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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现在为何大力推崇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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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节明:曾国藩的真面目——兼论中共现在为何大力推崇曾国藩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文章摘要: 真实的曾国藩,既不是一个改革者、更不是一个有德之士;正相反,他是一个以最腐朽的清朝御用理学拼死对抗西方“文武制度”影响的皇权专制卫道士、一个拼死捍卫满清民族压迫暴政的奴才忠狗,他更是一个以亿万人血染红顶子的反人类杀人犯。
   

   作者 : 曾节明,
   發表時間:7/22/2009
   一,中国智识人士在曾国藩问题上的再次昏聩;
   二,曾国藩没有任何推进体制改良的作为;
   三,曾国藩对太平天国的剿杀促进了中国的进步吗?
   四,“曾文正公”的真相——一个由厚厚“道德文章”包装起来的的反人类杀人犯
   五,国人对曾国藩认识为何谬种流传、一错再错?
   六,“六四”屠杀之后,中共为何热捧曾国藩?
    一 中国智识人士在曾国藩问题上的再次昏聩
   曾国藩是一个什么样人?这本来并不是一道难题——判断一个人,无非是看他一生中做了什么、追求什么;但由于中国权力对历史的肆意装扮和歪曲——具体地说,由于御用儒家“正史”的高度评价和中共国毛时代的贬斥,曾国藩其人并不难看清的真面目,居然变得如五千年前的夏商断代史一样扑朔迷离、难以求证,以致于好些敏锐的中国独立思想者,在曾国藩的问题上都不免堂皇地发出似是而非的荒唐论调、流露出莫名其妙的昏聩眼光。
    李劼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李劼先生是我最为钦佩的现行中文政论家之一,其对中共专制统治见微知著分析能力、其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整体把握能力、其对中国百年历史内在演变的洞察力、其对孙中山、毛泽东、陈独秀、王国维、胡适之、鲁迅、周作人等政治文化名流评价之精准、眼光之独到,当今华人文人政论家,鲜有能出其之右者;但在对曾国藩的评价上,李劼先生却大失水准。
    李劼先生在其力作《孙中山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见今年六月三十日《独立评论》)中盛赞曾国藩是“只做不说”的改革家,开创了中国转型的“改革开放大业”,李劼在文中说:
    “…曾国藩的不图江山以求变革,立意高远…”
    “从曾国藩,经由李鸿章,最后到袁世凯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卓有成效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中国历史走出原地踏步式的循环,成为可能”
    “曾国藩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理念,但他凭借内心的修为,明白什么是君子有所不为。”
    总之,在李劼先生看来,曾国藩不仅是推动中国进步的大改革家,而且还是政治家中的道德楷模。
    这实在是罔顾历史事实的歪曲评价! 
    因为,真实的曾国藩,既不是一个改革者、更不是一个有德之士;正相反,他是一个以最腐朽的清朝御用理学拼死对抗西方“文武制度”影响的皇权专制卫道士、一个拼死捍卫满清民族压迫暴政的奴才忠狗,他更是一个以亿万人血染红顶子的反人类杀人犯。
    二 曾国藩没有任何推进体制改良的作为
    曾国藩一生中有两大“成就”:一是组建“湘军”,并以湘军成功地屠灭了太平天国;一是于1861年“创设”安庆军械所,开始仿造洋枪洋炮生产近代武器。其实,曾某人这两项“创举”,根本没有任何推进中国体制作用,且都不是创举。
    组建地方团练镇压农民造反,并不是曾国藩的创举,早在曾国藩所效忠的奴隶主——咸丰帝还没生时,曾某人爷爷辈的主人嘉庆帝就开始采用了:在八旗军、绿营军衰朽不堪的情况下,嘉庆帝仰赖地方团练的协助,成功地镇压了白莲教起义。
    曾国藩创建的“湘军”,没有任何近代化军队的性质:湘军的兵勇全由“朴实少心窍”(即愚民)的湖南农民组成,将领清一色由湖南地主乡绅士人担任,其建制与前朝历代官兵、民团大同小异,毫无近代化军队性质;湘军将士以地域为共同基础、以亲族宗法关系为纽带、以满清裁剪过的儒家程朱理学为精神燃料,结硬结、打死仗… 
    可见,湘军带有浓烈的中国古代地方地主武装的色彩,不仅与近代化军队粘不上边,反而倒退到连两百年前“绿营军”都不如的地步:“绿营军”是清初由汉人组成的清军,是有着统一建制的帝国正规军队,没有地域和乡亲宗法的限制。而湘军则一支正规的军队,更象是地方团练和部族武装的混合体。
    要实现军队化,首先必须采用近代化军队的建制和管理制度和理念。曾国藩组建的湘军,顽固守旧,甚至以最为腐朽愚昧的清朝御用程朱理学为指导,湘军与近代化也就绝缘。曾国藩的建军思想,根本是一种野蛮落后思想,对军队近代化转型只有负面影响。满清军队的近代化转型,事实上直到袁世凯、张之洞仿照西方国家新军创立新军时才完成。 
    设立安庆军械所也不是“曾文正”的创举:崇祯时期的明朝,就已经在威海建造铸炮基地,模仿葡萄牙传入的英国加农炮生产“红夷大炮”,(后被满清改称“红衣大炮”),以抵御满清的入侵。明朝末年,为了防御倭寇和满清(后金)犯境,明政府还在河北、江浙、广东设有火器制造基地,任用欧洲传教士生产枪炮。而排外的曾国藩所“创设”的安庆军械所,却不肯任用外国人加快技术进步,其胸襟和眼光其实连三百年前的明朝官吏都不如。
