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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不懂马克思/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论争漫话(续四)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喜欢骂人训人,也是不懂马列的表现。”(大意)---此乃文革期间毛的“最高指示”之一。若不因人废言,此话不错。只是应将其中的“马列”(主义)改作“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并非一回事也。
   
   

   毛原话针对的是其时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江青一伙。文革结束后胡乔木权势如日中天,不乏“骂人训人”之举,连周扬也遭其当面斥责,被扣上“反对中央”的如山大帽。这倒正好说明胡自己“不懂马克思”。正如王若水所云:胡乔木“虽然没有掌握真理,可是掌握了权力。”于是只好以势压人,仗势欺人。
   
   
   不过,权力毕竟不能掩盖胡乔木理论修养的不足。尽管其文字功力在毛、邓两朝的“南书房”班子中首屈一指,但马克思主义许多基本观点他若明若暗,并没真正搞清楚。其精心炮制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便暴露出作为当局认可的首席理论权威,他只是浪得虚名。
   
   
   对此,不妨引用中共哲学家、经济学家于光远对该文的评论,以见一斑。
   
   
   众所周知,胡乔木该文旨在批周扬。于光远是周扬的同事兼挚友,他自称“对于胡乔木批判周扬的文章这件事开始就反感,对这件事完全没有兴趣。如果不是为了安慰周扬,我一点也不想接触这件事,……但是胡乔木并没有忘记我这个朋友。”(于光远《周扬与我》,时代国际,2005年56页)
   
   
   于光远接着写道:
   
   
   1984年1月12日他写了封信给我:“光远同志:久未晤面,时以为念,前因党校一再邀请,在月初去讲了一篇话,这是集体创作,费时两月,四易其稿,但疏失处仍不在少。顷因中央决定要发表,正在征询各方面专家意见,准备再做一次总的修改,现奉上一份,敬乞指正,多多益善,谢谢你。敬礼。胡乔木。一月十二日。”信后还附了一句“周扬、若水同志处送请指正”。收信后我感到他写这样一封很客气的信给我,不予理睬是很不礼貌的,准备写封回信,于是就对他寄来的材料----在中央党校1月3日所作的演讲,1月5日的修改稿----看了两遍。说心里话,如果不是为了给胡乔木写回信,我是不会去看那个实在没有意思的演讲稿。一遍都不想看,更不会去看两遍。
   
   
   看了两遍,我感到胡乔木在批周扬这件事情上的确下了苦功夫,尽管他动员了许多机构中的许多人为他写这篇文稿服务,但是他本人也的确惨淡经营,挖空心思写了这篇文章。但是我对这篇文章实在无法恭维。总的说来是强词夺理,自相矛盾,漏洞不知多少,就是在胡乔木的作品中,也可以算得上最差的一个。看完这篇东西我就想,当初他开始发动对周扬批判的时候是何等声势滔滔。似乎真理真地在他手中。可是在他运用了硬和软的两个方面的手段突破了周扬的阵线,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之后,在理论上学术上却并没有站得住脚。而如果不能在理论上学术上战胜周扬,不但他原先的目的没有达到,而且政治上取得的“胜利”,反而会使他的形象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害,因此必须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出来。他的这种心情我认为可以理解,可惜他没有做到这一点,写出的竟是这样一部著作,连他究竟要批判周扬的哪些错误观点,要立自己的哪些论点,论据是什么,究竟是政治批判,还是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讨论这样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在文稿中都写的混乱不堪,不知所云。谁都知道他写的这篇文章是批周扬的,但是又不引周扬的文句,仿佛是在批判某种错误倾向,但是又时时刻刻提醒读者周扬是这个错误倾向的代表(这历来是这一类文章的通病)。胡乔木提出来的,用以支持自己的某些论据,又十分薄弱,让人看不懂。比如他十分强调一定要区别作为世界观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和作为伦理原则的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人们就会反问,难道伦理原则道德规范不就是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具体体现吗?他又把区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是他认为绝对不能容忍的)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是他大力提倡的)作为他辩论的出发点,也十分牵强。在他的这部著作中的有些地方,所用的批判周扬的语言,有时几乎每个字都是周扬文章里写的。比如周扬在他的文章中强调“我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胡乔木就用这样的论点来批评周扬。周扬这篇文章似乎早就想到有人会批评他,因而筑了不少防卫工事,比如他预计到有人会在”抽象的人“和”现实的人“上做文章,于是他不但反复讲自己说的是现实的人、实践的人,而非抽象的人,并且引经据典来支持自己。胡乔木就没有能攻破周扬的防线,经不起反诘。比如他批评周扬说“只有人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根据无非想批判周扬说的是抽象的人,违反历史唯物主义。他那么写,应该说完全无视周扬在他的文章中再三强调的他所说的人道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他对周扬所引的经典作家的语言,如毛泽东所说“世界上一切事物人是第一个最宝贵的”,(原文应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张注)不敢去批评毛泽东也抽象的讲人,竟然说毛泽东这句话中也只用了“人”一个字。我们总应该有点生活常识,人们说话免不了有时要把话说得简短一些,不能看到谁只使用了“人”一个字,一讲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就说他是抽象地谈论人。而周扬在谈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时说的一方面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同时必须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毕竟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点,是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所公认的。至于能否用“异化”论的说法来揭示社会主义中的消极现象,这个问题我从周扬文章中看到他只是简单地列举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种异化现象,并没有以为“只要盖上异化的印记,问题就得到了深刻的说明,弊病就找到了有效的药方”。周扬在文章中开的“药方”也不过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定的解放思想而已。我在前面简单地介绍周扬文章中有关人道主义异化问题时,就顾虑我这篇回忆性的文章的读者大多数不是搞理论的人,怕他们厌烦。而那只是对周扬五千多字的介绍,现在面对胡乔木的四万字,恕我不再来作介绍了。(同上,56-58页)
   
