际上,执政当权者的不稳定并不代表社会的不稳定,而执政当权者的稳定也不代表社会的稳定。民主国家中这种执政者频繁变更的好处,在于不会使矛盾累积恶化,因此,爆发激烈社会革命的可能性要小一些。
   回顾建党88年、建国60年来的历史,不难看出,要跳出“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 “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的历史兴亡周期律,恐怕也是很难的。毕竟不管他们是怎样先进、又怎样伟大的什么党,但他们的基本组成也是人,并不是神。既然是人,就会受到人的本性、人的弱点的束缚,那么也就无法跳出由人的本性、弱点决定的社会历史兴亡的周期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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