    安庆军械所生产的近代枪炮,极大地便利了清军对太平天国军民的屠杀,却未能推动清军军器向热兵器转变。镇压太平天国后,清军建制仍停留于三百年年前、军器仍以刀矛弓箭为主;僧格林沁镇压捻军起义的蒙古骑兵,从里到外与奴尔哈赤的后金骑兵无异;继湘军之后崛起的李鸿章“淮军”,只不过重走一遍湘军的旧路而已。
    曾国藩设立的安庆军械所,不过类同明朝末年的西洋火器作坊(甚至还不如),只能生产些近代“利器”,作为“以骑射为根本”(乾隆帝语)的清军作镇压被压迫民族反抗的辅助用具;安庆军械所这样的曾氏兵器作坊,是根本无力、也无意和无能推动旧体制的军队和朝廷走向近代的。
    终其一生,曾国藩没有任何推进政治、经济改革的举措,甚至连引进西方近代工业的洋务运动,也不是他发起的(真正的发起者是李鸿章)。屠灭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立即功成身退、遣散湘军、以这种政治自宫的表忠方式、向奴隶主谄媚邀宠、向儒家官史求取“高风亮节”的丹青名节…而曾国藩急流勇退之际的满清政权,仍是个皇权专制外加满人一族专制和民族压迫的邪恶怪兽,而且这种邪性,随着曾国藩对太平天国的成功镇压得到了很大的巩固和加强。
    显而易见:曾国藩的一系列“作为”,没有任何推动体制变革的用意,而充斥着维护满清的野蛮落后统治的苦心;曾国藩的这个死忠苦心,在其政治生涯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自始至终,曾国藩展现出来的都是一副死硬维护旧体制的专制皇权奴才嘴脸。
    这样一个死心塌地的奴才和旧体制的卫道士,却被李劼先生在文中盛赞为“不图江山以求变革,立意高远”;请问李劼先生:曾国藩的“以求变革之心”体现在何处?
    曾国藩“不图江山”固然是真的,但“不图江山”并不等于心存变革,更不能等同立意高远:蔡京不图宋徽宗的江山、周恩来也不图毛泽东的江山,他们的变革之心何在?高远的立意何在呢?曾国藩一生毫无推动变革的行为,其“不图江山”的行为显然是清朝御用理学信徒死忠守旧之奴才本性流露,不知其 “高远” 的“立意”在哪里?
    事实上,正是曾国藩和满清洋务派官僚的犬马之力,让满清捱过过了太平天国时期的垮台危机、获取坚船利炮的技术手段,从而更加顽固地抗拒体制变革。李劼先生认为曾国藩“没有明确的政治理念”,这显然是谬见,曾国藩的政治理念,早已旗帜鲜明地体现于他那血腥愚昧的政治实践中,它概括起来就是:
    “中华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洋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1
    这一荒唐的信条,就是是曾国藩和满清洋务派官僚的共同政治理念;在维护旧体制上,曾国藩
   和李鸿章是高度一致的,区别只在于:曾国藩仅仅设立了兵器作坊,而李鸿章引进了兵工厂和造船厂。
    综上所述,曾国藩一生,与体制改良没有丝毫的关系,李劼先生却言之凿凿地把曾国藩定性为改良派。李劼在文中说:
    “从曾国藩,经由李鸿章,最后到袁世凯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卓有成效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中国历史走出原地踏步式的循环,成为可能”
    义和拳之乱后,袁世凯创立新军、废除酷刑、废止科举制度…涂上了一点改良派的色彩;而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毕生作为,连改良层面都算不上,反而是一种利用西方技术手段捍卫旧体制的“洋务守旧”——曾国藩甚至连此种守旧的“洋务”都办得远远不够,他主要用中国古法守旧。
    李鸿章在政治上算得上是曾国藩的继承者,但袁世凯与曾国藩却根本不是一类人:曾国藩是死心塌地的清朝奴才、是旧体制的死忠捍卫者,袁世凯却是个不甘久居人下之枭雄,他没有曾国藩愚忠的奴性,为了攫取权力他敢于掀翻奴隶主、埋葬旧体制;袁世凯与曾、李走的也不是同一条路:曾国藩、李鸿章走的是卫道士之路,袁世凯走的却是一条藏器于身、伺机变天的道路。
    曾、袁二人大相径庭、分道扬镳,袁世凯更非曾国藩的继承者,不知李劼先生为什么把曾、李、袁归为同路人、同列改良者?
    近代中国,真正第一次涉及到体制改良层面的是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深具讽刺意味的是:曾国藩的继承者、被李劼先生当作“改良派”的李鸿章,却是强烈反对戊戌变法的急先锋之一,李劼先生对此何故失察?
    
    三 曾国藩对太平天国的剿杀促进了中国的进步吗?
    包括李劼先生在内的众多中国人认为:曾国藩对太平天国的剿杀为中国进步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大谬观点。
    正如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一样,当权的统治集团也平白无故的让步,这个道理,世界各国都相通,只不过各国的统治者顽固的程度有别而已;政治体制变革,一定需要压力才能够促成。
    满清政权,由于带有强烈的落后民族的殖民压迫性质,因此其统治者抗拒体制变革之愚昧和顽固,大大超过一般的王朝专制政权;这样顽固愚昧的政权,若没有外在的强大压力,是不可能自主改良的(1900年后满清的半吊子改良,很大程度上是八国联军压力促成的结果),而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客观就是一股逼迫满清改良图存的巨大压力。
    可惜的是,由于曾国藩的卫道士奴才苦功,这股能够推进中国政治改革的巨大的压力,被扭转成以“洋务”捍卫“中华文武制度”的动力,中国最邪恶最腐朽的势力逃过灭顶之灾,获取了苟延残喘的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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