   
   笔者不惜充当“文抄公”,是因为于光远的评论抓住了胡乔木“宏文”的要害,而又比较简练,一针见血。
   
   
   相对于胡乔木或于光远而言,属于“小字辈”的顾骧虽然实际负责起草周扬文章的第四部分,即胡乔木所批判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但他没有像于光远那样逐一指出胡文的漏洞,只是扼要地提出两点:
   
   
   胡乔木在讲话中分析周扬文章的国际背景:“是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界(包括西方的‘马克思学’的学者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其实,他的这个似乎新鲜论点,用不着费力考证便可看出,它的理论也是来源于他指责的“西方的‘马克思学’的学者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新鲜。胡乔木的讲话还有一个创造:对周扬的文章定性是“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不是说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么?现在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煮成一锅粥了。这不仅封住了周扬的嘴,也横暴地对所有持有与周扬相同学术观点的人划出了禁区。(顾骧《晚年周扬》,时代国际,2004年,90页)
   
   
   不过,毛时代毕竟过去了。胡乔木固然可以把不懂理论的邓小平蒙住,从他那里取得尚方宝剑,大搞 “清除精神污染”(“清污”),将批判周扬文章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但这个“清污”运动很快遭胡耀邦与赵紫阳叫停。而邓也放话对胡文可以讨论,所以若干不同声音还得以发出。其中最坚决的斗士当数王若水,而一介书生、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现象的高尔泰也没有沉默。另外一位是时任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薛德震。他们先后撰写长文反驳胡乔木。具体情况将另文介绍。
   
   
   以下主要摘引去年4月间一位署名“陈坚”的论者,“拜读”胡的煌煌巨制后所作的读书笔记。第一篇题为《霸道与落寞,这就是乔木同志么?---读《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的献词》;另一篇分析该文注释背后的隐秘,均见于紫金网。
   
   
   陈文指出,一般文章的献词通常只有简短的一句话,胡文虽然“也是一句话,却有4个自然段,约300字”:
   
   献词的第一行是:“谨以这篇讲话式的论文”——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但占了一行。……下面写的是“献给”的对象。对象有三个方面,分别写在三个自然段里。
   
   第一个“献给”是:“献给一切探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界、文艺界同志,和探讨人生意义、人生目的的青年;”——“一切”,说明读者对象很广,既有理论界、文艺界的专业人士,还有非专业的刚走上人生道路上的青年人。根据我的回忆,当时我们几乎人手一册。一篇学术论文成了干部和高校学生必读的学习文件,只有运用行政手段才能把它摊派下去,否则书卖不出去,出版社和新华书店是要亏大本的。也只有像胡乔木那样权威人士才能享受到这样的特殊待遇。
   
   第二个“献给”是:“献给参加本文的起草和修改的同志们,在本文起草和修改过程中提出种种宝贵意见的同志们和前辈学者们,没有他们的帮助,本文就不可能以现在的面貌出现。”——这也是少见的。一篇以个人的名义发表的学术性的论文,竟然有多人参与起草和修改,还有许多人帮助提修改意见(“同志”一词的后面加“们”,说明是多人。)这究竟是个人的作品,还是集体的创作?如果当时也讲究“知识产权“的话,不是也要打官司么?就这一点看,它似乎已不是什么个人的学术论文,而完全是代表组织的而且必须贯彻执行的文件。
   
   第三个“献给”是:“也献给一切曾经抱有或继续抱有不同观点的同志们,他们的观点使作者获得了写作本文的动机和展开论证的条件,如果本文对他们提出了某些批评意见,这也是属于正常的同志态度。”——这是在和“抱有不同观点的”也就是被“提了某些批评意见的”同志们对话,有两层意思:一是为自己辩解,批评“属于正常的同志态度”;二是向被批评的同志们表示谢意:“他们的观点使作者获得了写作本文的动机和展开论证的条件。”这是乔木同志献词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是别的任何文章的献词中所从来没有见过的。老实说,我在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是很反感的。你对人家“像爷爷训孙子一样”地批了,说是“这也是属于正常的同志态度”,已属强词夺理;还说什么对他有帮助,“使作者获得了写作本文的动机和展开论证的条件”,那不是“鳄鱼的眼泪”吗?就好像一个人被人打了,打人的人对被打的说: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的观点,我还没有打你的动机和练练拳脚的条件哩。这不是欺人太甚了吗?但是再进一步想想,这也可能是乔木同志的真实思想。不说别人就单说周扬同志,也是他多年的在同一条战线、同一个部门而且地位也差不多的老战友,他这样对待人家,也觉得心有不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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